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成村幹部“搖錢樹” 受賄超200萬元

2018-05-24 10:08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2018-05-24 10:08:57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責任編輯﹕陳暢

  城中村改造成村幹部生財“搖錢樹”﹐浙江省杭州市查處一村幹部以權謀私案件── 用心呵護村民利益

  浙江省杭州市郊﹐良渚古城遺址──中國正式列入申報2019年世界文化遺產的項目。近年來﹐隨著古城遺址歷史文化價值被不斷挖掘﹐其所在的余杭區良渚街道也聲名鵲起。距離良渚古城遺址5公里左右﹐同屬一個街道的七賢橋村憑藉獨特的區位優勢贏得發展先機﹐村集體收入連年穩步增長。

  然而﹐村集體的發展卻沒有給當地村民帶來生活的改善﹐反而引發了一系列矛盾。這一切﹐都源於七賢橋村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村委會主任許良法。

  致富“領頭雁”成了村裡“一霸手”

  “他當村支書時﹐村支書是一把手﹔他當村主任時﹐村主任就是村裡的一把手。”這是當地乾部群眾對許良法的一致評價。在大家看來﹐這個在改革開放初期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的“老支書”﹐有本事﹐但也很霸道。

  許良法﹐1984年起擔任七賢橋村村支書﹐2003年卸任。1984年的七賢橋村﹐一窮二白﹐村集體收入入不敷出。許良法上任後﹐一邊積極整合村集體資源﹐一邊帶領村民理思路﹑抓經濟﹑謀發展。80年代中期﹐余杭地區提出每個村都要有村辦企業。許良法起早貪黑跑關係﹑拉業務﹐帶領村民發家致富。近20年的努力﹐七賢橋村村集體收入從1.67萬元提昇到1008萬元。

  “七賢橋村翻天覆地的變化﹐為許良法積累了很高的威望﹐在村裡他基本上是說一不二。”余杭區紀委監委辦案人員介紹。

  有能力﹑有魄力──許良法這樣評價自己擔任村支書期間的工作表現。然而﹐卸任村支書後﹐失去權力的許良法有了危機感。於是﹐2004年﹐許良法又想方設法當上了村委會主任。此時﹐杭州城北副中心的區位優勢﹐也讓位於余杭區的七賢橋村的地價飆升。

  2006年﹐因良渚古城遺址的保護性開發和景觀視線修復﹐良渚鎮(現為良渚街道)成立了良渚文化村七賢橋村項目推進小組。鎮裡派出一名幹部擔任推進小組組長﹐七賢橋村委會主任許良法擔任副組長。

  然而﹐推進小組事事都要商議的工作制度讓習慣了直接拍板的許良法感到“約束”。於是﹐他私下找到村裡的企業主﹐指使他們拒不配合項目徵地拆遷﹔另一方面﹐許良法又經常以犒勞的名義宴請推進小組工作人員﹐以籠絡人心。

  “我擔任副組長﹐大家還是比較認同我的﹔我又是村委會主任﹐村裡的企業老闆都聽我的。這樣﹐事情做起來比較方便﹐工作推進得也比較快。”許良法回憶道。推進小組組長說話﹑辦事都不如許良法管用﹐逐漸﹐許良法成了項目推進小組的實際控制人。

  以“辦好公事”為名謀取私利

  為什麼要把村裡大小事務的控制權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許良法此後的一系列行為表明﹐這不是單純的捨不得權力﹐而是另有圖謀。

  隨著良渚文化村項目的持續推進﹐七賢橋村的土地開發價值不斷攀升﹐緊握決策大權的許良法﹐私欲也不斷膨脹。

  “公事要辦好﹐私事也要辦好。”這是許良法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企業老闆王丙坤在租用的七賢橋村五郎山水庫地塊搭建違章建築﹐影響了良渚文化村的整體開發和景觀視線。為保障項目推進﹐鎮裡就讓許良法從中協調。誰知許良法早就與王丙坤沆瀣一氣。協商過程中﹐許良法一方面表現出積極主動的工作態度﹐實時向鎮上匯報協商進度﹔另一方面則暗中給王丙坤出謀劃策﹐故意抬高補償價格﹐使得本來只投入20多萬元的王丙坤坐收140余萬元的補償。事成之後﹐許良法收下了王丙坤送的10萬元好處費。

  表面上看﹐許良法在推進重點項目﹑徵地拆遷﹑招商引資工作中積極主動﹑成效顯著﹐實際上他卻是打著“為大家辦事”的旗號謀取自己的利益。

  2010年﹐王丙坤在村級留用地上建造了4棟綜合樓。按照事先約定﹐綜合樓建成後1﹑2層歸村集體所有﹐3至5層歸開發商。看到有錢可賺﹐許良法便向王丙坤提出要2個低價購房指標﹐王丙坤欣然同意。2013年﹐綜合樓建成後﹐許良法又以2套低價房戶型不好為由﹐找王丙坤換了一套192平方米的大房子。等大房子拿到手﹐許良法不聲不響把之前低價選購的2套房轉手賣掉。所謂的“換房”成了白拿﹐2個低價購房指標實際上成了3套房子。經認定﹐192平方米房屋價值約70萬元。

  巧取豪奪讓許良法嚐到了甜頭﹐憑藉權力謀取私利的勾當一發不可收拾。2013年﹐看到企業老闆因租用土地被徵用賺了錢﹐許良法便以兒子欠錢為由找企業老闆“借”錢。“許良法是村委會主任﹐又是‘老支書’﹐村裡的事情都是他說了算﹐要在村裡做業務﹐沒有他的支持怎麼做得下去﹖”於是﹐許良法從村裡企業老闆沈學達那裡順利“借”走了50萬元。而這樣有借無還的戲碼﹐許良法上演了不止一次。10萬﹑50萬﹑75萬……2005年至2014年間﹐許良法先後索取收受賄賂共計246.9萬元。2017年9月﹐許良法因受賄被開除黨籍﹐並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8年。

  村級組織制度建設迫在眉睫

  隨著城鎮化向縱深推進﹐經濟項目向城鄉結合部轉移和延伸﹐巨大的需求推高了土地價格。農村土地徵地拆遷﹑建設工程等項目涉及複雜的利益再確認及再分配﹐而這些任務離不開村幹部的協助與支持。

  在針對城中村改造開展專題調研時﹐杭州市紀委監委發現﹐土地儼然成為村幹部腐敗的重災區。村幹部處於權力體系的末梢﹐掌握很多的土地﹑財政﹑人力等資源。“在基層﹐權力更集中﹐村支書是村裡的一把手﹐加上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不完善﹐就容易出現腐敗問題。”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說﹐村官同時具備資源﹑動機﹑機會這三個腐敗的條件。

  “為保證村集體土地徵地拆遷順利進行﹐政府部門往往委託村級自治組織進行‘包干’。然而﹐對過程監管不足﹐一些村莊村務﹑財務又不夠透明﹐為權力尋租留下了空間。”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認為﹐村級組織的財務監管不給力﹑公開不到位﹐為某些村幹部的貪腐和尋租打開了方便之門。

  有專家表示﹐村幹部之所以膽敢啃食徵地補償這塊“奶酪”﹐看似是經不起利益誘惑所致﹐其深層次的原因還是監管沒跟上﹐工作隨意性大﹐透明度不高。此外﹐補償結算程序不完善﹐審核環節流于形式﹐也讓少數人有了中飽私囊的可乘之機。

  因此﹐當務之急是將財務監管延伸並滲透到村級組織﹐尤其在新型城鎮化推進速度較快的鄉村﹐更應加大財務監督力度﹐讓制度建設跟得上時代步伐。思之長遠﹐治本之策還在於進一步加強村民自治制度建設﹐真正實現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本報記者李光 通訊員 洪濤 常樂平)

[責任編輯:陳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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