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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

2018-04-02 09:12 來源﹕北京日報 
2018-04-02 09:12:04來源﹕北京日報作者﹕責任編輯﹕鄭芳芳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李慶剛

  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工作方法和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中﹐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仍需要我們與時俱進地掌握調查研究的方法﹐繼承這一優良傳統﹐夯實這一謀事之基﹐光大這一成事之道。

  “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鬥爭的第一步﹐就是先瞭解中國國情並據此提出革命路線圖。這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對並勇敢承擔起來的工作。鄧小平指出﹕“毛澤東同志從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締造我們黨的最初年代開始﹐就一直提倡和實行對於社會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論脫離實際﹑一切只從主觀願望出發﹑一切只從本本和上級指示出發而不聯繫具體實際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鬥爭。”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不同時期﹐都留下了很多調查研究的經典論述和案例。比如﹐在大革命前後和土地革命時期﹐他用大量時間對農村有關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興國調查》《尋烏調查》等。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毛澤東同志1930年在尋烏縣調查時﹐直接與各界群眾開調查會﹐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諸如該縣各類物產的產量﹑價格﹐縣城各業人員數量﹑比例﹐各商舖經營品種﹑收入﹐各地農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樣﹐各類人群的政治態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這種深入﹑唯實的作風值得我們學習。”毛澤東在《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在思想理論上闡明了調查工作的重要意義﹐提出了兩個極為重要的觀點﹕一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二是“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仍一如既往身體力行開展調查研究。1956年﹐毛澤東歷時兩個多月先後聽取了中央國務院30多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報告﹐成為黨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端。

  當然﹐探索之路從來不是一片坦途﹑一帆風順。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更由於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隨後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指標和“共產風”盛行。主觀上的工作失誤和客觀上的嚴重自然災害﹐導致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在嚴峻的形勢面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很快意識到﹐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客觀實際並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為此﹐毛澤東呼籲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他帶頭提倡下﹐劉少奇到湖南﹐周恩來到河北﹐朱德到四川﹑河南﹐陳雲到上海﹐鄧小平到北京郊區縣等地進行調查研究。同時﹐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部署﹐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農業問題﹐並派出十個調查組分赴“三北”(華北﹑東北﹑西北)﹑山東﹑四川等地的有關省﹑區調查。根據安排﹐習仲勛到河南長葛﹐廖魯言到山西晉東南﹐胡耀邦到遼寧﹐王從吾到黑龍江﹐錢瑛到甘肅﹐陳正人到四川﹐王觀瀾到陝西﹐徐冰到山東﹐楊尚昆到河北安國和徐水﹐分別進行調查研究。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同志紛紛走出機關﹐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研究為國民經濟調整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和堅實的基礎﹐而國民經濟調整又成為推動調查研究廣泛深入發展的強大動力﹐兩者起到了很好的互相推動作用。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習近平總書記總結指出﹕“回顧我們黨的發展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麼時候全黨從上到下重視並堅持和加強調查研究﹐黨的工作決策和指導方針符合客觀實際﹐黨的事業就順利發展﹔而忽視調查研究或者調查研究不夠﹐往往導致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領導意志脫離群眾願望﹐從而造成決策失誤﹐使黨的事業蒙受損失。”

  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准﹑效”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他還指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都要求我們的領導工作和領導幹部必須始終堅持和不斷加強調查研究。祗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真正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也才能從根本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決策的正確制定與貫徹執行。”

  調查研究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過程﹐是探求真理的過程﹐也就是實事求是的過程。毛澤東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他還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調查研究離開了實事求是原則或者實事求是不夠﹐就會導致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領導意志脫離群眾願望﹐從而造成決策失誤﹐使黨的事業蒙受損失。1960年6月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一文中指出﹐過去工作中犯錯誤正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而我們所要爭取的主動權﹐恰恰“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1961年3月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指出﹕“調查研究﹐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認識總是有局限性的﹐要擺脫局限性﹑片面性﹐必須進行比較﹑綜合﹑分析。”1978年5月﹐鄧小平指出﹕“先作調查研究﹐然後才有發言權。開會也好﹐作決議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從實際出發﹐提出問題﹐總結經驗﹐制定方針政策﹐這就是實事求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准﹑效”。這五個方面是對實事求是原則的細化。

[責任編輯:鄭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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