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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的吸引力豈能靠“三個女人”

2017-03-06 14:31:04

文藝作品要引發當代國人的共鳴﹐首先應該有時代的格局﹑歷史的責任乃至文化的使命﹐惟其對過往歷史以及歷史人物葆有敬意﹐方才有可能與其平等對話﹐並藝術地呈現出一個活潑潑的故事。

  文藝的吸引力豈能靠“三個女人”

  全國政協委員何香久在本次兩會上痛批文藝亂象﹐他回憶﹐在創作長篇電視劇《焦裕祿》時﹐製片方想請一家民營公司合作﹐那家公司的負責人對他說﹕“要讓我們加入﹐你首先得改劇本。淡化主旋律意識﹐主人公一定要寫他的毛病﹐他也搞特權﹐也喜歡女人。焦裕祿身邊要寫三個女人﹐三人女人都想和他在一起﹐讓焦裕祿面臨選擇的困惑﹐這樣才有戲看。”(《人民日報》3月6日)

  儘管現實中諸如“三個女人”之類的現象並非沒有﹐但罔顧歷史真實﹐僅憑開“腦洞”就給焦裕祿“安排”與三個女人的戲份﹐顯然是過頭了﹐不免走入解構歷史﹑消解崇高﹑搞笑戲說﹑娛樂至上的誤區﹐非但不可取﹐簡直就是徹頭徹尾的胡鬧。這樣的操作﹐也不僅僅是一個“有戲”﹑“沒戲”的問題﹐根本上就是一種庸俗化﹑歷史虛無主義。

  新的時代環境中﹐焦裕祿的精神主旨是什麼﹖是“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懷﹐是凡事探求就裡﹑“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求實作風﹐是“敢教日月換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奮鬥精神﹐是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文藝作品並不是不能反映焦裕祿的“人情”“人性”﹐也不是不能把視角放低一些﹐深刻展示焦裕祿在艱難環境中的努力﹐但是﹐無論視角有多低﹐無論如何挖掘人情人性﹐都不能脫離客觀實際﹐進而把什麼都搞成一個男人和幾個女人的故事。一味追求這樣的“戲”﹐不僅不可能贏得觀眾的認可﹐反而會因這樣的扭曲而遭到厭棄。

  一段時間以來﹐很有一些影視作品﹐為了所謂的收視率﹑票房而胡編亂造﹐甚至不惜顛覆長期以來對英雄人物形成的特定形象。這樣的挖掘並不是一種誠懇老實的態度﹐也不是對歷史﹑對文化﹑對公眾認知的負責任態度。其在“拉低”英雄人物的同時﹐也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向視為精神力量來源的價值﹑意識踩到了塵埃裡。

  這其中﹐可能有投資方試圖迎合市場﹑順應某些低級趣味的考量﹐比如﹐好像不寫幾個女人劇本就不好看﹐就沒有“亮點”﹔但關鍵還在於價值觀的迷失。主旋律作品的吸引人之處﹐其實並不在於是不是有幾個女人﹑這些女人能不能把一部戲支撐起來等等﹐而在於其所傳遞的東西是不是有現實意義﹑是不是能使今天的人們產生某種“代入感”﹐身臨其境地感受時代的激情。

  此前﹐中紀委推出了大型反腐專題片《永遠在路上》。這個片子並沒有這樣那樣的噱頭﹐但卻引來觀者如堵﹐輿論一片好評。其中的“訣竅”其實很簡單﹐無非是切中了社會脈搏﹑關心了公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而已。在反腐風勁弓鳴的當口﹐好幹部焦裕祿當然會受到民眾熱捧﹐祗要老老實實拍出來﹐把一個真實的焦裕祿呈現出來﹐怎麼可能“沒戲”﹖時至近日﹐很多人都對1990年拍攝的電影《焦裕祿》記憶猶新﹐道理就在這裡。

  文藝作品要引發當代國人的共鳴﹐首先應該有時代的格局﹑歷史的責任乃至文化的使命﹐惟其對過往歷史以及歷史人物葆有溫情與敬意﹐方才有可能與其平等對話﹐並藝術地呈現出一個活潑潑的故事。不然﹐總是想著生造劇情﹐甚至去迎合某些人的窺視欲﹑低級趣味﹐必然會在扭曲歷史的同時﹐敗壞了絕大多數觀眾的胃口。

  此外﹐文藝作品的魅力也不是坐在屋子裡空想出來的﹐而是在與現實生活緊密接觸﹑深度體驗中打造出來的。我們注意到﹐當下不少影視劇﹐創作者不去體驗生活﹐也不去做案頭工作﹐而是閉門造車﹐一味顛覆歷史與民眾認知﹐完全脫離了經驗世界與現實生活﹐這樣的作品怎麼可能會受到歡迎﹖又怎麼可能有尊嚴﹑有自信﹖(胡印斌)

責任編輯﹕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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