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榮縣的蒙古語地名

2018-07-11 10:04 來源﹕山西日報 
2018-07-11 10:04:39來源﹕山西日報作者﹕責任編輯﹕鄭芳芳

  作者﹕王雪樵

  有元一代蒙古人入主中原長達100年﹐河東各地也留下過蒙元時代的諸多遺跡。直至今天﹐一些地方還保留有不少蒙古語地名。

  2004年我寫過一篇小文章﹐說的是臨猗縣閻家莊鄉南王村﹐當地人呼作“那兒卓naerbfo”。“卓”是“莊”的俗讀﹐“那兒”是蒙古語“淖兒nur”的對音﹐漢語的意思是“湖泊”。另據方志記載﹐該村還有一個名字叫“王家胡同”﹐而這“胡同xutuok”一詞也是蒙古語“池泊”“水井”的意思。可能由於當時村裡蓄有大池泊積水﹐所以人們給它起了個蒙古語名字﹐叫“淖兒莊”﹐也就是漢語所說的“泊池莊”﹐口語音轉為“那兒卓”。文章曾得著名女真學﹑蒙古史專家金啟孮先生首肯。

  就在那個時候﹐我還注意到萬榮縣的一個村名﹐即三文鄉的“生番村”(又名文村莊)。“生番”是明清以來漢族對少數民族的稱呼﹐如清魏源的《聖武記》﹕“惟涼山內生番﹐多不火食。”《清史稿‧穆宗本紀》﹕“日本兵船抵台灣登岸﹐與生番尋釁。”前者指彝族同胞﹐後者指高山族同胞。由於這個原因﹐我懷疑這裡曾有蒙古族或其他少數民族居住。但問過幾位當地人﹐都不清楚。

  去年在市裡搞地名普查﹐4月底的一天﹐萬榮縣地名文化專家解放先生忽然打來電話﹐說《東文村志》記載﹐本村一位解放前在蒲坂中學上過學的老教師講﹐他看到過村裡早年間一塊石碑﹐上面記載說﹕文村在元代時候村名叫“文也那”﹐是蒙古語。但不知道這“文也那”是什麼意思。還說﹐村民傳說當年村裡曾住過蒙古人。這個說法不經意間證實了我先前對“生番”村名的推測。我說﹕村民的說法有道理﹐“文村”很可能是個蒙古語地名。又問﹕當地還有沒有其他關於蒙古語地名的說法﹖他回答說﹐不遠處有個“烏蘇村”﹐村裡有人說是姓烏的和姓蘇的最先住在這裡﹐但本縣文化學者陳振民說“烏蘇”是蒙古語“水”的意思。不知何者為是。我說﹐陳先生的說法是對的﹐“水”在蒙古語中呼作us﹐漢語對音有烏蘇﹑烏素﹑五素﹑吾素﹑勿素等多種寫法﹐還有單譯作“素”的。內蒙古有個“毛烏素沙漠”﹐“毛烏素”蒙古語就是“水質不佳”的意思。

  但是﹐“文也那”在蒙古語裡究竟是什麼含義﹐我一時還弄不清楚。當時想到了兩個與它讀音相近的名詞﹐一個是奧地利首都叫“維也納”﹐與“文也那”讀音相似。但那是印歐語系詞彙﹐而蒙古語則屬阿爾泰語系﹐兩者對不上卯。另一個是“維那”“都維那”﹐這是個佛教詞語﹐指寺院裡管理僧眾事務的一種僧職。古代許多寺廟裡碑刻上都有“維那”“都維那”的名字。然而當地村民言之鑿鑿﹐是村名不是人名﹐是“文也那”不是“維那”﹐是蒙古語不是梵語﹐故這個詞語也被我排除了。於是暫時存疑待考。

  其實關於“文村”的村名﹐我在此前是留意過的。2010年﹐一位家在文村的朋友要嫁閨女﹐請我寫一篇“之子于歸”的文章。當時我就打聽過“文村”村名的來歷﹐結果仍不得要領。於是祗好“望‘文’生訓”﹐寫了幾句“十里文村文脈長”之類的話﹐現在看來似乎有點“‘文’不對題”了。但從那時開始﹐“文村”這個地名已經在我腦子裡掛了號。

  後來我查閱了有關資料﹐認定“文也那”這個村名應當和它所處地理位置有關。文村是個山區鄉鎮﹐地處稷王山西麓﹐海拔較高﹐境內滿是溝壑﹐屬於臺塬地帶。有東文﹑西文﹑南文三個“文村”﹐俗呼“十里文村”﹐現在稱作“三文鄉”。以地理狀貌來看﹐“文也那”有可能是蒙古語“山”的對音﹐也有可能是“高”的意思。經過反復比較﹐最後我鎖定了後者。查閱資料﹐蒙古語“高﹑高地”拉丁文轉寫有vendver﹑undur等不同寫法(ve是用雙字母拼寫的一個蒙古語短元音)﹔漢語對音譯作溫都爾﹑文得爾﹑文都爾等。這裡vendver和undur的詞頭ven和un﹐用漢語譯作一個音節﹐即是“文”﹔譯作兩個音節﹐即是“文那”﹔譯作三個音節﹐即是“文也那”。所以從讀音對應來看﹐這是完全相符的。另據《東文村志》記載﹐古代村裡有座大廟﹐人們呼作“高廟”﹐廟中舞臺東側還有一通記載元代“重建高廟”的石碑。無獨有偶。永濟市高寺村古代也有一座寺﹐因建在栲栳臺塬邊緣上﹐地勢很高﹐當地人呼作“高寺”﹐蒙古語則稱作“文納寺”。這裡的“文納”音義皆等同于“文那”(不是僧寺裡的“維wei那”)﹐如上所述﹐它也是蒙古語“高”的意思﹔是ven﹑un又一種漢譯寫法。永濟“寺以‘高’名”與萬榮“廟以‘高’名”的巧合﹐進一步證實了“文也那”是蒙古語地名﹐也說明了蒙古語地名在當地存在有普遍性。因此﹐我的結論是﹕“文村”和“文也那(村)”﹐就是漢語“高村”的意思﹐甚或也可以稱作“高廟村”。

  時日匆匆﹐轉眼又是一年。

  今年4月8日我在外地﹐解放先生又打電話來提出一個新問題。說是《縣誌》記載﹐明朝初年﹐萬泉縣老城附近有個“把婁裡”﹐下轄熟裡﹑廟後﹑上橋頭﹑下橋頭﹑西丁等5個村莊。不知“把婁”兩個字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也是蒙古語﹖我說這完全可能。第一﹐萬泉在元代是個縣城﹐按照元代的官制﹐縣上的達魯花赤(掌印官)必須由蒙古人擔任﹐故縣城一定住有蒙古人。第二﹐附近已有“烏蘇”“文村”等幾個蒙古語地名﹐說明元代人們為當地村落起蒙古語名字是有先例的。

  但是“把婁”與漢語對應的是哪一個詞語呢﹖

  回到運城後﹐我查閱了相關資料﹐首先確認“把婁”兩個字是表音的﹐須從音讀入手來破解它。但蒙語和漢語分屬於阿爾泰語系和漢藏語系﹐加上方音和譯者口語的個體差異﹐一個蒙古語詞往往會有幾種甚至十幾種漢語譯寫方式(例如關於“泉”“井”等常用地名字﹐漢語譯法各自都有十八九種之多)。因此蒙漢語對音不可能是音節聲韻的完全對應﹐重點要看主要音節以及聲部。此外﹐當然還須重視當地的地理及歷史人文狀況﹐因為地名往往是一個地方地理狀貌以及人文信息的反映。

  根據以上原則﹐經過比較識別﹐我認為“把婁balou”對應的蒙古語詞語應當是“barun西﹑右”﹔“把婁裡”是“(城)西里”或“(城)右里”的意思。理由是﹕

  第一﹐地理位置吻合。從地圖上看﹐“把婁裡”所轄的5個村子熟裡村﹑廟後村﹑上橋頭村﹑下橋頭村﹑西丁村﹐都在萬泉縣城西邊或右側﹐故稱這一大片村落為“(城)西里”或“(城)右里”名副其實。

  第二﹐讀音吻合。蒙古語稱西邊﹑右側為barun。由於漢語中祗有邊音l﹐沒有顫音r(相當於俄語裡的p音)﹐因此人們常將r讀作l音﹐漢語對音有的也就譯作了“巴倫”甚至“巴隆”“巴楞”等。而“巴倫balun”和“把婁balou”之間不過是一音之轉。雙方不僅第一個音節ba是相同的﹐第二個音節的聲母l也是相同的。加上人們口語常將n尾音磨損﹑淡化(如將熱氣熏xun了呼作xu了﹐棉mian花呼作mia花)﹐lun(倫)音也就變成了lu(陸)。當地方言又時常將lu與lou混讀﹐將“平陸lu縣”呼作“平婁lou縣”。這樣﹐在萬榮人的口語中﹐蒙古語barun(口語作balu (n))﹐就與“balou”幾乎沒有差別﹐故將其譯作“把婁”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符合蒙古人命名的習慣。許多蒙古語地名都是以方位來命名﹐今天內蒙古自治區共設有51個旗﹐其中就有24個有“前後﹑左右”的方位標識。如烏拉特前旗﹑烏拉特後旗﹐杭錦前旗﹑杭錦後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後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等。蒙古語稱南方與前方為omon﹐北方與後方為ar﹔東邊與左邊皆稱作jun﹐西邊與右邊皆稱作barun。所以元代蒙古人將萬泉城西這5個聚落命名為“把婁barun裡”﹐既可稱作“(城)西里”﹐亦可呼作“(城)右里”。

  據此﹐我們初步可以確定的萬榮縣境內蒙語地名有三處﹐一個叫“文村”﹐是“高村”的意思﹔一個叫“把婁裡”﹐是“(城)西里”的意思﹔還有一個“烏蘇村”﹐是“水”的意思。

  此外﹐還有兩個村莊因元代駐有蒙古人或色目人而得名。一個是“生番村”﹐前面已經說過。新修《萬榮縣誌》改作“生蕃村”﹐釋為“盼望草木繁盛﹐五榖豐登﹐村富民殷”﹐亦合“雅馴”的原則。另一個是“胡村”﹐由解放先生提出﹐此說有一定道理。因為“胡”也是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稱呼﹐且該村既無胡姓人家而又與駐過蒙古人的“烏蘇村”相毗鄰。

  今天﹐除“把婁裡”已不存在外﹐其餘幾個村名都被保留下來。這是地名文化一份珍貴遺存﹐對研究元代歷史和地方文化都是有助益的。(王雪樵)

[責任編輯:鄭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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