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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殺案防衛定性﹕公眾樸素正義觀與法律並不矛盾

2018-08-31 17:07:01

司法機關對於此類明顯屬於正義同邪惡作鬥爭的公共事件﹐是否可以不必急于定性立案﹐更不必急于抓人﹐以避免人情與法律的過度緊張。

  昆山砍人者被反殺事件﹐由於現場監控視頻的廣泛傳播﹐引來了各方人士尤其是法律界人士的深度評析﹐大致觀點有正當防衛﹑防衛過當﹑故意傷害致死三種意見。但昆山公安機關的態度很明確﹐認為已經構成犯罪﹐予以刑事立案﹐且昆山檢察機關也提前介入﹐全程監督偵查活動。

  相反﹐公眾意見一邊倒﹐認為“電動男”砍得好﹐沒有責任﹐這體現了樸素的正義觀。多數情況下﹐公眾樸素的正義觀與法律的態度是一致的﹐因為法律本是絕大多數人意志的理性反映。

  問題是﹐公眾心中的“英雄”﹐反而被司法機關認為涉嫌犯罪給拘留起來了﹐這等於說剛逃出了被惡人砍死的巨大風險﹐又面臨著被刑事制裁的法律風險。法律與人情真有這麼大的衝突嗎﹖

  我認為﹐防衛過當首先可以排除﹐因為該種情形是指正當防衛的其他條件都具備﹐即防衛起因(不法侵害現在存在)﹑防衛意圖(為了制止不法侵害)﹑防衛時機(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防衛對象(不法侵害者本人)條件都符合﹐祗是防衛限度條件不具備﹐超過了必要的限度並造成重大損害後果。但這是一般正當防衛的條件﹐本案應屬於特殊正當防衛。

  所謂特殊正當防衛﹐是指面臨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進行的正當防衛。此時法律規定﹐“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也就是說﹐哪怕防衛行為造成最大損害後果即不法侵害人死亡﹐也是正當的。換句話說﹐特殊正當防衛中根本沒有防衛過當一說﹐所以它又稱無過當防衛﹑無限防衛。本案中“電動男”面臨的正是砍刀亂砍傷害﹐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完全可以進行無過當防衛。

  本案最大的爭議是﹐“寶馬男”的砍刀掉地被“電動男”搶到﹐“寶馬男”跑向寶馬車的過程中﹐“電動男”還持刀追砍﹐導致“寶馬男”死亡﹐是否屬於對停止侵害後逃跑躲避的行為﹐進行了報復性的事後防衛﹐即防衛的時機條件是否還具備。若屬於事後防衛﹐則一般正當防衛的條件也不具備了﹐更不用說成立特殊正當防衛。若成立報復性的事後防衛的話﹐那麼就不具有正當性﹐就成為犯罪行為﹐罪名就是故意傷害罪。

  我同意有些專業人士的觀點﹐基於“寶馬男”一點口角即動用兇器﹐且隨意即可從車內拿出大砍刀﹐不排除他在失掉砍刀後惱羞成怒﹐又回到車中拿取其他兇器或者駕車撞向“電動男”的可能﹐這是一個合理判斷而非胡亂猜測。

  也就是說﹐應當將這個過程當作一個整體看待﹐不能說“不法侵害已經結束﹐防衛時機不存在”了。“電動男”在“寶馬男”跑向寶馬車時﹐確實存在轉身就跑等其他選擇﹐但正當防衛制度的立法旨意不同於緊急避險﹐不要求不得已而為之﹐而是鼓勵防衛人在有其他選擇時依然可選擇同犯罪作鬥爭﹐從而扶正祛邪﹐弘揚正氣。

  即使真的查明車內並無其他兇器﹐但“寶馬男”會不會回到車內去駕車撞人﹐由於死無對證﹐已經無法排除﹐根據“存疑時利益歸被告人”的原則﹐即應作出防衛時機條件依然存在的判斷。

  退一步說﹐即使能夠認定“寶馬男”是在逃跑﹐但“電動男”並不可能知道。法律不強人所難﹐這就存在刑法理論上“假想防衛”(沒有不法侵害而進行防衛)的可能﹐而假想防衛一般按“意外事件”(不是犯罪)或者過失犯罪(如過失致人死亡罪)處理﹐因為他的行為出於防衛意圖而非傷害故意。當然﹐過失犯罪也是犯罪﹐立案追訴也沒有錯。

  我最想強調的是﹐司法機關對於此類明顯屬於正義同邪惡作鬥爭的公共事件﹐是否可以不必急于定性立案﹐更不必急于抓人﹐以避免人情與法律的過度緊張。這在法律規範上也是有依據的﹐依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公安機關接到報案後本有一個初查的過程﹐初查中可以進行詢問﹑查詢﹑勘驗﹑鑒定和調取證據材料等不限制被調查對象人身﹑財產權利的措施。這個初查過程並無時間上的限制﹐根據情況可長可短。

  通過初查後﹐公安機關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達到了刑事立案條件﹐再立案和向公眾公佈立案的理由﹐就能得到公眾的充分理解。而且﹐“電動男”的行為即使構成犯罪﹐不關押根本不會發生串供﹑毀滅﹑偽造證據等妨礙偵查的情形﹐也不必拘留羈押﹐依法可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限制人身自由較小的措施。如此這般﹐既符合法律規定﹐又契合人們對正義行動中不慎觸犯刑律者的同情與期待﹐人情與法律就能獲得最大限度的平衡﹐辦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就會達到完美統一。(劉昌松)

責任編輯﹕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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