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從官署到學堂

2018-07-11 09:19 來源﹕北京日報 
2018-07-11 09:19:23來源﹕北京日報作者﹕責任編輯﹕鄭芳芳

  作者﹕南京大學高等教育學博士 楊林

  書院﹐近年來頻頻出現在清華﹑復旦等高校的招生簡章中﹐這一我國古老的高等教育專有名詞也由此重新進入公眾視線。書院作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學校教育制度﹐萌芽于唐﹐經五代﹐興盛于宋﹐延續于元﹐全面普及於明清。

  1.書院最早現于唐朝

  “書院”之名最早出現在唐朝。

  書院最初為讀書的書樓。貞觀九年(公元635年)設于遂寧縣的張九宗書院為較早的私人書院。官立書院起初是中央政府官方修書﹑藏書﹑校書﹑偶爾也為皇帝講經的場所﹐性質為官署。開元六年(公元718年)﹐玄宗下詔改東都洛陽“乾元殿”之名為“麗正殿”(又名麗正修書院﹑麗正書院)。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再下詔改“麗正殿”為“集賢殿”(又名集賢殿書院﹑集賢書院)。

  唐代的雕版印刷術發達並在全國迅速推廣﹐書籍的質量不僅得以改善﹐而且數量大增。這就為民間或私家藏書創造了較好的條件。唐中葉之後﹐各地民間或私人創建的書舍﹑書屋﹑書樓﹑書堂﹑書院之類的設施湧現。在官方麗正書院﹑集賢書院首先以書院命名為“修書之地”“藏書之所”的誘發下﹐“書院”之名便在民間更廣泛地流行起來。

  唐代的書院有多少所﹖《全唐詩》共提及民間書院14所﹐另據《唐代民間書院研究》和《唐代官府書院研究》統計﹐唐代書院見于地方誌的有40所。加上官府書院﹐去掉重復﹐唐代共有57所書院﹐其中48所書院可以確定地址。這些書院的分佈成點狀﹐散佈於今日全國12個省﹑區﹑市。

  唐代書院普遍不具有學校的性質。學者研究發現﹐被信史明確記載的有講學事跡的唐代書院僅三所。一是江西皇尞書院──“唐通判劉慶霖建以講學”(光緒《江西通志》卷八十一)﹔二是福建松州書院──“唐陳珦與處士講學處”(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三是江西東佳書堂(亦稱陳氏書堂﹑義門書院)──“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皆令入學。”(同治《九江府志》卷二十二)。我國教育史學術界現在普遍認為﹐雖然可以說作為“士子肄業之所”的書院教育至唐末已具雛形﹐但是規模甚小而且不甚穩定。

  清代文人袁枚在其《隨園筆記》中謂﹕“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這句話包含兩方面意思﹕一是認為書院之名起源於唐代的麗正書院﹑集賢書院﹔二是明確指出後代書院的核心功能是教學﹐即所謂的“士子肄業之所也”﹐而麗正書院﹑集賢書院則不具備這一功能。現在來看﹐袁枚的這一論述符合歷史事實。

  書院真正具有學校性質﹐是在唐末和五代基本形成的。在戰亂紛紛的五代﹐與北方相比﹐南方相對穩定﹐因而所建書院更多。

  聞名於後世的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龍門書院﹐都始建於五代。王日藻在《嵩陽書院碑記》中稱﹕“夫五代日尋干戈﹐中原雲擾﹐聖人之道綿綿延延﹐幾乎不絕如線矣。而書院獨繁于斯時﹐豈非景運將開﹐斯文之未墜﹐已始基之歟﹗”這既說明了五代書院教育產生和發展的大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又說明了書院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對繼承和傳播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2.宋朝書院成教育機構

  宋初一統海內。隨著戰亂漸平﹐民生安定﹐文風日起﹐讀書士子紛紛要求讀書就學﹐朝廷也需要大批治術人才。

  宋初利用唐代以來出現的書院﹐通過賜書﹑賜額﹑賜田﹑召見山長等方式進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學﹐為國家培養人才﹐形成了一批頗有影響的書院。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陽﹑應天府﹑茅山等書院都是因教學有功獲得御賜而揚名的。經此一期﹐書院的教育教學功能得到強化﹐獲得社會認同。

  北宋書院多設于山林勝地﹐唯應天府書院設立于繁華鬧市。隨著晏殊和范仲淹等人的加入﹐應天府書院逐漸發展為北宋最具影響力的書院。應天府書院前身為睢陽書院﹐是五代後晉時的商丘人楊愨所創辦。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真宗改升應天書院為府學﹐稱為“應天府書院”﹐並正式賜額“應天府書院”。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應天府升格為南京﹐成為宋朝陪都﹐應天書院又稱為“南京書院”。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應天府書院改陞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座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北宋范仲淹在其《南京書院題名記》中寫道﹕“天下庠序﹐視此而興。”

  及至南宋﹐作為一種正式學校教育制度的書院﹐由南宋大理學家朱熹創立。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明確指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朱文公文集》)。這段文字是說﹐五代至北宋(宋初)﹐由於官學未興﹐讀書士子無處就學讀書﹐於是大批學者自創書院講學﹐滿足了讀書士子就學讀書的願望和要求﹐並且得到官府褒獎。

  南宋著名理學家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呂東萊文集》)這裡的“國初”是指宋初。這段文字說明﹐宋初剛擺脫戰亂之禍﹐學子就學讀書之風日盛﹐但是學校尚未及設立﹐於是學者在山林閑曠之地﹐自建書院﹐聚徒講學。

  南宋書院的發達與興盛﹐公認的標誌有二﹕一是它與理學的一體化﹐二是書院制度的形成與完全確立。南宋書院制度不僅吸取了官學與私學的經驗教訓﹐而且採納了佛教尤其禪宗叢林﹑精舍﹐以及道家宮觀傳法講學的經驗。正因為這樣﹐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長處而又與之相區別的特色。書院制度的形成標誌著中國教育事業進入了官學﹑書院﹑私學三軌並行的時代。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末年﹐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朝廷正式通過科舉考試或從太學畢業的官員才能任書院山長。

  宋代創建書院711所﹐分佈在今天全國18個省﹑區﹑市。宋代書院分佈有三個特點﹕一是分佈範圍比唐和五代明顯擴大﹐廣西﹑海南﹑香港都有了書院﹔二是數量猛增﹐書院分佈由點狀變為片狀﹐出現幾大密集區﹐江西﹑浙江﹑福建位列前三﹔三是發展極不平衡﹐陝西﹑山西﹑河南﹑河北祗有19所書院﹐僅佔全國書院總數的2.7%﹐文化重心明顯南移﹐南方完全取代中原成為教育與學術中心。

  元代繼承了南宋的書院衣缽。據統計﹐元代創建書院296所﹐加上修復的唐宋舊院部分﹐書院總數達到408所﹐分佈在今日全國19個省﹑區﹑市。在書院的發展史上﹐元代的最大貢獻是彌補了遼金時代的缺憾﹐將書院和理學一起推廣到北方地區﹐縮短了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不過由於受官方控制甚嚴﹐元代書院並無爭鳴辯論的講學特色。

  3.明代書院進入成熟推廣期

  書院的數量在明代出現大增。據統計﹐明代書院總數達到2000所左右﹐遠超唐宋元三個朝代的總和﹐分佈在今天全國25個省﹑區﹑市﹐其中新建1699所。

  總體來看﹐明朝書院分為兩類﹕一是重授課與考試的考課式書院﹐同于官學﹔另一種是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各學派互相講會﹑問難﹑論辯的講會式書院﹐它們多被朝廷禁毀﹐如著名的東林書院。

  明代書院的分佈總體上由先進發達地區向邊遠落後地區推進﹐讀書種子已經撒向神州邊陲和發達省份的窮野之地﹐這標誌著書院的發展進入了成熟期推廣階段。值得注意的是﹐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間﹐以王守仁和湛若水為代表的思想家以書院為陣地發動思想解放運動。更值得注意的是﹐書院在永樂(1403─1424)年間向東傳播到朝鮮半島﹐逐漸形成幾乎與李朝相始終的朝鮮書院制度。

  清初統治者實行嚴酷的文化禁錮政策﹐擔心書院的自由講學之風會撼動統治基礎﹐嚴格控制書院活動﹐抑制書院發展﹐並使之官學化。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政府明令禁止私人創建書院。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清政府在各省城設置書院﹐後各府﹑州﹑縣相繼創建書院。乾隆年間﹐官立書院劇增。絕大多數書院都成為以考課為中心的科舉預備學校。總體來看﹐清代書院分為三類﹕一是重視義理與經世之學﹔二是以考科舉為主﹐主要學習八股文製藝﹔三是以樸學精神倡導學術研究。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新式學校及其制度的引入﹐光緒皇帝于1901年詔令全國書院一律改為新學堂﹐中國書院及其制度就此結束。民國建立後﹐在香港和台灣均有學校稱作書院﹐如著名的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但其實它們與古代書院不同。

  大開眼界

  書院千古名聯

  大門對聯﹐是古代書院一張製作精美的名片。當陌生的訪客走近﹐它便迎面彬彬有禮地遞上﹐告訴你它悠久的歷史﹐厚重的文化﹐深沉的思考和殷切的寄望。

  湖南 岳麓書院

  惟楚有才﹔于斯為盛。

  河南 嵩陽書院

  近四旁惟中央﹐統泰華恆衡﹐四塞關河拱神岳﹔

  歷九朝為都會﹐包伊洛瀍澗﹐三颱風雨作高山。

  浙江 崇文書院

  講藝重名山﹐與諸君夏屋同居﹐豈徒月夕風晨﹐掃榻湖濱開社會﹔

  抽帆離宦海﹐笑太守春婆一夢﹐贏得棕鞋桐帽﹐扶筇花外聽書聲。

  湖北 紫陽書院

  白鷺山房﹐著述文章皆妙道﹔

  紫陽理學﹐東南鄒魯得真傳。

  廣東 韓山書院

  憑欄望韓夫子祠﹐如此江山﹐已讓前賢留姓氏﹔

  把酒弔馬將軍廟﹐奈何天地﹐竟將殘局付英雄。

  海南 東坡書院

  謫宦到南荒﹐得暢談海外文章﹐任孤鶴橫江﹐赤壁泛舟無此樂﹔

  除書承北闕﹐不再假田間笠屐﹐覓飛鴻印雪﹐虛堂載酒有餘思。

  歷史鉤沉

  四大書院

  應天書院 范仲淹執掌

  應天書院位於河南省商丘市﹐原名睢陽書院。

  北宋立國初期實行開科取士﹐書院的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登第者達五六十人之多。天下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遠千里而至宋州求學者絡繹不絕﹐出現了“遠近學者皆歸之”的盛況﹐其中就有那位吟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隨著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應天書院逐漸發展成為北宋最具影響力的書院。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真宗正式賜額為“應天府書院”。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詔賜應天府書院升格為南京國子監。應天書院成為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個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

  岳麓書院 理學家張栻主教

  岳麓書院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南嶽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腳。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賜“岳麓書院”額。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延聘著名理學家張栻主教﹐更加強了岳麓書院在南宋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來訪﹐與張栻論學﹐開書院會講之先河﹐由此形成以“朱張之學”為正宗的學術傳統。元承宋制﹐書院辦學繼續發展﹐規制日趨完備。

  白鹿洞書院 朱熹親自講學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峰南麓。

  白鹿洞書院始建於南唐昇元年間(公元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設立的國學﹔宋代理學家朱熹出任知南康軍(今江西省九江市廬山市)時﹐重建書院﹐親自講學﹐確定了書院的辦學規條和宗旨﹐並奏請賜額及御書﹐名聲大振﹐成為宋末至清初數百年間中國的一個重要文化搖籃﹐是中國教育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院教規》﹐影響後世幾百年﹐其辦學的模式為後世效仿﹐傳至海外的日本﹑韓國及東南亞一帶。

  嵩陽書院 《資治通鑒》曾在此寫作

  嵩陽書院位於河南省鄭州市登封市區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極峰﹐面對雙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陽而得名嵩陽書院。

  先後在嵩陽書院講學的有范仲淹﹑司馬光﹑楊時﹑范純仁等很多名儒。宋代理學的“洛學”創始人程顥﹑程頤兄弟都曾在嵩陽書院講學﹐此後﹐嵩陽書院成為宋代理學的發源地之一。司馬光的巨著《資治通鑒》第九卷至二十一卷就是在嵩陽書院完成的。

  延伸閱讀

  梁祝就讀的書院今在否﹖

  《梁山伯與祝英臺》是中國四大民間愛情傳說之一﹐其中一段情節是﹕浙江上虞祝員外之女祝英臺﹐女扮男裝到杭州讀書。途中偶遇會稽書生梁山伯﹐兩人一見如故﹐於是就在柳蔭下義結金蘭﹐而後又在杭州萬松書院同窗共讀三年有餘。求學期間﹐兩人在學業上互相幫助﹐在生活上相互照應﹐結下了很深的情誼。那麼﹐“梁祝”就讀的萬松書院真的存在嗎﹖

  萬松書院確實存在。它位於杭州西湖南緣﹐曾是明清時期杭州四大書院之一﹑浙江最高學府。萬松書院始建於唐貞元年間(785-804)﹐名報恩寺。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浙江右參政周木改闢為萬松書院。萬松書院是明清時杭州規模最大﹑歷時最久﹑影響最廣的文人匯集之地。明代王陽明﹑清代齊召南等大學者曾在此講學﹐“隨園詩人”袁枚也曾在此就讀。清代康熙﹑乾隆兩帝南巡時﹐分別賜額“浙水敷文”“湖山萃秀”。如今的萬松書院﹐2007年被評為西湖十景之一。(楊林)

[責任編輯:鄭芳芳]


手機光明網

光明網版權所有

光明日報社概況 | 關於光明網 | 報網動態 | 聯繫我們 | 法律聲明 | 光明員工 | 光明網郵箱 | 網站地圖

光明網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