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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海的個人空間 http://big5.gmw.cn/g2b/blog.gmw.cn/?5283 [收藏] [複製] [分享] [RSS] 多元和合﹐仁學為本﹔明道致用﹐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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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的理學化──以朱熹《大學章句》為核心的解讀

已有 2367 次閱讀2010-3-24 18:04

    

朱熹(1130-1200)﹐字符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別號考亭﹑紫陽﹐南宋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僑居建陽(今屬福建)。紹興十八年(1148)同進士出身﹐歷仕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慶元六年(1200)卒。嘉定二年(1209)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1227)﹐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

作為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關鍵人物﹐世人對朱熹的評價溢美之詞甚多﹐以錢穆之評價為最﹐錢先生說﹕“朱子精神氣魄宏大﹐故能立大規模而兼斯兩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到中庸﹐四通六闢﹐成此一家”。錢先生的評價是否公允﹐見仁見智﹐另當別論。然而就朱熹思想對後世的影響而言﹐確有斬斷中流之功。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孔子有開啟中華主流文化價值及其信仰之功﹐而孟﹑荀有迴護儒家學說之力﹐樹立儒學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實非董仲舒莫屬﹐與董子齊名者乃是朱子。本文擬以《四書章句》[]之《大學章句》對朱熹的大學教育思想及其影響略述一二﹐以求教于方家。

一﹑      四書學的提昇確定了理學的主流價值

四書是相對於五經而言的﹐四書包括五經之《禮記》的《大學》《中庸》兩篇以及《論語》和《孟子》二書。南宋時﹐朱熹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一體﹐合稱《四書章句集注》。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開科取士使朱熹注《四書》成為科舉考試的科目並佔據了優勢地位﹐確定了四書學的官學地位。四書學的官學化過程當首推《大學》。元仁宗做太子時就曾表彰《大學》﹐認為治天下《大學衍義》就夠了﹐足見《大學》的重要性。朱熹的大學思想對後世中華民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有800餘年之久。

相對五經而言﹐四書升格的過程就是傳統儒學的轉化過程﹐該過程也即儒學教育的理學化過程。宋以前“四書”尚未積集成冊﹐也沒有整體上昇到經學的地位﹐“五經”在學術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五經”的地位是由儒家思想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經學時代決定的。經學時代肇始于孔子對《詩》《書》《禮》《樂》《易》《春秋》的整理[]﹐西漢時武帝廣求賢良策﹐並採納了大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策略﹐設立“五經”博士。由此﹐“五經”成為官學而政治化﹐標誌著經學時代的確立﹐中國思想史從此由百家爭鳴的子學時代進入了經學時代。“五經”之所以能夠成為官學﹐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是和“五經”講究“三不朽”的帝王之學分不開的。如《春秋公羊傳》開卷即講“大一統”﹐董仲舒利用這一理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1]﹐提出了“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2]的政治理論。“五經”之首的《周易》也同樣為改朝換代以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確立提供了哲學根據。如易以道陰陽﹐陽為綱﹐為君﹐為父﹐處上位。陰為輔﹐為臣﹐為母﹐處下位。《周易》本身折射出封建宗法綱常等級制度﹐而這也就是不易之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3]的變易思想成了封建社會的改朝換代的理論依據。同樣﹐《尚書》作為我國最早的政治歷史文獻彙編﹐提出了天命無常﹐惟德是輔的歷史觀。這仍然是對天命之常與天命之變的哲學追問﹐指出天命不易保持﹐祗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4]君主才能為君主﹐天子才能為天子。就連文學色彩最濃的《詩經》﹐也有大量的天命王權觀念。如《周頌》《魯頌》《商頌》等篇章﹔《禮》包括《儀禮》《禮記》和《周禮》﹐反映了歷史發展中禮制的損益變革情況﹐更為重要的是禮在封建等級社會中有著至高無上的政治作用﹐為君主的加冕和祭祀提供了基本的禮儀根據。

自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 博士到元仁宗決定以朱熹之《四書集注》為科舉考試定本止﹐“五經”一直在官學中起著主導意識形態的作用﹐以至於改朝換代﹑變法維新等重要的政治事件無不需要對“五經” 重新解讀﹐如北宋時期王安石變法就利用了《三經新義》。然而在長時間的經學傳播過程中﹐由於“五經” 形式對內容的制約﹐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內在束縛﹐使“五經”的解讀僅僅停留在訓詁考據方面﹐嚴重阻礙了經學的發展。在社會生活中﹐經歷了漢代的讖緯之學的迂迴轉折﹐魏晉的談玄說佛﹐再到唐代佛學之盛行﹐無不衝擊著官方經學﹐儒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同樣在改朝換代的衝擊下﹐儒學所提供的禮制及理論也越來越僵化﹐很難適應新情況﹑新課題。“五經”學迫切需要改造。

“五經” 須要改造的另一種原因是在佛老心性論刺激下儒家心性理論的提昇。相對而言﹐從西漢到宋以前﹐“五經”的經典解釋多側重論述社會等級制度的合理性﹐較少關注人性與人心。或者說側重外王﹐缺少內聖。因此﹐必須對“五經”進行改造。改造的辦法不外是對原有經典的徹底解構﹐轉換解讀文本﹐或者是對原有思維模式的突破﹐或者使用新的研究方法。而思想史的發展並非單線條的﹐往往幾種模式﹐幾種情況同時發生﹑同時存在﹐在各種思想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一種思想逐漸被社會接受﹐進而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朱熹繼承了二程的理學思想﹐發掘“四書”的內聖修養工夫﹐在與其他思想以及經典詮釋的辯駁中﹐逐步地建構起自己的理論構架﹐在改造自身的過程中﹐成為了社會的主流學術。

朱熹理學的確立標誌著《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升格的完成。誠如周予同所論“四書”的升格主要表現為﹕首先﹐《論語》經典地位的提高﹔其次﹐《孟子》從子部上昇為經部﹔再次﹐《大學》《中庸》由《禮記》中的單篇上昇為專經﹔最後﹐《四書》集結而成[5]。顧炎武亦雲﹕“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6]在“五經”沒有退出歷史舞臺時﹐“四書”則地位逐漸提高﹐最終成為了官方意識形態依賴的主要經典﹐真正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基礎。

具體說﹐“四書”的升格運動肇始于中唐﹐興盛于北宋﹐完成於南宋﹐泛濫於明清。早在唐代宗寶應二年(763年)﹐禮部侍郎楊綰就曾上書建議將“《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7]至中唐時﹐韓愈﹑李翱作《論語筆解》真正開啟了理學的研究方式及話語語境。韓愈《原道》與李翱《復性書》又極力表彰《大學》﹑《中庸》﹐凸現了《大學》和《中庸》的學術地位。入宋以後﹐關於四書”的討論明顯增多﹐據章權才先生研究[8]﹐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著作很多。據《宋志》《通考》《通志》和朱彝尊《經義考》所列﹐從宋初到朱熹前﹐有關《論語》的著作不下70部﹔有關《孟子》的著作不下40部﹔有關《大學》的著作不下10部﹔有關《中庸》的著作不下20部。第二﹐《大學》﹑《中庸》之學已從《禮記》中獨立出來﹐成了專門之學。司馬光有《大學廣義》﹐程顥﹑程頤有《大學定本》﹐呂大臨有《大學解》。關於《中庸》方面的作者更多﹐如胡瑗﹑陳襄﹑喬執中﹑司馬光﹑范祖禹﹑蘇軾﹑程顥﹑呂大臨﹑晁說之﹑游酢﹑楊時﹑張浚等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三﹐兼通“四書”並有著作者逐漸增多。如司馬光既有《大學廣義》﹐又有《中庸廣義》還有《疑孟》﹔二程既有《論語說》《孟子解》﹐又有《中庸解》和《大學定本》﹔第四﹐圍繞性理課題開展重點研究。宋儒在孔子沒有言說的天道方面﹐大做文章﹐企圖構建適應封建社會後期統治階級所需要的理論體系﹔第五﹐四書之學開始受到朝廷的重視。宋仁宗就曾賜進士及第的王堯臣《中庸》﹐賜呂臻《大學》﹐宋神宗熙寧年間﹐官辦學校除了講授五經外﹐還兼講《論語》和《孟子》。宋徽宗亦曾作《論語解》﹐可見君主對“四書”的重視。在研究“四書”的思潮影響下﹐朱熹傍涉眾家﹐集“四書”為一體﹐終成一代宗師。

二﹑《大學章句》確定了“三達德”教育理念

唐宋時期是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教育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朱熹適應時代的需要﹐上繼二程遺風﹐疑經正古﹐畢其一生推敲《大學》﹐終成《章句》。《大學》原本《禮記》[9][10]中的一篇﹐秦漢之際亦無人特別重視。漢代鄭玄唐代孔穎達註疏《禮記》亦無對《大學》有疑異。

至宋代﹐儒家疑經風潮湧起﹐前有歐陽修﹑王安石﹐後有程頤﹑朱熹等人。朱熹在《大學章句》中說“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 朱熹雖然是個學術嚴謹的教育家﹑思想家﹐但是卻一反尊重古人原意的常態﹐對《大學》大動手術。他把《大學》前面205字認定為經﹐後1500字為傳﹐分十章﹐其中第五章134字為朱熹自撰“格物致知”章。從對“釋明明德”到“釋誠意”﹐朱熹改動分合﹐似乎盡合程子之意。然而朱熹之改動雖然自有邏輯﹐但是卻嚴重違背了傳統學術規範。朱熹的這些做法也改變了士人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的學習目的。事實上﹐實現了由“三不朽”到“三達德”的轉化﹐這種轉化既有對傳統學術精神的繼承也有改造和創新。這種繼承表現在與儒家積極入世的內在精神一脈相承。而轉化和創新則在於“三不朽”是儒者追求的目的和最高理想。如何立德﹐立功和立言沒有具體的指導﹐雖有層次卻沒有具體的個體進步及生活實踐的次第。而程朱極力表彰《大學》正是對“三不朽”的理學化和個體進階的具體化﹐從而使儒家也有了像佛家﹑道家教育中個體修養的次第﹐提昇了儒家學習體系。

可以說﹐由朱熹確定了“三綱領八目”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實踐。遺憾的是學界目前對此少有論述。“三綱八目”也就是《大學章句》的首句﹐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說按照程子的意思﹐親當做新。他說﹕“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徳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眛﹐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徳﹐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徳﹑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通讀朱熹的理學著作﹐可以說朱熹的這段解釋凝聚了他畢生的心血和理學精粹。大人之學是儒家中君子﹑賢人﹑聖人的學問。儒家教育實踐的內在進路在於人們本有的良好意欲﹐即“人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的意欲。這種本有的進德修業的意欲就是大學成為可能。而大學相對於小學而言的﹐小學是基礎教育﹐屬於識字辨物﹐培養人們生活基本技能階段。大學則在於培養人們志氣﹐使人能夠通過明德﹑新民﹐達到至善的境地。這種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就是朱熹的人性論﹐從理學內在邏輯上說﹐朱熹繼承了李翱的復性論思想﹐通過明德﹑棄舊革新而成就聖人事業。由此﹐朱熹改造了鄭玄﹑孔穎達的對古本《大學》“三達德”的解釋﹐創造性地實現了教育話語權的轉化﹐對後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三﹑循序漸進的大學之道

朱熹所作《大學章句》字約意豐﹐意韻深厚﹐亦非本文所能承載。但就朱熹對《大學》經一章的解釋而言﹐朱熹不僅指明了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還指出了教化的路徑。相對先秦人性教化的討論﹐孟子由人性善得出教育的可能性﹐而荀子則由人性惡得出了教育的必要性。秦漢以降﹐董仲舒﹑楊雄﹑王弼﹑王通﹑韓愈﹑李翱等許多著名學者就時代引發的人性問題展開過討論﹐而到朱熹時﹐人性與教化問題得以較好地解決。

朱熹用理學的邏輯對成就至善事業進行了解釋。現在就朱熹對經一章其餘部分的解釋做一分析。

(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朱熹解釋說﹕“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朱熹首先突出“止”的意義﹐也是說當人接受儒家教育時就應當知道自己所擔當的意義﹐明白自己就是要達到聖人的至善之境﹐實踐成人之道。這就是大學的目的。知道這個目的也就確定了人生的志向。志向明確﹐心不受利欲影響﹐才能安其所安﹐安於人之為人的本分。祗有在此基礎﹐才會處事精詳﹐做事合目的性﹐人生才能達到至善之地。很明顯﹐朱熹對該句的解釋確定了德性培養的前提即目的﹐從前提到目的發展也就是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二)“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朱熹解釋說﹕“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由此﹐朱熹完成了明德為本﹐推陳出新為末﹐明確目標為始﹐踐履實行為得的德性論與知識論﹐完成了獨具特色的知先行後認識理論。

(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朱熹說﹕“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于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朱熹認為這就是大學的八條目。“三達德”是綱﹐“八條”是目﹐綱舉目張。由平天下(明德)﹑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致知到格物的次序是朱熹認為從人生最高目標到最低行動的逆推過程。最高目標是平天下﹐最低行動是格物﹐要實現最高目標就應該從最基礎做起。需要指出的是﹐在朱熹的教育哲學中基礎是性即理﹐理統攝一切。心是主體自身﹐具有主觀能動性﹐真心實發追求的至善是合目的性和道德性的。之所以要格物致知就是認識到自然萬物之理的統一性和合目的性﹐而通過對日常事務﹑灑掃應對的學習和認識﹐就能夠認識世界宇宙之理﹐推己及人達到平天下的至善之地。

(四)“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朱熹說“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朱熹又通過對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這一順推的次序的解釋了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恰當性﹐認識到通過主體認識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及正當性﹐也就能夠知天知人﹐順應社會﹐做到小即個人修養精進﹐安頓家庭﹐大到治理國家﹐成就聖人事業。

(五)“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朱熹說“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這是朱熹對《大學》經一章的總結。他明確指出了達到“三達德”的具體措施。然而卻片面的把修身養性﹐培養絕對道德意識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對後世教育既有促進作用﹐也有阻礙作用。促進作用在於對當時物欲橫流的社會現象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也對保存中華禮製文明的延續有迴護之功。通觀中國的教育史﹐經歷了唐宋社會轉型期﹐科舉制度給人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入仕機會﹐是一些精英不願意從事專科技能學習﹐而是積極投身於科舉考試﹐參與政治活動和社會管理。這使得後世中國社會官僚政治發達﹐政治哲學突出﹐而科教卻相對落後。而朱熹的《四書章句》則成為官方的科舉教材﹐朱熹對《大學》的修訂明確指向了教育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進一步促進了中華思維的內斂﹐由此也導致了宋以後中國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養﹑政治智慧以及為官之道﹐缺乏開發生產工具和實用技能的偏向。儘管明清時期中國出現了實學思潮﹐然而由於傳統主流思維的慣性﹐使中華民主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失去了科技發展的契機與優勢。

 

參考文獻

 

[1][]何休撰﹐[]陸徳明音義﹕《春秋公羊傳註疏》卷一考證﹐阮元﹕《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

[2] []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18-2519頁。

[3] []朱熹﹕《周易本義》卷三﹐廖名春點校本﹐廣州﹕廣州出版社﹐19944月﹐第185頁。

[4] []孔氏傳﹐[]陸德明音義﹐孔颕達疏﹕《尚書註疏》卷十六﹐阮元﹕《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第227頁。

[5] 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第111-112

[6]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

[7]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67頁。

[8] 章權才.宋代退五經尊四書的過程與本質[J].學術研究﹐199602.

[9] 徐喜辰.<禮記>的成書年代及其史料價值[J].史學史研究﹐1984(04)

[10]吳亞文.<禮記>有關篇章作者及其成書年代[J].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04).

 

 



[] 近些年研究四書學的成果頗多﹐1995年西北大學陸建猷的博士論文《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認為《四書集注》是繼漢代五經合集之後出現的又一部儒家單經的群集。朱熹有適別地運用章句和集注兩種詮釋書體﹐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通加注釋﹐內在地建構起了以四書文本為詮釋物件﹑章句集注為詮釋本體的四書學系統。從思想史上對四書的經學地位的確定有所揭示。2007年華中師範大學周春健的博士論文《元代四書學研究》認為在四書學史上﹐元代百年是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歷史時期。該文主要從元代四書學興起的歷史文化背景﹑元代四書學官學地位的制度化及其影響﹑元代四書學的地域分佈與學術師承﹑元代四書學的學派譜系及其特徵等方面﹐對元代四書學進行考察﹐並對其在學術史上的實際地位作出評價。2009年中南大學辜桃的碩士論文《大學〉在近三十年中國大陸的闡釋》引證文獻較豐富﹐對大陸地區《大學》的研究情況進行了學術史回顧﹐可資參考。本文所引用《大學章句》文獻均出自朱熹之《四書章句集注》(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說﹕“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佛之論也。” 周予同註釋.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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