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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宗明

質疑“最悲傷作文”是代筆﹐過了

  “爸爸四年前死了……媽媽病了﹐去鎮上﹐去西昌﹐錢沒了﹐病也沒好。我去給媽媽做飯﹐飯做好﹐我去叫媽媽﹐媽媽已經死了。”這兩天﹐四川大涼山小姑娘苦依伍木寫的一篇作文《淚》﹐傳遍網絡。年紀輕輕﹐就失怙之後又喪母﹐祗能與兩個弟弟相依為命﹐這至為悲慘的人生遭逢流淌在文字上﹐雖是流水賬﹐卻字字泣血﹐它也被網民稱作是“世界上最悲傷的作文”。

  就在作文熱傳﹐公眾指望它能換來苦依伍木境遇的改善時﹐有媒體刊出了“‘最悲傷作文’被指槍手所為 支教老師稱整理過”的報道﹐有些官微也故意突出“槍手所為”“被潤色過”等詞眼。於是﹐我又看到了習慣性質疑的影子﹐又看到了“炒作論”的還魂。

  平心而論﹐對公共事件抱以質疑﹐沒什麼不可以﹐尤其是指向求真的質疑──在“真善美”的價值序列中﹐真是首要的﹐若事件真實性都存疑﹐那去渲染鼓搗善美﹑激起輿論情緒共鳴﹐就是欺騙大眾感情。苦依伍木的慘境是寫實﹐還是文學創作﹐確實可資追問。在求證過程中﹐就算帶點先入為主的懷疑眼光也無可厚非。

  但令筆者反感的﹐是在證偽前就呲牙咧嘴地懷疑其是“代筆”﹐並將其作為傳播噱頭﹐而無視它可能帶給一個小姑娘與部分同情者的傷害﹕你質疑歸質疑﹐但在證實自身懷疑前﹐能否盡到保護當事孩童的應有善意﹖

  而從報道看﹐那篇文章就是苦依伍木所寫﹐情況也都屬實﹐祗是因其擅長的是彝語而非漢語﹐在行文格式﹑標點運用上都欠奉﹐老師有對其進行無傷原意的調整。這種調整﹐不是添油加醋﹐也不是臆造悲情情節。實質上﹐在媒體資訊發達的當下﹐要查實苦依伍木的家境並不難。

  在此情境下﹐把“槍手所為”重點突出﹐未免有些不妥﹐也是種極端鑽牛尖式的狹隘﹕要看到﹐“最悲傷作文”之所以傳播極廣﹐其清澈的文筆固然是打動人的“索引”﹐可最重要的﹐是她遭遇的不幸和凜冽的絕望。而當它牽出亟待社會正視的問題時﹐作文裡的敘事方式是怎樣的﹐已經無關緊要了﹐緊要的是紓解其困境。就此角度看﹐對文筆的錙銖必較﹐也是圍觀視線的跑偏。

  是的﹐“課本上說﹐有個地方有個日月潭﹐那就是女兒想念母親流下的淚水”式大悲無聲的文字﹐確實太具震撼力﹐或許也溢出了小學生的表達能力。但這本就不是用臆造的悲情熬成的雞湯﹐也不是用來傷春悲秋﹑喟嘆凡塵的﹐而是最悲辛的個人際遇。在這裡面﹐悲劇本身比講述悲劇的方式更值得關注。

  布迪厄曾在《世界的苦難》中說﹕“個人遭遇的苦難﹐看似主觀層面的緊張或衝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會深層的結構性矛盾”。既然是事關貧窮﹐那相關的社會議題就該被導向貧窮﹔既然事發地是大涼山﹐那苦依伍木的境遇就該被置於廣袤的地緣環境中去打量。

  “最悲傷作文”反映的情況似乎是個案﹐但在四川大涼山地區﹐這或許又並非個案﹕有太多貧困主題下的情景呈現﹐能藉以瞥見當地貧窮面目的一斑﹐如“一年最多隻吃3次肉”“人畜混居一室”……還有之前媒體報道的﹐數十名大涼山區童工流落深圳被非法使用﹐在被送回老家時卻並不樂意﹐原因是“在這有米飯和肉吃”。而“最悲傷的作文”﹐不過是將極端窮困的一個剖面呈現在了公眾面前而已。

  而將這番景象跟習近平總書記之前提出的扶貧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衝刺期”結合﹐尤其引人深思﹕正如筆者在之前某篇文章中提到的﹐新形勢下的扶貧﹐就是要落腳于對貧困人口的“精准滴灌”﹑因需施援﹐也即精准扶貧﹐而不是沿襲撥款到地方財政﹑大水漫灌式扶貧模式。也唯有精准扶貧﹐才能在前端消解苦依伍木們的苦難引線﹐而不是將其悲劇被粗糙的扶貧篩子篩掉。

  說到底﹐“最悲傷作文”該將輿論思考更多地引向對貧困及扶貧模式的反思﹐而不是自動過濾掉悲劇本身﹐去糾結于文字表達技巧﹐那本質上就是用病態考據癖與輕佻的旁觀姿態消解悲劇分量。(佘宗明)

[責任編輯:劉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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