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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司法善意與“治酒駕式打假”訴求共振

2017-07-20 17:10:33

讓司法善意與“治酒駕式打假”訴求共振  “第一起(例)”總是自帶頭條屬性。   日前﹐上海奉賢區法院對國內首例電商平臺訴售假店舖案──淘

  “第一起(例)”總是自帶頭條屬性。

  日前﹐上海奉賢區法院對國內首例電商平臺訴售假店舖案──淘寶起訴臺售假店舖案公開宣判。法院認定被告的售假行為對淘寶商譽造成損害﹐判處被告向淘寶網賠償人民幣12萬元。因為是“國內第一例”﹐該判決引發廣泛關注。

  將打假導入司法程序﹐以往擔任起訴者角色的主要是職業打假人﹑消費者和品牌方或專利人﹔而電商平臺打假的常見“打開方式”﹐多是將線索移交執法部門等。在此背景下﹐電商平臺作為原告直接起訴入駐的商家﹐的確少見﹐但並不突兀。

  作為假貨之弊的受害者﹐電商平臺具備訴訟主體資格﹐而非越俎代庖。要知道﹐假貨失信往往會“殃及池魚”﹐網購平臺非但聲譽會受損﹐交易量等也會受影響﹐有國外專家研究就顯示﹐消費者買到1件假貨後﹐其在平臺的消費將下降近4倍。所以假貨不僅是社會毒瘤﹐也是電商平臺的痛點。

  鑒於此﹐由電商平臺作為權利主張方將售假店舖送上法庭的模式﹐顯然值得鼓勵──在假貨猖獗的當下﹐對假貨的立體化治理﹐本就需要行政執法部門﹑司法機關﹑商業平臺﹑消費者和徵信機構等多方治理﹐以其合力拱衛社會共治結構﹐電商平臺直接起訴﹐則能讓共治體系下的治理手段更為豐富和靈活。對電商平臺而言﹐也理應糅合“消費者利益本位立場”﹐通過更堅決的刮骨去毒式淨化行動﹐跟售假者切割﹐打消他們被通融與包庇的幻想與僥幸。

  而要鼓勵電商平臺用民事手段打擊假貨﹐還需職能部門通過標誌性事件﹑案例上的公正處理﹐釋放從嚴打假的“標杆意義”﹐為今後類似事件或案例的處理提供可資參照的範本。

  這次涉事法院由院長親自擔任該案審判長﹐在院長直接參加合議庭審理僅限於“重大疑難﹑新類型或者在法律適用上具有普遍意義等情形下的案件”的語境中﹐本就體現了司法界的重視﹔其依法判決﹐也令該案的走向跟民眾預期契合﹐對切實推進“像治酒駕一樣治理假貨”也增益良多。

  “像治酒駕一樣治假貨”﹐這句起于馬雲公開呼籲的“打假強音”﹐如今已漸成社會共識。它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就得到了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局長張茅的積極回應。在閉幕時的總理記者會環節﹐李克強總理還表示﹐我們要給優質產品“點讚”﹐把不良姦商“拉黑”。這也點出了“像治酒駕一樣治假貨”的目的所在和社會共治模式的意義指向。

  都說“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打假關乎正義﹐“像治酒駕一樣治假貨”﹐自然也離不開司法呼應。

  應看到﹐不論是製假售假罰金標準還停留在24年前﹐還是當下製假售假受刑事處罰比例畸低的現實﹐都道出了打假攻堅面臨的執法和司法困境﹕當前對假冒偽劣商品的刑事法律認定過於狹隘﹔新修訂的消保法雖提昇了賠償數額其違法成本仍偏低﹔假冒偽劣商品罪在刑法上對數量和損害後果的認定非常苛刻﹔還有電子證據採信﹑證明標準﹑電商平臺數據銜接問題等。

  因而公眾期待﹐“像治酒駕一樣治假貨”的呼籲﹐經由輿論場﹐將對製假售假的法律規制議題延伸到司法立法的“破題”動作中。此前主要適用於線下的法律“矩陣”﹐需要圍繞線上假冒偽劣的取證﹑認定﹑定罪﹑量刑難題擴充和完善。去年12月19日﹐我國電商領域的首部綜合性法律《電子商務法》草案首次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很多人就冀望﹐這份訴求能在此專項法規中得以體現。

  但就算眼下打假面臨的各種困境難以“一鍵消除”﹐在打假進入司法程序後﹐依法對製假售假者從嚴打擊﹐該“頂配”處罰的絕不輕縱﹑該從重處理的追責板子不輕輕落下﹐也是法治應有之義。從司法實踐層面堵住製假售假能輕易免于法律追責的漏洞﹐本也不可或缺。

  依法打假﹐就該讓治假呼聲在法治界面上擲地有聲﹐讓司法善意與“治酒駕式打假”訴求同頻共振。(佘宗明)

責任編輯﹕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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