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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報 2014年05月21日 星期三

    信息與動態

    大名新出夏漢文合璧墓誌銘的價值和意義

    劉廣瑞 朱建路 《 光明日報 》( 2014年05月21日   14 版)

        2013年9月﹐在河北大名縣陳莊村南出土一方《宣差大名路達魯花赤小李鈐部公墓誌》(後文簡稱《墓誌》)。關於此墓誌出土的情況﹐一些新聞媒體在報紙﹑網絡上有過報道﹐但未公佈墓誌圖版(照片)﹐更未公佈墓誌錄文。墓誌發掘後﹐也未公開發表過發掘簡報等﹐給學術研究帶來諸多不便。墓誌增加了我們對唐兀昔里氏的瞭解﹐同時也提供了新的西夏文史料﹐對研究元代西夏遺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為交流墓誌銘整理和研究的最新成果﹐推進相關問題研究﹐2014年3月30日﹐邯鄲學院和大名縣歷史文化研究會聯合召開了“元代夏漢文合璧墓誌銘研討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首都師範大學﹑河北師範大學﹑寧夏社會科學院﹑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2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與會學者圍繞新出墓誌的內容﹑特點﹑學術價值等相關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墓誌為圓首豎碑狀﹐有碑座﹐墓誌高60厘米﹐寬35厘米﹐厚11厘米﹐碑座寬47厘米﹐高32厘米﹐厚26.5厘米。墓誌兩面書寫﹐一面為西夏文﹐共兩行十一個字﹔一面為漢文﹐頂部有篆書“小李鈐部公墓誌銘”八字﹐正文共21行﹐五百餘字﹐介紹小李鈐部(昔裡鈐部)的生平事跡﹐及其子孫三代在大名路任職長達60餘年的情況﹐由其長孫教化撰寫。

        昔裡鈐部又名李益立山﹐《元史》卷一二二有《昔裡鈐部傳》﹔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一《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銘並序》為昔裡鈐部的神道碑﹔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二十五《魏國公先世述》講述唐兀昔里氏家族的歷史﹐涉及昔裡鈐部﹔姚燧《姚燧集》卷十九《忠節李公神道碑》為昔裡鈐部之子李愛魯神道碑﹐1990年3月大名縣陳莊村曾出土元代《李愛魯墓誌》一方﹔《正德大名府志》卷十《元大名達魯花赤昔李公墓誌銘》﹑《元禮儀院判昔李公墓誌銘》為昔裡鈐部後人的兩塊墓誌。

        新出《墓誌》兩面書寫﹐一面為漢文﹐一面為西夏文。漢文錄文如下﹕

        宣差大名路達魯花赤小李鈐部公墓誌

        公鈐部﹐其先河西肅州之世系﹐祖塋在焉。公生而通敏﹐長有才略﹐丙戌間遭家不造﹐歸附。上國﹐遂命公徵闢西。既回﹐復輔阿答赤忽都帖木兒取沙洲﹐彼恃眾堅守﹑戰鬥不一﹐時忽都馬乏不克前進﹐以己馬負之而出﹐公獨進攘敵﹐俱免其難。後蒙上顧問﹕“向之臨陣﹐以己馬濟人之危﹐何其自輕耶﹖”公伏奏曰﹕“彼則有功于國﹐信任已久﹐臣則新附﹐未有寸效﹐故爾”。上奇之。沙洲既平﹐賜人口一百有六。後征阿思克千戶﹐隨行未幾城陷﹐皆公之佐歟。遂命公同合答行斷事官事﹐丙午復命同牙魯花赤行天下斷事官﹐辛亥改授大名路都達魯花赤。戊午秋七月廿有八日以病卒﹐年六十九歲。夫人田氏六十五歲﹐男三人﹐孫三人。長愛魯﹐襲父爵﹐寵授虎符﹐至元四年十月間改授雲南安撫使。次子羅合﹐中統三年宣授大名等路行軍萬戶﹐至元元年八月十二日卒。次子小鈐部以兄愛魯出仕南國﹐襲爵如前﹐加昭勇大將軍﹐至元十三年二月卒。長孫教化是年四月有四日祗授宣命﹐虎符襲爵﹐加嘉議大夫兼大名路諸軍奧魯達魯花赤。次孫帖木爾﹑次孫萬奴。噫﹐一門之中﹐襲爵承宣﹐枝葉不替﹐非公之積德累功﹐焉能至此耶。長孫教化以父之出仕未還﹐念祖之權厝未葬﹐是以改卜新塋﹐仍刻貞石以志其後。至元十五年二月有五日﹐嘉議大夫大名路達魯花赤兼諸軍奧魯達魯花赤孝長孫教化志。

        西夏文錄文如下﹕

        煽候廏環樅伎

        浹頗朝嘸壅

        西夏文﹐對譯為“田氏夫人阿母﹐小李統軍大”。西夏“朝嘸”二字漢文對譯為統軍或將軍﹐讀音為“遏暮”。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史金波認為應參照《墓誌》漢文碑銘譯為“鈐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孫伯君也認為此墓誌反映的是元代的歷史﹐譯為“鈐部”比較合適。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聶鴻音認為墓誌西夏文最後一字“壅”﹐可釋為“大”﹐表示職官重要﹐無實義﹐可略去。史金波先生結合《番漢合時掌中珠》和《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史料﹐認為此字應譯為“大人”。因此﹐這兩行西夏文可譯為﹕

        田氏夫人阿母

        小李鈐部大人

        大名新出夏漢文合璧墓誌銘價值及意義﹐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是給我們研究西夏後裔提供了新史料。蒙古滅亡西夏後﹐未給西夏修史﹐因此西夏史的資料極為貧乏。西夏滅亡後﹐西夏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現存西夏文碑刻屈指可數。因此昔李鈐部墓誌中西夏文的發現極其珍貴﹐它是河北省第二次發現西夏文碑刻﹐也是迄今為止已知的元代唯一的一方夏漢文合璧墓誌銘﹐對西夏及元代考古都是重大發現。墓誌對於元代唐兀昔里氏家族這支西夏後裔的研究提供了新史料﹐豐富和深化了元史研究。

        二是為史學研究提出了新問題。這些問題一方面包括了前人已經做過研究﹐但仍有待繼續挖掘的﹔另一方面是未進行過研究的﹐屬於空白點的更值得開掘。如“統軍”﹑“鈐部”問題﹐雖然已有多位學者進行過研究﹐但仍然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墓誌體現出的碑刻形制特點﹐目前尚無專文研究﹐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必定會加深對碑刻文獻的認識和解讀。

        三是為豐富和研究邯鄲地方文化歷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西夏文墓誌的發現為我們從更廣泛的範圍﹐更深入的範圍為我們研究大名的歷史﹐研究民族的融合﹐研究大名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新的契機。

        另外﹐從昔裡鈐部開始﹐昔里氏家族都葬在大名﹐既然這裡是其祖塋﹐可以預見﹐以後還會有大名西夏遺民文物出土。相信隨著對此墓誌研究的深入和將來新的相關文物的出土﹐其價值必將得到學界的關注和重視。

        (作者單位﹕邯鄲學院﹑邯鄲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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