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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雪松

“偷雞腿媽媽”的劇情反轉是畫蛇添足嗎﹖

  “最心酸兒童節禮物”剛剛把人們感動了﹐“偷雞腿媽媽”在這家超市“連偷三次”的報道﹐將同情心爆滿的人們這顆酸酸的心臟﹐立即打翻成醬缸。這麼完美的故事結局﹐頓時在很多人眼裡﹐有了畫蛇添足的討厭。

  很多人把醬缸倒翻的情緒﹐集中在了媒體和那位說了實話的超市營業員身上﹐這是心靈太脆弱的緣故。三次算不算報道中所說的“慣偷”﹑三次之外還有沒有發生在其他地方的偷竊行為﹐這些都是很多網友不願去追溯的事情。網友要的是一個能夠讓自己同情落淚的故事結局。他們不需要太多“節外生枝”的延展來攪亂心中的滋味。

  我不知道這位苦難的媽媽﹐面對三四十萬沾滿同情淚水的善款﹐內心深處究竟是怎麼想的。我知道的是﹐她依然在說窮﹐說困難。我相信她說的是真話。但超市營業員說的﹐也是真話。超市營業員說的這番話﹐應該不是為自己發現了這個被世人同情的媽媽而想推卸什麼責任。人們也沒指責她。同樣﹐營業員眼紅對方坐擁這麼多善款的可能性也不大。她祗是在媒體的深入採訪當中﹐說了自己所見所遇的真話。但很遺憾﹐她的真話﹐沉浸在同情之中的人們卻不想聽﹐不願聽。

  這是貧窮狀況下的偷盜﹐被視作有理的一種特殊情緒。進一步地說﹐是這個世界在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設計能夠根本杜絕貧富差距的情況下﹐人們對於這一終極命題的心理排斥﹐以及對於這個背景之下偷竊行為的一種心理呵護。

  然而貧困是相對的。即便在瑞士這樣物質高度富裕﹑保障高度文明的國度﹐覺得錢不夠花﹑需要通過偷盜來縮短人與人之間物質差距的現象﹐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只不過﹐他們不像雨果筆下的冉阿讓那麼具有文學所描繪的極端悲劇效果﹐也沒有傳說中80年前發生在紐約貧民區祖母為兩天沒吃東西的孫子偷麵包﹑被法官宣判罰款並拘役之後﹐紐約市長脫帽捐款並自責的那份煽情效果。

  “偷雞腿媽媽”無疑也是值得同情的。她的困難﹐同樣需要社會的幫助﹐需要社會救助機制的反思。但是期待社會保障制度設計的進步﹐如果與針對偷盜行為的法律制度設計發生衝突時﹐社會群體將同情心放大到貧窮狀態下的“偷盜有理”程度﹐卻是相當蠻不講理的。

  對於“偷雞腿媽媽”來說﹐貧困是不幸﹐這個不幸﹐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需要承擔責任。但是﹐制度設計不可能為任何一種形式的偷盜行為﹐無限制地擔當責任。如果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永遠解決不了財富的差距﹐財富相對弱勢的一方出現的偷盜行為都因此需要法律制度設計的豁免﹐那麼﹐隨著一個“偷雞腿媽媽”的富起來﹐便會有千萬個還沒偷雞腿的媽媽打算偷起來。這就是“偷雞腿媽媽”事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同情心﹑批判性﹐給整個社會體系出的一道世紀難題。

  這個社會﹐有這麼多人擁有同情心﹐輿論應該呵護。但呵護同情心﹐並不意味著可以把裹挾在同情心之中的對於法治的反叛﹑對於制度設計不能徹底解決貧困狀況下的“偷盜有理”情緒﹐也一起呵護了去。這個社會任何一個群體﹐都應該明白這樣一個基本的道理﹐母愛是偉大的﹐但偷盜是可恥的﹐而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必須為貧窮的存在承擔責任﹐但社會保障制度設計的不完善﹐不是貧窮狀況下偷盜可以光榮﹑可以有理的藉口。這個基本關係梳理不清楚﹐同情心的正能量﹐就會轉換為簡單粗暴的負能量﹐反而無助於推動制度文明與社會文明的共同推進。

  媒體呈現超市營業員所述的“連偷三次”﹐誰都不愛聽。但不愛聽﹐並不意味著事實不存在。心裡再痛﹑再糾結﹐我們都得去面對。就像我們永遠必須面對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完美一樣﹐社會的同情心﹐最終需要的是解決問題﹐而不是有選擇地只再現問題的單方面。(劉雪松)

[責任編輯:李姝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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