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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收購玉米改判無罪一案的幾點標杆意義

2017-02-17 14:06:18

王力軍一案的全過程創造了諸多個第一﹐這起基層法院判處當事人1年刑罰且為緩刑之小案的糾錯﹐帶來了如此巨大的社會意義﹐推動了社會進步﹐這在我國法治實踐中也是不多見的景象。

  2月17日上午﹐內蒙古農民王力軍收購玉米獲罪一案再審宣判﹐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原審判決﹐改判王力軍無罪。法院在宣判後向王力軍立即送達了再審判決書﹐並就判決生效後有權提出國家賠償申請等問題向其做了解釋說明。

  其實﹐王力軍一案再審改判無罪是沒有懸念的。最高法院在指令再審決定中明確指出﹐“王力軍從糧農處收購玉米賣予糧庫﹐在糧農與糧庫之間起了橋樑紐帶作用﹐沒有破壞糧食流通的主渠道﹐沒有嚴重擾亂市場秩序﹐且不具有與刑法第225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前三項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不具有刑事處罰的必要性”﹐就只差直接宣告“王力軍無罪”了。

  2月13日再審開庭﹐控方雙方將最高法指令再審的理由﹐直接翻譯為再審程序中的法庭語言﹐都建議改判王力軍無罪。因此﹐再審法院作出“檢察機關﹑王力軍及其辯護人提出王力軍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意見成立﹐予以採納”的決定﹐並宣告“王力軍無罪”﹐完全是水到渠成之事。

  王力軍收購玉米一案從一審判罪﹑輿論強烈關注﹐到國家糧食收購政策悄然變化﹑最高法指令再審﹐再到再審改判無罪﹐創造了諸多個第一。歸納一下﹐該案至少有以下幾點標杆意義。

  其一﹐此案開了最高法院對基層法院生效判決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先河。理論上講﹐最高法院繞開中﹑高兩級法院﹐直接對基層法院的生效判決提起審判監督程序﹐並無法律障礙。我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1996年修訂版﹑2012年的現行修訂版都一致規定﹐最高法院對各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法院再審。祗是最高法院畢竟祗有一個﹐這種審判監督多止于對省級高級法院之錯誤裁判的監督。本案算是一舉激活了最高法院對基層法院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制度。

  其二﹐此案是在沒有申訴﹑沒有維穩壓力的情形下﹐最高法院主動啟動再審糾錯程序的。本案一審判決後﹐因判處的是緩刑﹐加之考慮到經濟原因等﹐王力軍並沒有上訴﹐一審判決隨即生效﹐此後也沒有申訴。最高法院從媒體報道中獲得線索﹐主動調卷審查並作出再審決定﹐這在司法實踐中是十分罕見的。我們知道﹐刑事申訴難是最出名的。即使有當事人的申訴﹐有的甚至申訴十幾年也難以啟動再審﹐而本案為無申訴再審﹐體現了最高法院的擔當和高度社會責任感。

  其三﹐此案對刑事審判中如何適用刑法在個罪中規定的兜底條款判罪﹐具有重大指導意義。最高法院在指令本案再審的理由中明確指出﹐刑法第225條第4項“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是在前3項明確列舉的基礎上所規定的一個兜底性條款﹐在司法實踐中適用應特別慎重﹐相關行為需要與前3項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且需有法律﹑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才能作為犯罪來處理。這就是說﹐刑法中的“其他行為”不是任何法院都能隨意解釋的﹐必須有法律至少有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才能適用該兜底條款判罪。這不僅有助於遏制非法經營罪正成為一個什麼都裝的“口袋罪”的傾向﹐也對刑法中另有的十幾處這種罪狀規範如何適用﹐提供了巨大的指導。

  其四﹐此案改判無罪﹐為王力軍們放心收購糧食吃了一顆定心丸。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戶分散的糧食生產與國家糧庫的集中收購之間﹐需要大量像王力軍這樣的“糧食販子”架起橋樑。據王力軍反映﹐他身邊即有數以千計的人在收購糧食﹐全國又有多少﹐可想而知。王力軍的獲罪讓這些人也誠惶誠恐﹐現該案的再審改判﹐便讓他們懸著的心落了地﹐可放心地繼續做“橋樑”。王力軍也在接受採訪時說﹐改判無罪後﹐他還會去收購玉米﹐因為他熟悉這個﹐能增加家裡收入﹐糧農也歡迎。

  此外﹐我們也欣喜地注意到﹐因為輿論對該案的廣泛關注﹐國家糧食收購政策在指令再審前夕也悄然調整。國家糧食局商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同意﹐去年9月修訂的《糧食收購資格審核管理辦法》已經明確﹐“農民﹑糧食經紀人﹑農貿市場糧食交易者等從事糧食收購活動﹐無需辦理糧食收購資格”。

  一起基層法院判處當事人1年刑罰且為緩刑之小案的糾錯﹐卻帶來了如此巨大的社會意義﹐推動了社會進步﹐這在我國法治實踐中也是不多見的景象。(劉昌松)

責任編輯﹕賀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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