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制定新司法解釋 “鸚鵡案”推動法治前進

2018-07-11 08:57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8-07-11 08:57:49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責任編輯﹕孫滿桃

  正是通過這起吸引輿論的深圳“鸚鵡案”﹐以及近年來的“大學生掏鳥窩案”“農民採三株野草案”等個案﹐野生動植物資源保護法規上的滯後之處﹐開始進入立法者的視野。

  備受社會關注的深圳“鸚鵡案”﹐至今“餘音未了”。

  今年3月30日下午﹐深圳中院二審宣判﹐被告人王鵬涉嫌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並處罰金3000元。比起一審判決的5年有期徒刑﹐並處3000元罰金﹐二審量刑明顯從輕﹐已被羈押近兩年的王鵬﹐5月17日便已出獄﹐恢復自由之身。不過﹐王鵬卻未“見好就收”﹐7月9日上午﹐他前往深圳中院提交申訴狀。(《法制晚報》7月10日)

  其實﹐向上申訴的王鵬也心知肚明﹐自己得到改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畢竟﹐他被坐實販賣2只“小太陽”鸚鵡﹐查獲45只待售被保護鸚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屬於“情節嚴重”範圍﹐法定刑是“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二審“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也是經過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依法核准﹐並且考慮到了本案的特殊情況。

  但是﹐從個體維權﹑個案發聲的法治角度看﹐這種貌似“死馬當活馬醫”的申訴行動﹐過程恐怕比結果更重要。正如王鵬妻子任盼盼所言﹐“他們對最終的申訴結果並不十分在意﹐但仍想行使自己的合法權利”“仍舊希望通過王鵬的案子﹐讓法律更合理﹐推動司法的進步”。申訴本來就是法律賦予當事人的救濟權利﹐也是實現公平正義的“後防線”﹐當事人向最高司法審判機關申訴于法有據﹐絕非無病呻吟。況且﹐這樣的申訴行動﹐也讓個案適當保留溫度﹐持續為立法機關和輿論公眾所關注﹐進而形成推動法律修繕的強大合力﹐這也是比個案正義更具深度的普適正義。

  正是通過這起吸引輿論的深圳“鸚鵡案”﹐以及近年來的“大學生掏鳥窩案”“農民採三株野草案”等個案﹐野生動植物資源保護法規上的滯後之處﹐開始進入立法者的視野。據記者從“鸚鵡案”當事人王鵬代理律師處瞭解﹐針對最高法《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提出的審查建議﹐已經得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法規備案審查室的回復﹐稱“最高法回函表示﹐已經啟動了新的野生動植物資源犯罪司法解釋制定工作”。

  這就意味著﹐自2000年12月11日起施行的這一司法解釋﹐在實際運行了近18年後﹐借由個案的推動﹐終於迎來了“大修”時刻。根據該司法解釋﹐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不僅包括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的野生動物﹐也包括“馴養繁殖的上述物種”。儘管王鵬的這些鸚鵡並非是野外抓獲﹐都是人工繁育所得﹐但根據“擴大範圍”的司法解釋﹐或許可以輕判﹐卻難以“免罪”。

  真正的“釜底抽薪”﹐是立法層面的改變。根據新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瀕危標準體系﹐王鵬所販賣鸚鵡僅屬“低危”﹐離“瀕危”尚低兩級﹐“馴養繁育”與“野生”也是不同的概念。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將來的司法解釋﹐把“野生動物”與“馴養繁殖的上述物種”區別對待﹐今後類似王鵬這樣的“犯罪分子”﹐或將不再因為販賣等行為得咎﹐出現司法打擊面過大的情況﹐也更符合《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家貿易公約》等國際協議精神﹐以及國際動植物資源保護的時代潮流。

  當然﹐法律也有調整的空間。根據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每五年根據評估情況確定對名錄進行調整”。“名錄”自1989年1月14日施行後﹐近30年未作調整。儘管允許“人工繁育”﹐但程序繁瑣﹑關口頗嚴﹐根據國家林業局名單﹐個人可申請飼養的野生動物僅54種﹐鸚形目僅5個品種﹐且僅供觀賞不可買賣﹐可謂“明放實禁”。這些立法上的滯後﹐正是王鵬們執著申訴的目標和意義所在。

  一起“鸚鵡案”﹐不過是法治汪洋的浪花一朵﹐但正是這樣的個案演繹﹑合力推進﹐點滴繪製著國家的法治圖卷﹐也讓我們對未來心有憧憬。(歐陽晨雨)

[責任編輯:孫滿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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