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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宗明

用制度化解開專車副鎮長的“守廉困境”

  37歲的安徽黃山歙縣王村鎮副鎮長洪升﹐這兩天成了話題人物。6月15日上午﹐成了網約車司機的洪升工作時間接單被查﹐目前他已接受紀委調查﹐正等候處理。他因此被稱作“開專車副鎮長”。媒體報道還披露了更多細節﹕洪升家庭收入不高﹐半年工資約一萬八千元﹐上有老下有小﹐今年4月他痛風發作﹐花了約18000元﹐錢大多是借的﹐為了還貸開起了專車。他還表示﹐接受處罰﹐不會再做。

用制度化解開專車副鎮長的“守廉困境”

  副鎮長開專車被查﹐確實讓人咄咄稱奇﹕儘管隨著網約車的興盛﹐加入專車兼職司機隊伍的人群已近乎覆及各行各業﹐可副鎮長也加入此列﹐實屬罕見﹔而他因開專車被查﹐亦為此事續上了戲劇性的“後續劇情”。

  這些不多見的情節﹐作為新聞素材被呈現于公眾視野後﹐在門戶網站引致上百萬跟帖﹐但輿論反響多是同情﹐而非厚責﹕在網上﹐一則跟帖集讚無數──“去開會接了一順路單﹐為低碳出行作了貢獻﹐自己不偷不搶不腐敗﹐被抓了也不亮出副鎮長身份﹐這挺難得的”﹐這多少能反映不少人的心聲。

  平心而論﹐身為基層幹部的洪升開專車﹐確實有違《公務員法》中對“公務員不得從事或參與營利性活動”的規定。制度剛性﹐很多時候就是在“嚴尺度”執行中得以彰顯的﹐而不可輕易“開一道口子”。實質上﹐洪升本人對此也認賬。

  但都說“法不外乎人情”﹐這不是說要徇情枉法﹑讓法容醬缸般人情﹐而是指﹐法紀實踐中法規執行也要權衡情﹑理﹑法的關係。從“公務員不得從事或參與營利性活動”的立法本意看﹐其出發點其實是擔心公務人員假公濟私﹑借權牟利﹐乃至搞權力尋租﹑權錢交易﹐進而破壞社會公平正義。但在該事件中﹐涉事副鎮長兼職網約車﹐並不受其職權的影響﹐二者沒有利益關係。

  得看到﹐很多網民為涉事副鎮長鳴冤﹐也源於細節處有些能打通人性的情節﹕作為鄉科級副職的洪升﹐薪酬不多﹐生活壓力山大﹐還因病陷入困境。但他不貪不佔﹐雖說被抓那次是上班時間拉客﹐但也是去黨校途中順路的情況下﹐空車順路載個人﹐從常理上可以理解﹐這無關公車私用﹐也無關影響正常公務履職。再說了﹐開網約車除去油費的淨利並不多﹐事發當天那單他也就最多賺了4塊錢﹐“賺”的是微薄辛苦錢﹐也令其“營利性活動”的成分打了折扣。

  就此看﹐即便涉事副鎮長開網約車確屬違規﹐也不宜機械化﹑教條地套用法規﹐而應慮及其實際後果和立法初衷等因素﹐給出令人信服的酌情處理。

  在此事件中﹐其實更值得深思的﹐是開專車副鎮長的“守廉困境”﹕家境困窘的他﹐想實現自我救濟﹐在現實所迫的情況下﹐或許除了兩重選擇﹐別無他法──一是利用權力搞貪佔﹐也即腐敗﹐二是僥幸地找兼職類的方式維持生計﹑緩解窘境。但這兩者都違反廉正守紀方面的法規﹐即便是開網約車式的兼職﹐跟性質惡劣或許完全不搭邊﹐可也有違紀之虞。實質上﹐這類困境已不祗是新聞“主角”涉事副鎮長的個體境遇。

  在此情景下﹐要化解專車副鎮長們的“守廉困境”﹐還得靠制度。具體些說﹐就是既要收緊籠子﹑嚴明紀律﹐給所有官員頭上都戴上“不敢貪不能佔”的緊箍咒﹐同時也要完善基層公職人員薪酬體系﹐讓他們體面過活﹐而非處在制度保障覆蓋不到的角落。而針對基層幹部中的困難戶﹐包括因病致貧的﹐也要考慮到其作為人的生存需求﹐實現必要的扶貧救助﹐將其納入到“精准扶貧”的序列中﹐而不能因其公職身份就斬斷其救濟渠道。清廉官員也有活得體面的權利﹐若清廉就該捉襟見肘乃至“被餓死”﹐那無疑是對廉政成本的非理性抬高。當然﹐對家境困難的基層官員幹部救濟﹐也得有完善的個人事項申報核查機制配套。

  “開專車副鎮長”引發普遍同情﹐其實就是對制度盡早補位的敦促﹕也祗有對基層官員的薪酬體系和涉貧救助機制完善﹐才能避免將個體推向“為避免違法違紀(貪污)而不得不違法違紀(搞兼職)”的進退維谷境地。(佘宗明)

[責任編輯:劉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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