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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訴訟時效期間三年”或可再延長

2017-03-13 10:13:07

民法以權利為本位﹐以保護民事權利為己任。普通訴訟時效期間再延長些﹐符合大陸法系國家的一般做法﹐可避免諸多弊端﹐有利於對權利的切實保護﹐也不增加多少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

  民法總則草案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有代表將該項議程視為“本屆全國人大代表最為重要也最為光榮的工作”﹐當之無愧。全國人大代表﹑西昌學院法學教授王明雯在審議中談到﹐草案將普通訴訟時效期間從兩年延長到三年﹐有一定進步﹐但還不夠﹐希望能夠更進一步﹐規定為五年較妥。

  筆者讚同王明雯代表的建議﹐因為民法以權利為本位﹐以保護民事權利為己任。普通訴訟時效期間再延長些﹐符合大陸法系國家的一般做法﹐可避免訴訟時效期間過短的諸多弊端﹐有利於對權利的切實保護﹐也不增加多少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

  首先﹐大陸法系國家普通訴訟時效期限的一般規定值得參考。

  訴訟時效﹐是指民事權利在法定期間內不行使﹐義務人即可以該期間已過為由來抗辯﹐拒絕履行相應義務﹐權利即不受法律保護的制度。這裡的期間就叫訴訟時效期間。普通訴訟時效期限﹐是除特別規定外﹐一般事項都適用的訴訟時效期間。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稍考查即可發現﹐幾個主要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的民法﹐規定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都較長。例如﹐法國和德國為30年﹐瑞士和意大利為10年﹐我國台灣地區和澳門地區為15年。日本稍複雜一些﹐普通債權為10年﹐債權以外為20年。可見﹐王明雯代表所提較長普通訴訟時效期間的建議﹐是有比較法依據的。

  當然﹐同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前蘇聯﹐其民法典所規定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確實較短﹐僅為3年﹐但那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想加強企業經濟核算的緣故。1986年我國制定《民法通則》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之提法雖已存在﹐但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當時把“訴訟時效的效益價值”看得過重﹐幾乎忘了對私權的尊重和保﹐為了使其效益價值更突顯﹐便規定了比前蘇聯民法更短的2年普通訴訟時效期間。現在搞市場經濟﹐當然應盡力擺脫過時觀念的影響。

  其二﹐我國現行2年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的嚴重弊端應盡力避免。

  對於我國普通訴訟時效期間太短的弊端﹐著名民法學者李開國教授有一段淋漓盡致的表達。他說﹐“如果你曾在法庭上見到權利人力求證明曾向義務人行使過請求權的著急模樣和義務人一一否認的無賴嘴臉﹐權利人敗訴時的憤慨和義務人勝訴時的洋洋自得﹐你就會深深感到﹐這個太短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限﹐正在踐踏著市民神聖的私權﹐正在蹂躪著人間正義﹐正在強姦著對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最可富貴的誠信”。這是民法學者的觀察和判斷。

  司法實踐對此也有深刻覺察。2008年最高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對債權人行使請求權時債務人進行時效抗辯作了一定限制﹐以防止時效弊端擴大。例如﹐規定債務人在訴訟中若未提時效抗辯﹐法院不得釋明提醒﹐更不得主動適用﹔債務人若在一審中未提時效抗辯﹐二審中提出一般也不予支持等。可法官庭外 “不經意”或“變相”提醒了怎麼辦﹖又有幾個債務人在一審中未想起時效利益而在二審中才提出﹖

  因此﹐這種欲蓋彌彰的制度補救﹐作用十分有限﹐不如在立法上直接規定較長普通訴訟時效﹐給債權人以強有力的保護﹐使其不至於因立法原因讓私權稍縱即逝﹐白白便宜不守誠信的賴賬人。

  其三﹐分析發現﹐普通時效期間調整為三年後不同意再延長者的理由並不充分。

  筆者注意到參與立法者不同意再延長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起不到時效制度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的目的﹔二是權利長時間不行使會影響庭審舉證和增加法院負擔﹐導致法律秩序混亂﹔三是不符合長期以來人民已經形成的法律觀念。

  法諺確實有雲﹕“法律保護勤快人﹐不保護懶惰人。”這也是訴訟時效制度設立的主要目的﹐但權利人多少時間不行使權利﹐就算是“躺在權利上睡大覺的懶惰人”﹐恐怕也不能簡單看待。普通訴訟時效期間延長到5年﹐同樣能促使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為何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認為10年或20年不行使權利才算“懶惰人”﹐而我們卻認為3年不行使即為“懶惰人”﹖可見上述第一點理由並不充分。

  現代民事訴訟有嚴格的舉證責任制度﹐如果債權人因時過境遷而難以舉證﹐其請求自然得不到支持﹐這同時效期間長短沒有必然的關係。即使在目前2年普通時效期間內﹐也可能因債權憑證保管不善而致權利落空﹔相反﹐即使時效延長到5年或更長﹐債權憑證保管完好並非困難﹐不會增加司法負擔﹐法律秩序也不會因此混亂。可見上述第二點理由也不充分。

  至於說長期以來人民已經形成了在短期時效期限內行使權利的法律觀念﹐筆者認為這個命題本身就值得商榷。筆者的觀感是﹐由於對時效制度宣傳不夠﹐該制度為人瞭解的範圍還很有限﹐多見的還是時效上吃虧者的憤怒和佔便宜者的得意﹔即使這次立法規定了較長普通時效期間比如5年﹐也還得加大宣傳力度﹐讓其真正成為“人民的法律觀念”。

  總之﹐民法是真正的“權利宣言”﹐對權利多一些保障和救濟是必要的﹐三審稿將我國現行太短普通訴訟時效期間2年調整為3年﹐步子邁得太小﹐再延長至5年的建議確實值得讚同。(劉昌松)

責任編輯﹕賀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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