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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海的个人空间 http://blog.gmw.cn/?5283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多元和合,仁学为本;明道致用,推己及人。

日志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已有 3317 次阅读2010-3-24 18:04

    

朱熹(1130-1200),字符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居建阳(今属福建)。绍兴十八年(1148)同进士出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1200)卒。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作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世人对朱熹的评价溢美之词甚多,以钱穆之评价为最,钱先生说:“朱子精神气魄宏大,故能立大规模而兼斯两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到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钱先生的评价是否公允,见仁见智,另当别论。然而就朱熹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而言,确有斩断中流之功。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有开启中华主流文化价值及其信仰之功,而孟、荀有回护儒家学说之力,树立儒学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实非董仲舒莫属,与董子齐名者乃是朱子。本文拟以《四书章句》[]之《大学章句》对朱熹的大学教育思想及其影响略述一二,以求教于方家。

一、      四书学的提升确定了理学的主流价值

四书是相对于五经而言的,四书包括五经之《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以及《论语》和《孟子》二书。南宋时,朱熹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一体,合称《四书章句集注》。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开科取士使朱熹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确定了四书学的官学地位。四书学的官学化过程当首推《大学》。元仁宗做太子时就曾表彰《大学》,认为治天下《大学衍义》就够了,足见《大学》的重要性。朱熹的大学思想对后世中华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800余年之久。

相对五经而言,四书升格的过程就是传统儒学的转化过程,该过程也即儒学教育的理学化过程。宋以前“四书”尚未积集成册,也没有整体上升到经学的地位,“五经”在学术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五经”的地位是由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时代决定的。经学时代肇始于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整理[],西汉时武帝广求贤良策,并采纳了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策略,设立“五经”博士。由此,“五经”成为官学而政治化,标志着经学时代的确立,中国思想史从此由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进入了经学时代。“五经”之所以能够成为官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和“五经”讲究“三不朽”的帝王之学分不开的。如《春秋公羊传》开卷即讲“大一统”,董仲舒利用这一理论,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1],提出了“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的政治理论。“五经”之首的《周易》也同样为改朝换代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哲学根据。如易以道阴阳,阳为纲,为君,为父,处上位。阴为辅,为臣,为母,处下位。《周易》本身折射出封建宗法纲常等级制度,而这也就是不易之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的变易思想成了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同样,《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提出了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历史观。这仍然是对天命之常与天命之变的哲学追问,指出天命不易保持,只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4]君主才能为君主,天子才能为天子。就连文学色彩最浓的《诗经》,也有大量的天命王权观念。如《周颂》《鲁颂》《商颂》等篇章;《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反映了历史发展中礼制的损益变革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礼在封建等级社会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政治作用,为君主的加冕和祭祀提供了基本的礼仪根据。

自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 博士到元仁宗决定以朱熹之《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定本止,“五经”一直在官学中起着主导意识形态的作用,以至于改朝换代、变法维新等重要的政治事件无不需要对“五经” 重新解读,如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就利用了《三经新义》。然而在长时间的经学传播过程中,由于“五经” 形式对内容的制约,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内在束缚,使“五经”的解读仅仅停留在训诂考据方面,严重阻碍了经学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经历了汉代的谶纬之学的迂回转折,魏晋的谈玄说佛,再到唐代佛学之盛行,无不冲击着官方经学,儒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样在改朝换代的冲击下,儒学所提供的礼制及理论也越来越僵化,很难适应新情况、新课题。“五经”学迫切需要改造。

“五经” 须要改造的另一种原因是在佛老心性论刺激下儒家心性理论的提升。相对而言,从西汉到宋以前,“五经”的经典解释多侧重论述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较少关注人性与人心。或者说侧重外王,缺少内圣。因此,必须对“五经”进行改造。改造的办法不外是对原有经典的彻底解构,转换解读文本,或者是对原有思维模式的突破,或者使用新的研究方法。而思想史的发展并非单线条的,往往几种模式,几种情况同时发生、同时存在,在各种思想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一种思想逐渐被社会接受,进而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发掘“四书”的内圣修养工夫,在与其他思想以及经典诠释的辩驳中,逐步地建构起自己的理论构架,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学术。

朱熹理学的确立标志着《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升格的完成。诚如周予同所论“四书”的升格主要表现为:首先,《论语》经典地位的提高;其次,《孟子》从子部上升为经部;再次,《大学》《中庸》由《礼记》中的单篇上升为专经;最后,《四书》集结而成[5]。顾炎武亦云:“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6]在“五经”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时,“四书”则地位逐渐提高,最终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依赖的主要经典,真正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

具体说,“四书”的升格运动肇始于中唐,兴盛于北宋,完成于南宋,泛滥于明清。早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就曾上书建议将“《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7]至中唐时,韩愈、李翱作《论语笔解》真正开启了理学的研究方式及话语语境。韩愈《原道》与李翱《复性书》又极力表彰《大学》、《中庸》,凸现了《大学》和《中庸》的学术地位。入宋以后,关于四书”的讨论明显增多,据章权才先生研究[8],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著作很多。据《宋志》《通考》《通志》和朱彝尊《经义考》所列,从宋初到朱熹前,有关《论语》的著作不下70部;有关《孟子》的著作不下40部;有关《大学》的著作不下10部;有关《中庸》的著作不下20部。第二,《大学》、《中庸》之学已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了专门之学。司马光有《大学广义》,程颢、程颐有《大学定本》,吕大临有《大学解》。关于《中庸》方面的作者更多,如胡瑗、陈襄、乔执中、司马光、范祖禹、苏轼、程颢、吕大临、晁说之、游酢、杨时、张浚等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三,兼通“四书”并有著作者逐渐增多。如司马光既有《大学广义》,又有《中庸广义》还有《疑孟》;二程既有《论语说》《孟子解》,又有《中庸解》和《大学定本》;第四,围绕性理课题开展重点研究。宋儒在孔子没有言说的天道方面,大做文章,企图构建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理论体系;第五,四书之学开始受到朝廷的重视。宋仁宗就曾赐进士及第的王尧臣《中庸》,赐吕臻《大学》,宋神宗熙宁年间,官办学校除了讲授五经外,还兼讲《论语》和《孟子》。宋徽宗亦曾作《论语解》,可见君主对“四书”的重视。在研究“四书”的思潮影响下,朱熹傍涉众家,集“四书”为一体,终成一代宗师。

二、《大学章句》确定了“三达德”教育理念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教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朱熹适应时代的需要,上继二程遗风,疑经正古,毕其一生推敲《大学》,终成《章句》。《大学》原本《礼记》[9][10]中的一篇,秦汉之际亦无人特别重视。汉代郑玄唐代孔颖达注疏《礼记》亦无对《大学》有疑异。

至宋代,儒家疑经风潮涌起,前有欧阳修、王安石,后有程颐、朱熹等人。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 朱熹虽然是个学术严谨的教育家、思想家,但是却一反尊重古人原意的常态,对《大学》大动手术。他把《大学》前面205字认定为经,后1500字为传,分十章,其中第五章134字为朱熹自撰“格物致知”章。从对“释明明德”到“释诚意”,朱熹改动分合,似乎尽合程子之意。然而朱熹之改动虽然自有逻辑,但是却严重违背了传统学术规范。朱熹的这些做法也改变了士人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的学习目的。事实上,实现了由“三不朽”到“三达德”的转化,这种转化既有对传统学术精神的继承也有改造和创新。这种继承表现在与儒家积极入世的内在精神一脉相承。而转化和创新则在于“三不朽”是儒者追求的目的和最高理想。如何立德,立功和立言没有具体的指导,虽有层次却没有具体的个体进步及生活实践的次第。而程朱极力表彰《大学》正是对“三不朽”的理学化和个体进阶的具体化,从而使儒家也有了像佛家、道家教育中个体修养的次第,提升了儒家学习体系。

可以说,由朱熹确定了“三纲领八目”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实践。遗憾的是学界目前对此少有论述。“三纲八目”也就是《大学章句》的首句,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说按照程子的意思,亲当做新。他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徳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眛,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徳,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徳、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通读朱熹的理学著作,可以说朱熹的这段解释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和理学精粹。大人之学是儒家中君子、贤人、圣人的学问。儒家教育实践的内在进路在于人们本有的良好意欲,即“人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意欲。这种本有的进德修业的意欲就是大学成为可能。而大学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小学是基础教育,属于识字辨物,培养人们生活基本技能阶段。大学则在于培养人们志气,使人能够通过明德、新民,达到至善的境地。这种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朱熹的人性论,从理学内在逻辑上说,朱熹继承了李翱的复性论思想,通过明德、弃旧革新而成就圣人事业。由此,朱熹改造了郑玄、孔颖达的对古本《大学》“三达德”的解释,创造性地实现了教育话语权的转化,对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循序渐进的大学之道

朱熹所作《大学章句》字约意丰,意韵深厚,亦非本文所能承载。但就朱熹对《大学》经一章的解释而言,朱熹不仅指明了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还指出了教化的路径。相对先秦人性教化的讨论,孟子由人性善得出教育的可能性,而荀子则由人性恶得出了教育的必要性。秦汉以降,董仲舒、杨雄、王弼、王通、韩愈、李翱等许多著名学者就时代引发的人性问题展开过讨论,而到朱熹时,人性与教化问题得以较好地解决。

朱熹用理学的逻辑对成就至善事业进行了解释。现在就朱熹对经一章其余部分的解释做一分析。

(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朱熹解释说:“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朱熹首先突出“止”的意义,也是说当人接受儒家教育时就应当知道自己所担当的意义,明白自己就是要达到圣人的至善之境,实践成人之道。这就是大学的目的。知道这个目的也就确定了人生的志向。志向明确,心不受利欲影响,才能安其所安,安于人之为人的本分。只有在此基础,才会处事精详,做事合目的性,人生才能达到至善之地。很明显,朱熹对该句的解释确定了德性培养的前提即目的,从前提到目的发展也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朱熹解释说:“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由此,朱熹完成了明德为本,推陈出新为末,明确目标为始,践履实行为得的德性论与知识论,完成了独具特色的知先行后认识理论。

(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朱熹说:“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朱熹认为这就是大学的八条目。“三达德”是纲,“八条”是目,纲举目张。由平天下(明德)、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到格物的次序是朱熹认为从人生最高目标到最低行动的逆推过程。最高目标是平天下,最低行动是格物,要实现最高目标就应该从最基础做起。需要指出的是,在朱熹的教育哲学中基础是性即理,理统摄一切。心是主体自身,具有主观能动性,真心实发追求的至善是合目的性和道德性的。之所以要格物致知就是认识到自然万物之理的统一性和合目的性,而通过对日常事务、洒扫应对的学习和认识,就能够认识世界宇宙之理,推己及人达到平天下的至善之地。

(四)“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说“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朱熹又通过对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这一顺推的次序的解释了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恰当性,认识到通过主体认识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及正当性,也就能够知天知人,顺应社会,做到小即个人修养精进,安顿家庭,大到治理国家,成就圣人事业。

(五)“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朱熹说“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 这是朱熹对《大学》经一章的总结。他明确指出了达到“三达德”的具体措施。然而却片面的把修身养性,培养绝对道德意识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后世教育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促进作用在于对当时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也对保存中华礼制文明的延续有回护之功。通观中国的教育史,经历了唐宋社会转型期,科举制度给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入仕机会,是一些精英不愿意从事专科技能学习,而是积极投身于科举考试,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管理。这使得后世中国社会官僚政治发达,政治哲学突出,而科教却相对落后。而朱熹的《四书章句》则成为官方的科举教材,朱熹对《大学》的修订明确指向了教育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主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参考文献

 

[1][]何休撰,[]陆徳明音义:《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考证,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

[2]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8-2519页。

[3] []朱熹:《周易本义》卷三,廖名春点校本,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4月,第185页。

[4] []孔氏传,[]陆德明音义,孔颕达疏:《尚书注疏》卷十六,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227页。

[5]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11-112

[6]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67页。

[8] 章权才.宋代退五经尊四书的过程与本质[J].学术研究,199602.

[9] 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J].史学史研究,1984(04)

[10]吴亚文.<礼记>有关篇章作者及其成书年代[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4).

 

 



[] 近些年研究四书学的成果颇多,1995年西北大学陆建猷的博士论文《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认为《四书集注》是继汉代五经合集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儒家单经的群集。朱熹有适别地运用章句和集注两种诠释书体,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通加注释,内在地建构起了以四书文本为诠释物件、章句集注为诠释本体的四书学系统。从思想史上对四书的经学地位的确定有所揭示。2007年华中师范大学周春健的博士论文《元代四书学研究》认为在四书学史上,元代百年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期。该文主要从元代四书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元代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及其影响、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元代四书学的学派谱系及其特征等方面,对元代四书学进行考察,并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实际地位作出评价。2009年中南大学辜桃的硕士论文《大学〉在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的阐释》引证文献较丰富,对大陆地区《大学》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学术史回顾,可资参考。本文所引用《大学章句》文献均出自朱熹之《四书章句集注》(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着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 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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