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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聖祥

網約車禁入標準能給安全加幾分﹖

  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聯合滴滴出行﹐11日發佈移動出行駕駛人員禁入標準﹐首次明確網約車駕駛人員資格審查的“負面清單”﹐有重大﹑暴力和危害公眾安全的犯罪﹐嚴重治安違法﹐交通安全違法等三大類違法犯罪記錄及患有精神病的人員都將禁止進入移動出行平臺。(7月12日新華網)

  網約車駕駛員很多有前科﹐這曾被認為是網約車“不夠安全”的一大隱患。比如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今年排查深圳市網約車駕駛員後﹐曾發現有吸毒前科人員1425名﹑肇事肇禍精神病人1名﹑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員1661名。首個網約車駕駛員禁入標準的出臺﹐與監管部門的約談和社會輿論的關切﹐顯然緊密相關。

  滴滴出行的駕駛員禁入標準﹐採取的是“一票否決”模式。換言之﹐祗要留下“負面清單”中的相關前科﹐在滴滴平臺﹐將終生不再具有申請成為網約車駕駛員的資格。這樣的禁入標準﹐不可謂不嚴苛﹐肯定會影響到很多人的就業﹐同時也能給網約車塑造更安全的形象。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對任何一家企業來說﹐制定相關商業規則﹐祗要不涉及就業歧視﹐當然是其合法經營權利。祗是希望﹐這是企業為瞭解決問題的主動選擇﹐而不是在壓力之下的被動妥協﹐更不是為了獻媚討好而背叛初衷。設置禁入標準﹐擁抱的是傳統的管制思維﹐這與網約車的開放共享形象﹐無疑存在抵牾之處。

  相比僅僅代表過往的前科﹐基於大數據的互聯網約車平臺﹐完全有能力鑒別出駕駛員當下的實際表現﹐它本來是可以給人“從良”機會的。設置禁入的門檻﹐也許會給乘客更加安全的心理暗示﹐但實際的效果還有待實踐的檢驗。

  讓有前科的人﹐也可以通過勞動自食其力﹐是文明社會的共識﹔如果一個人祗要有了某種前科﹐就被認為不可改變﹐就應該被終身歧視﹐前科就將成為洗不掉的“紅字”﹐這顯然不利於其回歸社會。

  一個人過去做過什麼﹐並不等於將來他必然還會做什麼﹔倘若簡單以前科定人﹐網約車禁入名單中的罪行﹐豈不是一律該判無期徒刑﹖為什麼不讓有前科的人放下歷史的“原罪”﹐通過自己的服務去獲得報酬贏得讚賞呢﹖

  對於“前科公民”的限制性就業規定﹐相關立法都是很謹慎的﹔相比之下﹐網約車駕駛員禁入標準﹐似乎隨意了些。值得一說的是﹐無論是現行法律還是交通運輸部出臺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規定》﹐都沒有禁止有犯罪前科人員從事出租車經營活動。出租車如此﹐網約車又特殊在哪裡呢﹖

  滴滴出行推出的網約車駕駛員禁入標準﹐不僅找不到充分的法律依據﹔相反﹐《就業促進法》中“不得實施就業歧視”的規定﹐也應該適用於有前科人員──除非通過立法方式明確規定有前科人員禁入某些特定職業﹐否則理應遵循“法無禁止即可行”原則。

  《刑法》對於有前科人員規定有“前科報告制度”﹐即﹕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既然如此﹐相比網約車平臺直接在准入時“一票否決”﹐為何不在明示相關信息的基礎之上﹐把選擇的權利交給乘客﹖

  好在這祗是一家企業的禁入標準﹐對別的網約車平臺應該不具有強制效力﹐而商業的競爭總會讓規則更趨完美。網約車畢竟還是一個新鮮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與其追求“一勞永逸”的強力監管﹐不如信任市場的糾錯機制和完善機制。(舒聖祥)

[責任編輯:李姝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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