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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

2019-01-07 13:09來源﹕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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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2018年12月19日下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21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剛剛獲頒“改革先鋒”稱號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就“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瑞典哥德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鄭京海作點評。

  本文根據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林毅夫教授本人審定﹐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上)│國情講壇

  老師們﹑同學們﹑朋友們﹐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謝胡鞍鋼教授的邀請﹐到國情講壇來跟各位交流我對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跟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考。我也非常感謝剛才胡鞍鋼教授的介紹﹐他引用了很多數字﹐其實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回去以後還要好好地學習。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昨天黨中央﹑國務院召開了一個大會﹐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取得的成績。如果要講成績的話﹐確實是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1978年﹐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為156美元。大家印象中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在哪裡﹖應該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被稱為“黑非洲”。而1978年的時候﹐他們的人均GDP是490美元。也就是說﹐中國1978年的整體發展水平﹐連世界上最貧窮的非洲國家平均數的1/3都沒有達到。當時中國81%的人都生活在農村﹐以農業為生。84%的人每天的生活費達不到1.25美元﹐意味著84%的人口生活在國際通用的貧困線之下。而且當時中國還是一個非常內向型的經濟﹐出口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占5.6%﹐兩項加起來為9.7%﹐即90%的國民生產和國際是不接軌的。在出口產品當中﹐75%是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品。

  以上這些數字﹐在座的很多年輕朋友聽來﹐可能不容易有切身的感覺﹐我個人卻是一路經歷過來的。我1979年從台灣回到大陸﹐在北京大學讀書。當時台灣已經是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大陸高﹐北京給我帶來了很多生活上的衝擊。現在海澱已經是城市中心區之一﹐但當時非常偏僻﹐為了方便起見﹐需要買一輛自行車。那時候自行車不是有錢就能買﹐還要有票﹐我記得一輛鳳凰牌自行車的價格是200元人民幣﹐可當時北大的不少老師一個月的工資也就不到70元﹐需要三個月的工資才能買一輛自行車。那時候開始有電視﹐比較時興的是9英寸的黑白電視﹐這種電視要多少錢呢﹖900元人民幣。一般老師要花上一年半的工資﹐才能買一臺9英寸的黑白電視。通過這些數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發展水平。

  但就是在那麼一個低的起點﹐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這樣的增長速度誰都沒有想到。改革開放初期﹐ 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標是“二十年翻兩番”﹐也就是說平均每年要實現7.2%的增長。事實上包括我自己在內﹐當時都認為這樣一個目標不會達到。因為在發展經濟學裡有一個自然增長率理論﹐這個理論認為﹕任何國家﹑社會﹐除非在戰爭或者是自然災害破壞以後的恢復期﹐可能會有一年﹑兩年以7%的速度增長﹐正常情況不可能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長。從這理論來看﹐鄧小平提出的目標好像是不可能的。 中國人有一種智慧﹐叫“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所以我內心感覺小平同志提出這樣一個美好目標﹐無非就是政治上要大家加把勁﹐實現每年7.2%的增長﹐如果這沒有達到﹐每年6%的增長率也不錯。那時候比較封閉﹐同學之間也不敢討論政府的目標有沒有可能實現。剛好北大來了一個紐約大學的外籍教授﹐我就私底下問他﹕“中國現在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是二十年翻兩番﹐平均每年要實現7.2%的增長。您是一位老教授﹐學術非常豐富﹐又走過很多國家﹐您認為中國有沒有可能在二十年裡實現平均每年7.2%的增長﹖” 他聽了以後﹐也是一直搖頭。

  但是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的增長速度不是7.2%﹐而是9.5%﹐不是20年﹐到去年已經是連續39年每年9.5%的增長。看起來好像9.5%和7.2%之間﹐無非就是每年2.3%的增長﹐但實際上如果用指數積累的話﹐就是天壤之別。如果按照7.2%的增長率持續三十九年﹐中國2017年的經濟規模會達到1978年的15倍﹔但實際上是以9.5%的速度增長﹐按照可比價格計算﹐201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1978年的34.5倍。正是在這樣一個高速增長的態勢下﹐2009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14年﹐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與此同時﹐衡量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貿易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按照美元計算﹐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平均年增長速度高達14.5%﹐2017年的貿易總量是1978年的198倍。2010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變成世界最大出口國﹐而且出口的產品從1978年製造業不到25%發展為現在97%都是製造業產品﹐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歷史上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家﹐最早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英國﹔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被稱為“世界工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工廠”變成了德國﹑日本﹔現在“世界工廠”在中國。2013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貿易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約為35%﹐高的時候曾經超過50%﹐現在低一點也有35%。但在所有大國中﹐也就是人口超過1億的這些國家當中﹐這是我定義的大國﹐中國的貿易佔GDP比重最高。美國在20%-25%之間﹐日本還不到20%﹐而中國現在是35%左右。 用這個指標來衡量的話﹐中國應該是全世界最開放的經濟。

  我為什麼有機會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2017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屬於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超過7億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剛才鞍鋼介紹我有幸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這對我個人來講﹐是一個非常難得﹑非常榮幸的事。 我是世界銀行第九任首席經濟學家﹐如果看前面八任﹐當之無愧都是大師級經濟學家﹐而且也在政治上很有經驗的美國或者是歐洲的經濟學家﹐其中有得到諾貝爾獎的﹐有得到克拉克獎的﹐有當過美國白宮經濟顧問會主席的﹐有後來當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也有當過中央銀行的行長的﹐一般都是在學術上非常有地位並且很有政治經驗的經濟學家﹐這個位置被認為是經濟學家在世界上最高的職位。

  我為什麼有機會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呢﹖最主要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立了很多國際發展機構﹐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地區性開發銀行像亞洲開發銀行﹑拉美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這些國際發展機構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困。但是現在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減少的7億多貧困人口刨除掉﹐世界貧困人口沒有減少﹐反而還在增加。因此我之所以有機會到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根本原因在於“水漲船高”。正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績對世界減貧作出的巨大貢獻﹐使得全世界對中國減貧經驗都非常重視﹐我才有這個機會去當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稱之為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一點不誇張﹐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場奇跡的參與者﹑貢獻者﹐也是這場奇跡的受益者。

  中國改革開放長達四十年的發展﹐回顧起來確實是奇跡。但是對於我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來講﹐卻是一個很大的謎題。固然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可是隔幾年就會有一次“中國崩潰論”﹐不僅國際媒體這麼講﹐還有不少非常有地位的著名經濟學家也都認為中國經濟維持不下去了﹑快崩潰了。然而實際上﹐ 中國卻是過去四十年當中唯一沒有出現過系統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僅沒有出現過﹐當其他國家﹑地區出現危機的時候﹐中國還發揮了穩定的作用。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東亞經濟體原本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得最好的經濟體﹐但是1997年到1998年突然崩潰﹐當時大家普遍認為東亞經濟體崩潰以後﹐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恢復﹐但是實際上東亞經濟體在2000年以後就開始恢復和危機之前一樣的快速增長。當時學界普遍悲觀﹐為什麼會判斷錯誤﹖我想最主要是因為中國發揮了作用﹐中國人民幣沒有貶值﹐成為東亞在發生危機時一個安定的錨﹐並且在別人發生危機的時候﹐中國還維持了8%的增長﹐有效拉動了周邊經濟體的增長。

  再有一例就是2008年得國際金融經濟危機。這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來勢洶洶﹐與1929年紐約股票市場崩盤導致整個30年代經濟大簫條相比﹐從各種指標來看﹐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最後避免了像1929年最糟糕狀況的發生﹐固然各國吸取了經濟大蕭條的經驗﹐在2008年年底的20國峰會﹐決議共同採取積極財政政策維護世界自由貿易有關﹐不過與中國也有關。在2008年底我國推出4萬億的積極財政政策﹐2009年一季度就開始恢復增長﹐拉動了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在第二季度開始恢復增長﹐爆發危機的發達國家則在下半年停止了負增長﹐開始出現了復甦的跡象。國際上普遍承認這是中國的貢獻。

  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中國經濟崩潰論”﹖

  對於研究經濟學的人來講﹐既然中國的經濟是穩定快速發展的﹐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並且對其他國家地區作出這麼大貢獻﹐ 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中國經濟崩潰論”呢﹖並且講得是有鼻子有眼﹐好像有很多證據證明中國經濟肯定要崩潰。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為中國1978年底開始﹐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率先改革開放﹐但中國不是唯一的轉型中國家。進入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都在轉型﹐都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要解決的問題和轉型的目標和中國一樣。 實際上不祗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整個發展中經濟體都在轉型。這些國家在80年代前普遍推行政府主導的經濟﹐通常是危機不斷﹐所以 80年代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在從政府主導轉型成為開放型的市場經濟國家。

  80-90年代轉型期間﹐當時整個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政府主導的經濟或是計劃經濟存在政府干預﹑扭曲﹐政府失靈無處不在﹐要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話﹐必須按照當時盛行的“華盛頓共識”﹐一次性地把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制度安排﹐全部一步到位地建立起來。因此﹐第一個條件就是 “市場化”﹐讓市場競爭來決定各種價格水平﹐然後由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因為這些國家在轉型之前﹐普遍是政府定價﹐要讓市場能夠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價格必須由競爭市場當中的供給和需求決定﹐並且按照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這是當時的一個普遍看法。這是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原則﹐讀過經濟學的人對這一點不會有異議。

  第二個條件是“私有化”。如果一國經濟當中的企業普遍是國有的﹐市場價格就會失掉資源配置的功能。因為如果是國有企業﹐當生產的產品價格提高了﹐企業不見得會有積極性多生產﹐因為多賺的錢是歸國家所有﹐而不是企業的廠長﹑經理﹐也不是工人的﹔同時﹐如果投入要素價格上漲了﹐國有企業也不會有積極性去節約使用﹐因為虧本沒有關係﹐政府會給補貼﹐何必要勞心勞力去節約呢﹖所以﹐當時的看法是祗要企業是國有的﹐市場的價格信號就會失掉資源的配置功能。

  第三個條件是“穩定化”。為什麼要穩定化﹖因為在價格大幅漲跌時﹐價格信號對資源配置作用會降低﹐如果是漲價﹐可能引起囤積居奇﹐大幅降價則可能引起恐慌性拋售。 價格要實現配置資源的作用﹐必須是相對穩定的。怎麼樣才能讓價格穩定呢﹖政府就不能有財政赤字﹐如果政府有財政赤字﹐最後一定會把赤字貨幣化﹐當赤字貨幣化以後就會有高通貨膨脹﹐這樣的話市場機制也會失掉作用。

  這些理論可以說是一環扣一環﹐非常嚴謹而有說服力。所以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笑話。在經濟學界﹐當你拿一個問題問五個經濟學家﹐他們會給你六種答案﹐每個人都講得頭頭是道﹐但誰也不能說服其他人﹐大家都認為自己的答案是對的。

  不過在1992年﹐當時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後來當了美國財政部長也當了哈佛大學校長同時還是克拉克獎的獲得者的Larry Summers﹐寫了一篇文章說﹕對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何向市場經濟轉型﹐整個學術界有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必須以“休克療法”把“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私有化﹑穩定化﹐同時落實到位﹐才能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中國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辦法去做﹐而是推行從1978年以來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在轉型期﹐一方面對老的國有企業﹐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另一方面﹐同時放開一些民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進入。 於是在中國的這種“漸進雙軌式”改革中計劃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還有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這樣的“漸進雙軌制”同時保持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扭曲又放開市場﹐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而且這樣的經濟體會比計劃經濟時還糟。因為﹐如果政府繼續對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進行干預﹐就會創造租金﹐有租金就會有尋租行為﹐就會有腐敗﹐進而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美國哈佛大學的Shleifer和Vishny以及芝加哥大學的Murphy三位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在世界頂級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上﹐用理論模型證明了中國這種“雙軌漸進式”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甚至比原來的計劃經濟更糟糕。因為計劃經濟頂多就是沒有效率﹐但是當時的工資都是八級工資制﹐拿的工資都是一樣的﹐沒有多少尋租的空間。即使有尋租的話﹐收錢也沒有用﹐買東西必須有票﹐沒有票不能買東西。當時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很平均﹐如果你錢多了一定是貪污來的。因此﹐計劃經濟下貪污腐敗問題少﹐漸進﹑雙軌就會導致腐敗的普遍化﹐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化。

  果不其然﹐他們講的這些問題﹐在中國轉型過程當中都出現了。80年代最時興的職業是什麼﹖就是“倒爺”。因為當時既有計劃價格﹑計劃物資﹐也有市場價格﹑市場物資﹐就有很多人去倒計劃配置﹐轉手之間賺取很大的利差。為了去倒這些批件﹐就要賄賂政府官員﹐所以腐敗現象出現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了。

  由於這些問題在中國雙軌轉型過程中的實實在在的出現﹐所以加深了西方認為中國政府的轉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的看法。但是他們也無法否認﹐從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市場物資的不斷豐富﹐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呢﹖當時看法認為﹐無非就是把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到城市裡變成製造業勞動力﹐出現了效率的提昇。因此﹐ 祗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一慢下來﹐他們就會說果不其然﹐中國經濟要崩潰了﹐因為他們早就說過中國經濟轉型這套方式不行﹐有那麼多問題。

  按照“休克療法”去做的這些國家﹐又怎麼樣了呢﹖

  可是按照“休克療法”去做的這些國家﹐又怎麼樣了呢﹖中國的穩定和快速發展﹐他們沒有﹐他們普遍出現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並且經濟發展速度比60-70年代還要低﹐危機爆發頻率還要高。 不僅如此﹐我們出現的腐敗﹑收入分配這些問題﹐他們也普遍存在﹐而且還比我們嚴重。

  在轉型過程當中﹐表現好的經濟體非常少﹐其中包括越南﹑柬埔寨﹐推行的是類似中國的“漸進雙軌制”﹐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在東歐國家當中﹐表現最好的波蘭和斯洛文尼亞﹐他們也沒有完全按照“休克療法”﹐大型國有企業都沒有私有化。我不是說他們的大型國有企業沒有問題﹐都有問題﹐就像我們大型國有企業也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問題﹐ 但是那些認為大型國有企業有問題就把它私有化的國家一般問題更多﹔前蘇聯國家普遍崩潰得非常厲害﹐下降了40%﹑50%﹐當中兩個表現最好的是烏茲別克斯坦和白俄羅斯﹐同樣大型國有企業沒有私有化﹐基本上和中國一樣老人老辦法﹐但新人新辦法和中國比更少一點。

  中國這種“漸進雙軌制”的轉型方式﹐在當時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事後來看﹐表現好的都是採取這種最糟糕的轉型方式。而按照當時認為最好的轉型方式﹐理論上說得一清二楚﹐邏輯上一環扣一環﹐很令人信服﹐但是按照那樣去做的經濟體﹐卻普遍是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經濟表現得比轉型前還要差。

  理論的目的是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們學習理論﹐是希望把我們所認識到的世界的問題和現象瞭解清楚﹐然後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推動社會進步。 我作為一名學者﹐老實說也曾經很迷惑過﹕我在當學生時努力學習的那些理論似乎可以把轉型中國家的問題之所以出現講得很清楚﹐但是按照那樣做效果都很差。比如說國有企業﹐我也知道有問題﹐但是當私有化之後發現問題更多。

  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的失靈

  不僅轉型問題上是這樣﹐發展問題也是一樣。我們知道工業革命以後﹐世界出現了“大分流”﹐有一小部分國家變成先進的現代化發達國家﹐其它絕大多數則變成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普遍淪落為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殖民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在自己政府的領導下追求工業化現代化。 為了因應發展中國家的這一需要﹐現代經濟學出現了一個新的分支──發展經濟學﹐主要是想給這些發展中國家怎麼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提供理論上的指導。

  第一代的發展經濟學﹐現在學界把它稱為結構主義。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追求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民富﹑國強﹕希望老百姓的生活能夠和發達國家一樣﹐這叫民富﹔希望國家實力和發達國家一樣﹐能夠平起平坐﹐這叫國強。

  怎麼實現民富﹑國強呢﹖從民富來看﹐必須要讓工人的勞動生產力水平達到和發達國家同樣的水平﹐那麼工資收入水平才有辦法達到和發達國家一樣的水平。如果要讓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力水平要和發達國家一樣高﹐前提條件是什麼呢﹖就是必須擁有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當時是資本很密集的大工業。不擁有這些先進的大工業﹐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去支撐很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從國強來看﹐必須要有很強的國防實力﹐國防實力依靠軍事工業﹐當時的軍事工業同樣也是最先進的資本很密集的大產業。

  因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的發展經濟學都是想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這些非常先進的現代化的資本很密集的大產業。可事實上碰到的挑戰是什麼﹖大家都知道這些大產業很重要﹑很好﹐可就是在市場當中自發發展不起來。 當時的認識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市場失靈﹐靠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現代化的大產業發展不起來。為什麼市場會失靈呢﹖因為他們當時都是農業經濟國家﹐繼承了很多農業社會的生活習慣﹑價值體系﹑生活方式﹐儲蓄率低﹑缺乏投資意願﹑沒有現代化思維等等﹐ 這些“結構性”因素造成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沒有辦法積累資本﹐並把資本配置到現代化的大產業﹐所以﹐第一代發展經濟學被成為“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所提出的政策處方是﹕既然是由於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無法由市場配置發展大產業﹐那麼自然必須用政府干預﹑政府主導的方式﹐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當時推行的政策﹐後來一般稱之為進口替代戰略。這些發展中國家﹐本來是出口農產品或者自然資源產品﹐進口現代化的製造業產品﹐現在要自己生產﹐因此叫進口替代戰略。這個理論聽起來很有道理﹐在世行工作時我到很多發展中國家去﹐他們的許多知識分子還接受這種觀點﹐其實現在國內很多知識分子也看不出來這個邏輯推論的缺點﹐不少還是主張中國應該發展先進大產業﹐才能趕得上發達國家。 但是﹐在這樣一個進口替代戰略的政策引導下﹐這些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狀況是什麼﹖起初會有幾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但是把現代化大產業建立起來以後﹐經濟效率非常低﹐接著就是停滯﹐各種危機﹐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還在擴大。

  二次大戰以後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成功追趕的非常少﹐能夠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到祗有兩個﹐一個是我國台灣﹐一個是韓國。中國大陸可能到2025年左右﹐會變成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1960年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時也祗有13個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國家像西班牙﹑希臘﹑葡萄牙﹐本來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產國﹐另外5個就是日本和亞洲四條小龍。

  從這幾個少數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來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他們的發展政策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除了與西歐本來就差距不大的國家或者是石油生產國﹐這些東亞經濟體在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發展的主要是傳統的勞動力密集的小規模製造業﹐而不是結構主義所主張的大規模﹑現代化﹑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 當時東亞推行的不是進口替代戰略﹐而是出口導向的戰略。從結構主義的理論來看﹐這是一個非常笨﹑非常不可思議的發展路徑﹐因為發達國家的產業那麼先進﹐生產力水平那麼高﹐發展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的小規模的生產力水平很低的製造業﹐怎麼能趕上發達國家﹖ 但事實證明﹐後來真正趕上的祗有那幾個﹐結構主義的政策被認為是錯誤的。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想方設法去追趕發達國家﹐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希望自己能夠民富國強。按照當時的盛行的結構主義在“認識世界”上很有力﹐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窮的是因為勞動生產力水平低。為什麼勞動生產力水平低呢﹖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大產業。那些先進的大產業為什麼發展不起來﹖是因為市場失靈﹐資源沒有辦法到那些產業去。

  同樣地﹐80年代中國開始轉型的時候﹐計劃經濟效率為什麼那麼低﹖因為政府扭曲干預太多﹐政府有扭曲﹑有干預﹐就會有資源錯誤配置﹐效率自然會低。新自由主義和其政策處方“華盛頓共識”認為﹐計劃經濟之所以發展不好是政府失靈﹐這個看法很有說服力。但是按“華盛頓共識”的處方推行的結果卻跟理論預期不一樣。 實際上現在少數幾個轉型期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都採用了漸進的雙軌的這種當時認為最糟糕的轉型方式。

  因此﹐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為什麼上述理論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或者是轉型中國家的問題講的一清二楚﹐可是按照那些理論的處方去做基本上都失敗了﹖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問題在於他們老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老是看發達國家有什麼﹑發展中國家缺什麼﹐就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擁有發達國家擁有的﹐或者是看發展中國傢什麼東西做不好﹐發達國傢什麼東西能做好﹐就建議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那樣去做。這樣的出發點很好﹐但是﹐從改造世界的角度來看卻失敗了。 我主張“唯成乃真知”﹐如果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無法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就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我們就需要自己去認識現象﹐提出新的理論能夠改造好世界的理論。

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下)│國情講壇

  當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主張回到亞當‧斯密﹐但不是回到《國富論》的結論﹐而是回到亞當‧斯密獲得《國富論》的結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國富論》的研究研究方法﹐其實就一清二楚地寫在《國富論》書名的全稱上﹐也就是《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決定因素的研究》﹐《國富論》是從研究財富的本質﹐以及17世紀﹑18世紀時英國財富快速積累的決定因素而得出其結論。因此﹐ 當我們研究發展問題的時候﹐我也主張要去研究發展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決定因素是什麼﹖而不是去研究發達國家有什麼﹑能做好什麼﹐以此為標準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麼﹑什麼做不好﹐然後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擁有發達國家擁有的﹐做發達國家能做好的。

  發展的本質是什麼﹖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是什麼呢﹖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怎麼樣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呢﹖就是現有的產業必須不斷技術創新﹐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必須不斷湧現。任何國家早期時都是貧窮﹐那時都是以農業為生﹐採用傳統技術﹐因此農業必須逐步採用現代化技術。但光在農業領域技術創新也不行﹐農產品的價格彈性低﹐會出現增產不增收的問題﹐所以必須要有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非農產業製造業不斷湧現﹐可以把勞動﹑土地﹑資本從農業配置到非農產業﹐ 這是一種產業技術結構的不斷演變。並且隨著現代技術﹑現代產業的投資規模﹑生產規模越來越大﹐風險也越來越大﹐相應的比如電力設施﹑道路﹑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以及金融等軟的制度安排﹐也必須不斷建立﹑完善起來。進而隨著交易的範圍越來越廣﹑交易的價值越來越高﹐還必須有合同﹐必須有合同的執行﹐這就要求法律﹑法制的不斷完善。因此﹐ 經濟發展過程實際上是這樣一個結構變遷的過程﹐這正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本質。

  “新結構經濟學”的提出

  我主張用現代經濟學的方式來研究發展問題﹐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按理說應該叫結構經濟學﹐正如如果用現代經濟學的方式研究農業就叫農業經濟學﹐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經濟學﹐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應該稱為結構經濟學。為什麼叫新結構經濟學﹖因為第一代的發展理論是結構主義﹐ 為了區分于結構主義﹐所以叫新結構經濟學。類似的命名方式﹐在現代經濟學裡也有先例。上世紀60年代﹐諾斯開始主張用現代經濟學的方式來研究制度和制度變遷﹐按理說應該叫制度經濟學﹐但是現在大家都稱之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因為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有一個制度學派﹐為了區分于制度學派就叫新制度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其實也是為了區分第一代的發展經濟學﹐即結構主義。

  新結構經濟學要研究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技術﹑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安排等結構的決定因素是什麼﹖什麼因素推動上述結構的不斷變遷﹖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水平非常高﹐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常是自然資源比較密集的資源產業﹐或者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傳統農業﹑製造業。為什麼會有這種結構差異呢﹖這種結構差異是外生的﹐還是有內生原因的呢﹖仔細想想﹐ 這是一種內生現象。發達國家為什麼一定要發展資本密集的產業﹖因為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少﹐資本價格相對低﹐勞動力價格相對高﹐在這種情況下﹐他有比較優勢的就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反過來看發展中國家﹐為什麼在政府沒有干預之前﹐看不到資本密集產業﹐存在的產業基本上不是勞動力密集的農業和小規模製造業就是自然資源密集產業﹐實際上是因為在要素稟賦結構當中資本極端短缺﹐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這是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決定的。 由於要素稟賦在每個時間節點上是一定的﹐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的相對豐富程度是不一樣的﹐這個不一樣就決定了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哪些產業有比較優勢﹐有比較優勢才能形成競爭優勢。

  作為發展經濟學﹐所要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逐漸從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移﹐或者從資源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移。既然每個時點的產業結構是由那個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那麼改變產業結構﹑改變收入水平的前提是什麼﹖就是要 改變要素稟賦結構﹐怎麼樣讓資本從極端短缺﹑勞動力相對豐富或者是自然資源相對豐富﹐變成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或是自然資源相對短缺﹖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應該增加資本積累。怎麼樣才能增加資本積累﹖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個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去選擇產業和技術。因為如果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就可以有最低的要素生產成本﹐同時如果有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話﹐交易費用也可以很低﹐這樣比較優勢就會變成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以後就可以最大程度低創造利潤﹑創造剩餘﹐並且﹐投資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有最高的回報率﹐積累的意願會最高﹐資本增加﹑要素稟賦結構提昇和比較優勢昇級的速度會最快。

  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這是經濟學家的語言。企業家不關心比較優勢﹐企業家只關心利潤﹐利潤決定於產品和要素的價格。如果要讓企業家自發地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必須有一個制度前提﹐這個制度前提就是必須要有一個競爭性市場。 靠市場競爭決定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才會引導企業家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所以市場經濟非常重要﹐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我們研究的是經濟的動態變化﹐在產業昇級﹑技術創新的動態變化的過程中﹐首先必須有先行的企業﹐先行的企業的成敗都會有外部性﹐會比追隨的企業冒更大的風險﹐因此必須給予激勵。同時先行企業是否成功﹐取決於是不是經濟中具備有合適的軟硬的基礎設施﹐這些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不是企業家自己能提供的。如果要靠市場來解決﹐需要很長時間﹐或是根本不可能。因此﹐ 必須有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克服在經濟動態發展過程當中必然會出現外部性和完善軟硬基礎設施的市場失靈。所以﹐ 一個發展良好的經濟﹐實際上需要是有兩個制度前提﹐一個是競爭的有效市場﹐一個是克服市場失靈的有為政府。在此我也說明一下﹐很多人誤解新結構經濟學只強調政府﹑不重視市場﹐其實新結構經濟學是先強調市場的重要性﹐然後指出在動態變化的過程當中有很多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所以也要有一個有為的政府﹐是強調政府和市場的有機政府﹐既要有市場也要有政府﹐兩者缺一不可。

  從新結構經濟學看“結構主義”與“華盛頓共識”的失敗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結構主義為什麼失敗就很清楚了。結構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認識到產業結構是內生決定於要素稟賦結構。讓一個收入水平很低﹑資本短缺﹑一清二白的農業經濟﹐去發展現代化資本密集的產業是沒有比較優勢的。如果沒有比較優勢﹐在競爭的市場中企業就會虧損﹐企業就不會有積極去發展。所以 結構主義所認為的市場失靈實際上並不是市場失靈﹐而是這種產業在市場經濟當中根本活不了﹐沒有認識到產業結構的內生性。東亞經濟為什麼成功呢﹖因為東亞經濟的發展正好遵循了比較優勢的原則。發展早期資本少﹑勞動力相對多﹐東亞經濟體先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同時東亞經濟體的政府都是積極有為的﹐正好去克服一些前進過程當中的市場失靈。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品可以出口到國外﹐所以變成了外向型﹐同時﹐按照比較優勢政府又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改善軟硬基礎設施以降低交易費用﹐就會有競爭力﹐有競爭力就會積累資本﹐改變比較優勢﹐就會產業結構不斷昇級。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也就不難明白華盛頓共識為什麼會失敗﹐而且失敗這麼慘。對於轉型之前的那些扭曲﹐包括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對價格形成的扭曲以及對大型企業的國有化﹐這種扭曲都是為了把那些資本密集的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起來的必要制度安排。華盛頓共識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沒有看到這些扭曲的內生性﹐認為這些干預都是外生的﹐所以可以隨意改掉。但是在那些資本很密集的現代化產業﹐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沒有這些保護補貼就活不了﹐如果把這種干預扭曲都取消掉﹐企業就全部垮了。這些企業垮了可不可以接受﹖垮的話就會有大量失業﹐就會帶來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沒有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怎麼發展經濟﹖而且當中不少和國防安全有關。如果沒有資本很密集﹑很先進的大的重工業﹐你能生產飛機嗎﹖能生產航空母艦嗎﹖能生產原子彈﹑火箭嗎﹖不行。所以如果讓它們全部都垮了﹐ 一個深刻的教訓案例就是烏克蘭﹐90年代完全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改革。

  烏克蘭原來可以生產航空母艦﹐後來放棄了﹐把他們的瓦良格號賣給中國﹐變成了遼寧號。烏克蘭原來可以生產全世界最大的飛機﹐從飛機頭到飛機尾前後長達84米﹐直到現在全世界也沒有這麼大的飛機﹐他們同樣放棄了。後來聽說他們把生產大飛機的藍圖賣給中國﹐單單藍圖就十幾噸重。中國這幾年的殲幾﹑運幾能夠發展這麼快﹐我想也和此有一定的相關。烏克蘭原來還能生產原子彈﹑核彈﹐也全部都放棄了。結果現在俄羅斯要拿回克里米亞﹐烏克蘭一點辦法都沒有﹐東邊邊境老在鬧獨立﹐也一點辦法都沒有。除了烏克蘭之外﹐好像還沒有國家“天真”到這個程度。

  為了國防安全﹐這些資本很密集的和軍事工業相關的產業﹐即使私有化以後也不能讓它垮﹐但現實是不補貼活不了。所以問題是這些必然給保護補貼的企業﹐到底在國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還是在私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關於這個問題﹐80年代90年代期間我在國際﹑國內和很多人爭論﹐當時流行的是科爾奈的說法﹐國有企業虧損給補貼是因為這些企業是國有﹐跟政府的關係就像父子關係﹐兒子虧本父親必須給錢﹐所以私有化之後﹑切斷父子關係就沒有問題了。

  當時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政策性負擔﹐事實上這些產業都有戰略性政策性負擔。如果所在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是國家戰略需要的﹐有此政策性負擔﹐不給保護補貼就活不了的情況下﹐到底是在國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還是私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當時我的推論是﹕ 國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會比私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少。

  為什麼這麼推論呢﹖當國有化的時候﹐如果碰到企業虧損﹐廠長經理會跟國家要錢﹐說不給我保護補貼我就活不了﹐我活下來是國家的需要﹐國家祗好給保護補貼。不過給了保護補貼以後﹐當時沒有“八項規定”﹐廠長﹑經歷多吃一點大概很難避免。但是能不能直接放在口袋裡﹐不能說他絕對不會﹐但當時即使沒有從嚴治黨也是貪污。貪污的話﹐抓到要判刑﹐嚴重還要槍斃。因此如果是國有的話﹐哪怕要貪污﹐也祗能偷偷摸摸做﹐既然不敢明目張膽﹐多數也就祗能小打小鬧的做。

  而當私有化了以後﹐有沒有私人老闆補貼國家的﹖沒有。私人老闆以同樣的理由﹐和國家說必須給我保護補貼﹐然而拿了保護補貼以後﹐他們放在口袋裡面是天經地義﹐所以就會有更大的尋租積極性。尋租的時候﹐他就會跟政府官員說﹐你們那麼清貧﹑每個月工資那麼少﹐為什麼不多給我一點保護補貼﹖ 然後我在瑞士或者巴拿馬給你設個帳戶﹐咱們“二一添做五”。所以為什麼普京的朋友都是巨富﹑都是億萬富翁﹐無論是音樂家﹑畫家﹑作家﹐祗要是普京的朋友都是億萬富翁﹐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決定給多少租金﹑多少補貼。

  90年代我跟很多人爭論這個問題﹐到現在還在爭論。很多人說國有企業沒有效率﹐直接民營化就好。我說﹐如果是在競爭性行業也許有道理﹐但是在自然壟斷行業或者是違反比較優勢但是與國防安全相關﹐這種資本很密集的產業存在戰略性負擔﹐其實私有化以後效率更低。90年代時跟人家爭論祗是邏輯推論﹐現在則有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包括世界銀行﹑歐洲開發銀行以及東歐國家﹑前蘇聯國家的經濟學家﹐都給出了大量實證研究予以證明。我2015年的時候在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發表過一篇以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反思華盛頓共識的文章“Washington Consensus Reform: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可能是近幾年引用率最高的,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實證研究的結果。遺憾的是國內很多經濟學家對實證經驗的證據不太在乎﹐祗是看到國有企業沒有效率﹐認為私有化就好。但是 實際上私有化以後﹐給的補貼更多﹐從而導致腐敗現象更嚴重﹐收入差距問題更厲害。

  新結構經濟學與中國發展之路

  新結構經濟學用現代經濟學的方式﹐來研究結構和結構扭曲的問題﹐這種研究方式也給現代經濟學的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析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樑。馬克思主義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一認識是從人類的歷史規律總結出來的﹐但是怎麼運用於現代社會呢﹖一般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哲學﹐清晰描繪了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社會﹐進入到奴隸社會﹐進入到農民社會﹐進入到封建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最後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 但是在現代經濟當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怎麼表現﹖新結構經濟學分析找到了一個紐帶﹑一座橋樑。馬克思講的經濟基礎是什麼﹖是生產力和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係﹐這樣一個經濟基礎會決定上層建築。什麼東西決定生產力﹖馬克思是從長遠的歷史發展來看。而在現代產業當中﹐生產力實際上是決定於這個社會當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技術。如果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資本密集的﹐那麼生產力水平就高﹔如果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勞動力密集或者是自然資源密集的﹐那麼生產力水平就低。

  我前面談到﹐為什麼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產業結構和生產力水平不一樣﹖實際上是由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如果要素稟賦中是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相對豐富﹐那麼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一定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所運用的技術也一定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生產力水平就低。在農業社會裡﹐資本非常短缺﹐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就低。

  這種要素稟賦結構﹐不僅決定了生產力水平﹐而且也決定了生產關係。當生產力水平低的狀況之下﹐工資水平就低﹐工人和農民距離生存線就非常近﹐有工作才能生存﹐沒工作就沒有辦法生存。因為生產力水平低的時候﹐工資所得基本都吃掉了沒有積累﹐有工作就能活﹑沒有工作就不能活。勞動者跟地主或資本家談判﹐沒有談判能力。地主和資本家相對比較富有﹐距離生存線較遠﹐即使工人都不工作他會有損失但是不會活不了﹐可是工人沒有工作就活不了。 這種狀況之下﹐工人和農民在談判地位中處於不利地位﹐生活和待遇等等水平就會很低。

  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產業的資本和技術也越來越密集﹐勞動生產率水平越來越高﹐工資水平也越來越高。當工資水平高了以後﹐工人哪怕幾個月﹑半年不工作﹐也不會活不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資本家要跟工人談判的相對談判能力在不斷減弱。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就非常清楚﹐80-90年代開始的時候﹐是工人求著要進入這些工廠﹐這些工廠都是血汗工廠﹐工作條件﹑生活條件非常差。現在反過來了﹐是資本家必須哄著工人﹐工人才願意工作﹐如果工作條件不好﹐馬上到另外一家去﹐實在不行哪怕半年不工作也活得了。

  因此﹐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關係決定於生產力水平﹐後者決定於要素稟賦結構水平。而且﹐要素稟賦結構也會經由決定產業﹑技術結構而決定合適的上層建築。合適的上層建築有很多方面﹐這裡我以金融為例。金融是當前最熱門的專業之一﹐每個大學裡都是讀金融的最難考。現在教科書裡面討論的金融都是現代金融﹐股票市場﹑風險資本﹑公司債券﹑大銀行﹐這些都是現代化的金融安排。 但是金融教科書討論的都是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所需要的金融安排﹐發達國家要素稟賦結構水平高﹐產業和技術的資本非常密集﹐資本的投入都非常大﹐所以金融安排必須能夠動員大量資本。發達國家的經濟要發展﹐也必須依托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的不斷昇級。可是其技術和產業都處於全世界最前沿﹐如果要技術創新﹑產業昇級就必須自己發明﹐風險非常大﹐所以在金融上必須要有能夠分散風險的制度安排。所以﹐ 這些金融教科書中所討論的這些現代金融﹐都是適合於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的需要。

  而我們發展中國家有70%的勞動力都是在傳統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的形態以小農戶或者是微型小型的製造業﹑服務業為主﹐資本需求並沒有那麼大。所有的行業相對都是成熟的﹐用的技術也絕大多數是相對成熟的技術﹐整個生產比重當中更大的這種小規模農戶﹑小規模服務業和製造業﹐資本需求量非常少。金融應該服務于實體經濟﹐可是實體經濟的特性不一樣的話﹐相應的制度安排和金融法律法規也應該不一樣。因此﹐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對的﹐問題是我們過去不太注意不同的經濟基礎﹐相對應合適的金融管理﹑金融體制也應該不一樣。這也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應該怎麼調整﹐ 新結構經濟學找到了一個相應的分析方式﹐讓我們知道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中﹐金融體會﹑法律﹑法規應該怎麼樣安排才能夠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

  我可以再舉個例子﹐比如財政。公共財政是現代經濟學很重要的一個分支﹐也是研究經濟運行的。公共財政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政府要不要進行反周期的干預﹖如果按照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下滑的時候﹐應該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去投資﹑去創造就業機會﹐讓經濟得以恢復。但是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這種反周期的作用是無效的﹐因為如果反周期的干預﹐即使政府投資創造了就業﹐但是政府的財政赤字會增加﹐赤字增加以後將來政府的稅收要增加。一般人是理性的﹐會有“李嘉圖等價”﹐也就是即使現在有工作有收入﹐預期將來稅收要增加﹐為了讓生活平滑﹐現在必須儲蓄以應付未來稅收的增加。從而造成了政府的公共支出增加﹐但是儲蓄率增加﹐總需求不增加﹐最終仍然不能走出危機﹐而祗是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 所以理性預期派反對採用反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這些觀點在國外很有影響﹐在國內也有很多支持者。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上述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也許在發達國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則不見得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完善基礎設施主要靠政府﹐因為存在很多的外部性問題。 政府什麼時候做基礎設施最好﹖是在經濟下滑的時候。因為經濟下滑的時候﹐做基礎設施會創造就業﹐而且還能夠消除經濟增長的瓶頸﹐將來經濟恢復以後﹐整個生產力水平都會提高﹐進而帶來政府稅收的增加﹐並且可以用未來的稅收償還現在政府赤字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避免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所謂李嘉圖等價。

  這種可能性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因為發達國家普遍基礎設施是有的﹐頂多就是比較老舊。把比較老舊的基礎設施在經濟下滑的時期去改造﹐形象比喻就是挖個洞﹑補個洞﹐效率提高有限。可能漂亮一點﹐但是沒有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將來就不能增加政府財政稅收。可是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瓶頸到處都是﹐消除基礎設施的瓶頸什麼時候最好呢﹖當經濟很熱的時候去做﹐經濟會更加過熱﹐相當於火上添油。而當經濟下滑的時候去做﹐就可以把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結合在一起﹐這就是新結構經濟學所提出的 “超越凱恩斯主義”。時間所限﹐可以舉的例子還非常多就不多舉。

  總的來說﹐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以及過去四十年發展來看﹐目前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基本上不能避免“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這些主流理論好像可以把問題講得很清楚﹐但是真正按照那樣去做﹐由於條件不一樣﹐一般解決不了問題﹐有時候反而還把問題弄得更大。究其原因是發達國家的理論總結于發達國家的經驗﹐理論模型自覺不自覺把發達國家的條件作為理論的明的或是暗的前提﹐這就非常需要我們自己總結發展中國家的現象﹐進行理論創新。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所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所謂奇跡就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但是﹐成功一定有道理﹐這是我們進行理論創新最好的機會。祗有我們自己進行理論創新﹐從自身的實踐經驗當中去瞭解成敗背後的道理﹐所提出的理論創新才會對我們的下一步的發展﹑要解決的問題﹐提供比較好的參考﹐這也就是昨天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講話中所談到的必須從我們的實踐當中不斷推動理論創新。有幸做為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參與見證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奇跡﹐推動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探索﹐就是不想辜負這個時代。這個時代是我們大家共有的﹐所以我也非常期盼跟各位一起抓住這個時代給予我們進行理論創新的機遇﹐讓我們為實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統一而努力﹐讓我們一起互勉不辜負這個時代﹐謝謝﹗

  評 論

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下)│國情講壇

  胡鞍鋼﹕林毅夫教授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對新結構經濟學做了介紹。無論是信息含金量﹐還是理論含金量﹐都非常巨大﹐相當於既講授了發展經濟學﹐也講授了制度經濟學﹐從歷史視角﹑國際視角﹑理論視角進行了系統的梳理。

  我是在1990年前後認識林教授的﹐當時我正準備去耶魯大學﹐林教授也正好在那裡做博士後﹐到今天已將近30年了。這一路走來﹐林教授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具務實主義的一位經濟學家﹐他所有的理論創造﹑理論來源﹐不光來自中國的實踐﹐也包括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可以說﹐林教授所瞭解的視野和情況﹐已經超過了我們一般的實踐。

  為什麼林教授昨天能夠獲得“改革先鋒”獎章﹖我個人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中央的介紹詞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林教授認為中國的經濟理論創新應當超越“知行合一”﹐他提出了“知成一體”的新理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整個70年的實踐過程當中﹐凡是實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踐行政治上的務實主義的都成功了﹐凡是超越國力﹑脫離國情都失敗了。不光是毛澤東時代﹐也包括後來的改革開放四十年﹐都有過這樣的歷史教訓。但是我們很少意識到﹐ 在學術研究領域也有一個務實主義問題﹐怎麼樣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進行理論創新﹑理論貢獻。林教授今天的講座﹐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說明﹐特別是他講到中國做對了什麼﹐為什麼會做對﹐做對之後這些理論的依據是什麼﹐又是怎麼樣通過自身的理論創新持續的。

  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創造了偉大的中國奇跡。而第一個點出中國奇跡的就是林毅夫教授﹐在1994年他和蔡昉﹑李周寫的一本書裡(《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當時全世界都不看好中國的經濟發展﹐都期待著中國是不是下一個蘇聯。90年代初我去耶魯大學的時候﹐許多人也問我﹐說蘇聯都解體了﹐中國什麼時候解體﹖

  什麼是奇跡﹐如何去理解這個中國奇跡﹖奇跡就是一個令人驚嘆的重大的歷史性事件。今天林教授把中國奇跡說得非常清楚。從工業革命到今天﹐全世界有過四個奇跡﹕第一個是英國奇跡﹐計算下來年平均增長率為1%多一點﹔第二個是美國奇跡﹐1978-1913年的年平均增長率是3.9%﹐一共持續了42年﹔第三個是日本奇跡﹐1950-1973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為9.3%。而今天林教授介紹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這些數據﹐已經打破了英國奇跡﹑美國奇跡﹑日本奇跡。

  我非常敬佩林教授在1994年﹐就能提出中國奇跡這個命題﹐而且是在中國崩潰論的大背景下﹐這是難能可貴的。當全世界都看好中國的時候﹐你再說中國奇跡可以說增量不夠﹐但是在一個相反的環境下就尤為難得。而後他從學術的角度﹐特別是從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不斷持之以恆地探索中國奇跡背後的成因。今天林教授用了一個半多小時﹐把新結構經濟學最精華的地方都表述出來了﹐當然在學術上可能有爭議的﹐還需要實踐地繼續檢驗。所以﹐這就是說林教授不僅要超越知行合一﹐還要形成知成一體。

  林教授不僅始終跟蹤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沿問題﹐進行理論的創造﹐同時也進行政策研究。我和林教授一直參與到中國重大的宏觀經濟政策辯論以及制定過程當中。特別是在國家五年規劃的決策過程中﹐1999年“十五”計劃我們就參與了諮詢﹐直到“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林教授和我都是專家委員會委員。對實際情況的理解﹐和對書本的理解以及一般的討論問題﹐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角度來看﹐林教授是在知行和知成之間﹐就有一個知識的獲取﹑知識的創新﹑知識的應用﹐這一點非常重要。比如他剛才所介紹的中國擴大內需的情況﹐1998年和2008年我們都參與到了內部討論這些問題﹐而後又通過實踐來更好地檢驗了我們的觀點和理論。

  實踐本身既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也是檢驗謬論的標準﹐既是檢驗正確的標準﹐也是檢驗錯誤的標準。林教授在講座的最後﹐特別談到了還是要回到實踐中來。理論是否成功﹐取決於能否成功地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跡。如果可以﹐必將使得我們對中國奇跡更加充滿信心﹐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務實主義的中國研究﹐或者說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包括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法論﹑認識論和實踐論。

  最後﹐林教授講到2016年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這個會議我也參加了。當時林教授作為經濟學界或者說是社會科學界的重要代表﹐做了一個發言。實際上通過觀察現在整個中國的發展進程﹐我們不難看到﹐包括我們學術界在內﹐很大程度上還是滯後于整個中國經濟奇跡﹐當然不祗是經濟奇跡﹐還包括科技奇跡等等方面的實踐。 這就需要更多的學者﹐特別是更多的年輕學者﹐能夠投入到中國這樣的一個大的舞臺﹐既是實踐的舞臺﹐更是理論的舞臺。

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下)│國情講壇

  鄭京海﹕非常感謝林毅夫教授能夠來到“國情講壇”四十周年講座系列﹐這算是一個壓軸的演講。我收穫非常大﹐想談談三點體會。

  第一﹐實際上林老師的觀點很明確﹐但是這麼多年來雖然林老師反復在講﹐有時候媒體上還是有一些誤解。所以我們作為學生或者年輕一代的老師﹐如果能夠把林老師的理論吃透﹐那麼也要抓緊各種機會去講。

  第二﹐林老師的新結構經濟學實際上是動態的﹐很多對林老師工作的誤解是來源於把它看成了靜態。動態體現在什麼地方呢﹖體現在經濟發展或者市場經濟建立需要依靠價格機制﹐同時隨著要素稟賦的變化﹐比較優勢也會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要做出結構調整﹐政府就需要發揮作用。很多轉型失敗的例子﹐就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因此﹐我建議把新結構經濟學裡面描述的最基本的原理﹐也就是市場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基礎機制﹐但是除了有效的市場機制之外﹐政府應該在結構調整中發揮作用。

  林老師的研究工作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他的理論建立在現代經濟學基礎之上﹐現代經濟學理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一般均衡理論。一般均衡理論裡頭可以抽象出來的結構性變量有市場結構﹑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企業目標﹑政府決策﹑收入分配等等﹐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這些結構性變量都會有變化。如何調整所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以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林老師的理論構架﹐也符合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第三﹐我想說一下新結構經濟學的重要意義。首先﹐新結構經濟學屬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範疇﹔其次﹐新結構經濟學是動態經濟發展理論﹐具有很高的政策相關性﹐具有很強的思想性﹑科學性和技術含量﹔最後﹐新結構經濟學是對古典與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總結。

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下)│國情講壇

  主會場現場

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下)│國情講壇

  分會場現場

  Q&A

  問題1﹕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比較優勢﹐跟國外西方經濟學所強調的比較優勢有什麼不同﹖

  林毅夫﹕兩者有共同的地方﹐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新結構經濟學﹐在談比較優勢時都認為由要素稟賦結構決定﹐這點是共通的。但是 西方經濟學談比較優勢的時候﹐一般側重點是在貿易﹐你為什麼會出口這個產品﹑為什麼進口這個產品。我談比較優勢的時候﹐更多的是談國內產業結構﹑技術結構怎麼決定的。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下﹐即使是一個封閉經濟﹐即使沒有貿易﹐最優的產業和技術的選擇還是決定於它的要素稟賦結構。所以並不是說要有貿易才有比較優勢﹐沒有貿易的時候﹐產業和技術的選擇還是決定於要素稟賦結構。

  此外﹐國外談貿易的比較優勢的時候﹐不太重視經濟的動態變化。我在談比較優勢的時候﹐是以發展經濟學作為切入點。每一個時點上的產業和技術﹐決定於在那個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比較優勢﹐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更好的發展。如果在每個時點上﹐都是按照要素稟賦結構的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的話﹐要素生產成本會最低﹐如果同時有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交易費用也會低﹐就會有競爭優勢。當有競爭優勢的時候﹐就可以創造最大的剩餘﹐同時進行資本積累和投資的經濟效益會最高﹐這樣資本增加﹑要素稟賦結構提昇的速度會最快﹐產業結構能夠提昇﹐收入水平就能夠提昇。

  因此﹐新結構經濟學談比較優勢﹐更多是從一個經濟怎麼動態發展的角度來談﹐和一般國際貿易討論的比較優勢祗是討論靜態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不同。

  問題2﹕改革的漸進雙軌制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這種漸進雙軌制的發展和轉型模式是怎麼變動的﹖

  林毅夫﹕改革必須與時俱進。如何與時俱進﹖改革開放初期﹐舊的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是違反比較優勢的﹐企業在開放競爭市場中是沒有自生能力﹐不給保護補貼就活不了﹐所以當時的保護補貼是一種老人老辦法的“雪中送炭”。同時通過採用一種漸進雙軌的方式﹐以“新人新辦法”來發展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加上政府是因勢利導的﹐採用“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辦經濟特區﹑工業園區等以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就非常有競爭力﹐使得中國的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結果就是我們1978年的時候人均GDP僅156美元﹐現在為8640美元。今天中國已經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資本不再那麼極端短缺。

  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那些大型的國有企業普遍是違反比較優勢的﹐而今天普遍是具有比較優勢。比如裝備製造業﹕三一重工是民營的﹐它的產品在國際上可以和卡特彼勒以及西門子競爭﹔徐工是國有的﹐它的設備同樣可以和卡特彼勒﹑和西門子競爭。如果在國際上能夠競爭﹐肯定是符合比較優勢的。在符合比較優勢的情況下﹐再繼續給保護補貼﹐性質就變了。原來是“雪中送炭”﹐現在是“錦上添花”。從企業角度來看﹐你給我保護補貼多多益善。但是從社會角度來講﹐要保護補貼﹐就要政府要干預﹑要扭曲﹑要創造租金﹐就會有尋租﹑腐敗﹑收入分配的問題。

  在這種新的狀況之下﹐改革要與時俱進。這也是為什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談到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各種價格信號必須由市場競爭決定﹐各種資源由價格的高低來決定配置﹐政府在雙軌漸進改革當中遺留下來的各種行政性的干預﹑行政性的定價﹑行政性的配置要消除掉。因此﹐漸進雙軌制的改革﹐實際上是為了穩定和快速發展﹐同時為中國過渡到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

  問題3﹕您強調用新結構經濟學來研究改革發展的問題﹐是不是別的經濟學家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方法﹐來研究改革發展的問題﹖

  林毅夫﹕我認為當然是可以的。任何一個經濟學者所提出的理論﹐都是“瞎子摸象”﹐誰也不可能把這個大象全部描述清楚。 從不同的角度研究經濟發展問題﹐就會有不同視角﹑不同觀點﹐祗有當各種理論﹑各種視角在一個開放的學術市場中相互競爭﹐我們才能夠把問題瞭解得更清楚﹐並且各派理論之間也能夠在爭論當中不斷完善。所以﹐我從來不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應該壟斷學術市場﹐新結構經濟學應該是學術市場當中的一個理論流派進行討論。

  不過﹐應當把新結構經濟學和來自于西方的主流經濟學進行區分。大部分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中﹐整個經濟祗有一個部門﹐而且為了簡化起見﹐整個經濟當中祗有一種生產要素﹐在祗有一個部門和一種生產要素的理論模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祗有量的差異﹐不會有結構差異性﹑特徵差異性﹐而事實上兩者之間存在有很多本質的差異性。

  比如剛剛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羅莫提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決定技術創新和增長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這是因為創新在他的模型中是發明﹐發明風險非常大﹑不確定性非常高﹐所以要高人力資本﹐理論一環扣一環。但是﹐內生增長理論放到發展中國家是不是合適﹖我們的家電行業﹑高鐵等已經在世界領先了﹐這些行業如果要繼續發展﹐祗能自己發展新技術。但是我們還有大量的產業還在追趕階段﹐去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有30多個展廳﹐每個展廳有各種產品﹐不難發現我們和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技術差距。追趕期間技術創新﹑產業昇級的方式﹐和技術和產業已經是世界最前沿的創新方式是不必完全一樣的﹐存在所謂的“後來者優勢”。 但是在內生增長理論上看不到這種差異﹐我不是說他的理論沒有貢獻﹐如果沒有貢獻也不會得諾貝爾獎。但是如果一味說要重視發明﹐衡量的方式就是全要素生產力﹐我們整個經濟工作都圍繞怎麼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那就有誤導。

  現在的大部分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作為參照系。比如說現代金融﹐所有的教科書裡面講得都頭頭是道﹐你要去發展風險資本﹑發展股票市場﹑發展直接融資增加公司債。但是﹐你能叫一個小農戶發公司債嗎﹖你能用風險資本解決一個小農戶的資金需求嗎﹖你能讓小農戶上市在股票市場融資嗎﹖ 現代金融不能說是不對的﹐但是如果按照那樣的金融安排﹐是沒有辦法服務實體經濟的。這也是80年代以後﹐包括我工作過的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犯下的錯誤之一。他們到處去推動現代金融﹐想用風險資本﹑股票市場﹑公司債權的直接融資方式去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普遍出現的後果就是金融和實體經濟相脫節。

  新結構經濟學想做的﹐就是從一維的經濟學﹐或者是從現在大部分二維的把發達國家的發展平面作為理想的平面﹑祗要和發達國家不一樣就是扭曲的經濟學﹐變成三維的經濟學理論。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有不同的結構特性﹐這個結構是內生的﹐在每一個結構平面經濟運行的道理並不完全一樣。我前面已經講了幾個例子﹐金融不完全一樣﹐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等各種政策都不完全一樣。新結構經濟學不僅研究怎麼從一個收入水平低的結構平面向收入水平高的結構平面昇級的發展經濟學﹐以及﹐如何從一個有扭曲的結構平面轉向沒有扭曲的結構平面的轉型經濟學﹐也要研究在每個不同的結構平面上﹐根據其產業技術的規模﹑風險﹑交易等特性研究經濟運行的合適規律﹐總的來說﹐新結構經濟學想把現在一維或二維的主流經濟學發展成為三維的經濟學。

  相對於其它理論視角﹐我祗能講新結構經濟學會比較接地氣一點﹐當然也並不能排斥其它視角。比如說要不要研究行為﹐現在的行為金融學我覺得非常重要。又比如說要不要研究利益集團﹐新制度經濟學非常重視利益集團的研究﹐我認為也很重要。但是﹐我想做的就是 不管哪種理論﹐到最後都要把不同發展程度的結構差異性放進去﹐這才合乎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誠然﹐新結構經濟學還處於萌發階段﹐還有很多領域需要深入研究﹐也歡迎各位從自己研究的視角﹐補充新結構經濟學﹐謝謝。

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下)│國情講壇

  胡鞍鋼教授向林毅夫教授贈送清華大學『國情講壇』紀念證書併合影留念

  -END-

  文字整理│王蔚

  攝影│于娟

  

[責編﹕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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