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國際歡迎﹐這些書做對了什麼

2018-07-09 10:02 來源﹕解放日報 
2018-07-09 10:02:41來源﹕解放日報作者﹕責任編輯﹕宮辭

  一本圖書能夠承載些什麼﹖它不僅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種精神價值﹐在於給心靈以啟迪﹐給精神以力量。

  而一本“走出去”的中國圖書呢﹖那便是一種鮮活的﹑真實的中國形象展示﹐直接關係到中外文化交流。

  從中華文明源頭來說﹐千百年來形成的包羅萬象的文化格局﹐充分證明中國文化具有良好融合能力﹐正是中國圖書走向世界的生命力所在。

  但文化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本就是一條坎坷不平的道路。中國圖書不僅要走出去﹐更要走進去﹐讓啟迪﹑感動和美抵達國外讀者的心靈。

  “走出去”的進程從未間斷

  今年6月﹐上海新聞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怡琮接到了一封特殊的來信。來信的是波蘭教育出版社﹐他們想將波蘭語版《開天闢地──中華創世神話》中的兩個故事“混沌開闢”和“女媧造人”收錄到六年級的教材中。

  這一封信讓張怡琮喜出望外﹐因為今年5月《開天闢地──中華創世神話》才剛剛在全球上市。“一個月的時間能讓一本中國圖書頻頻出現在連鎖書店和圖書館已經不易﹐進入教材更是想也不敢想。瞭解中華創世神話﹐也就瞭解了中華民族開創世界的氣韻和精神﹐才能與西方文明展開對話。通過這本書﹐我們便離這一目標更近了。”張怡琮說。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7年前。中國圖書《清明上河圖》被擺上了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書店的書架﹐看到這一幕的張怡琮和她的同事們開心得熱淚盈眶。為什麼會如此激動﹖張怡琮解釋﹐因為這是他們參與翻譯﹑出版的外語版《文化中國》叢書品種之一﹐更因為此前﹐他們在這家書店祗看到過一本有關中國的圖書﹐“封面是一個戴著瓜皮帽的長辮子男人﹐還不是中國人做的”。

  張怡琮所在的上海新聞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多年來推動著中國圖書的對外出版傳播。其中﹐讓更多中國圖書走進越來越多的海外書店﹑圖書館等﹐是他們長期以來的工作目標﹐“中國圖書能進駐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書店﹐是標誌性的一步。”張怡琮說。時間拉回到8年前﹐為了讓《清明上河圖》進駐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西方主流渠道書店﹐張怡琮和團隊下了不小的功夫。

  想要讓不熟悉中國的西方人理解該作品﹐文字通俗易懂和信息量盡可能豐富是兩大原則。深入淺出的簡明前言﹐將該畫描述的場景﹑人物﹑時間﹑地點和歷史背景等說得十分清晰。每頁下方﹐配以該頁圖像的縮略圖﹐紅色線框標出解釋文字對應的畫面。在外觀設計上﹐採用中西合璧的裝幀形式。它看上去是一本普通的西式裝幀的畫冊﹐但打開後每一頁均可被拉開拉直﹐全書被展開後﹐就是一幅完整的宏偉長卷﹐800多年前熱鬧繁華的中國城市生活躍然紙上。這本書被美國代理商看中並推廣發行。

  其實﹐中國圖書登上外國人的書架﹐這一“旅程”很早就開始了。在1933年﹐美國著名華裔女作家賽珍珠就進行了版權貿易的嘗試。她當時就想尋找一位中國作家寫一部關於中國的書﹐由她負責在美國出版。風頭正盛的林語堂成了不二人選﹐他直接用英文寫作了《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美國出版發行。

  為配合發行﹐賽珍珠在《紐約時報》等媒體組織了一系列書評﹐該書很快風行美國﹐4個月內竟再版7次﹐並旋即跨越了大西洋﹐推出了數個歐洲版。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文學作品“走出去”的進程也從未間斷﹐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國政府主導﹐其載體以《中國文學》雜誌和“熊貓叢書”為標誌。

  《中國文學》創刊于1951年﹐是當時我國唯一一本面向西方讀者系統﹑及時﹑有計劃地譯介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官方外文期刊﹐宗旨為“展示中國人生活嶄新的一面﹐譯介迥然于國外所知的中國人形象的作品”﹐成為當時世界瞭解中國的重要窗口。

  30年後的1981年﹐由於不滿足于祗有一本期刊的推介﹐時任《中國文學》主編楊憲益提倡出版“熊貓叢書”﹐其靈感來源於世界知名圖書“企鵝叢書”。楊憲益曾回憶道﹕“考慮到在西方國家裡﹐平裝本企鵝叢書非常普及﹐我決定出版一整套由我自己來決定取捨的熊貓叢書。”楊憲益希望該叢書能像“企鵝叢書”一樣﹐將中國文學的聲音傳遞到世界每一個角落。由沙博理翻譯的《新鳳霞回憶錄》打響了“熊貓叢書”進軍世界的第一炮﹐該書出版後得到海外讀者的歡迎﹐並於次年重印。

  但據同濟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吳赟介紹﹐雖然《中國文學》雜誌和“熊貓叢書”都是很好的嘗試﹐然而﹐它們在傳播力上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因為當時我們的出版體系很難融入西方的出版體系﹐如果沒有進入真正的傳播渠道﹐國外的老百姓就很難讀到。後來也證實﹐真正讀到並喜愛這些書的外國人大部分是漢學家和在研究中國的學者。

  怎能對中國文學一無所知

  上世紀80年代﹐如果去北美或者歐洲﹐在飯店的電梯裡碰到當地人﹐他們脫口而出的問候語往往是﹕“你──日本人﹖”

  這是出版人﹑作家孫颙的親身經歷﹐在他看來﹐這種誤會是小事﹐但如果日本的出版物代表了全部東方文化﹐那就不能不讓人擔憂了。然而﹐事實就是如此﹐除了華人社區裡賣中文書的小店﹐無論是書籍連鎖書店﹐還是博物館﹑圖書館內的專業書店﹐你都見不到中國文化的書籍﹐倒是能看到許多印刷精美的日本出版物。這讓包括孫颙在內的中國出版人都覺得有些憤懣。同樣在西方不具有語言傳播優勢的日本為什麼會取得這樣的成功﹖

  日本文化走出去曾遇到過巨大的阻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公眾印象中﹐日本人的形象並不是正面的。於是﹐日本文學成為其形象重建與傳播的有力工具。

  吳赟講述了日本文學成功傳播的關鍵。日本圖書海外出版由美國人主導﹐他們精心挑選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三島由紀夫﹑太宰冶的很多作品﹐組織五位美國譯者翻譯了這些譯本。比如將川端康成作品蘊含的“優雅的情懷﹑細膩的感情﹑唯美的風格”傳遞給西方讀者﹐並助其榮膺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在吳赟看來﹐通過圖書的輸出﹐日本形象被扭轉為敏感﹑典雅的民族形象。

  再反觀同時期的中國作品﹐有些人物與故事對西方人的感染力和說服力並不強。“習近平總書記說﹐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要怎麼才能心相通﹖你說的故事﹐人們要相信。”吳赟說。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也有過類似的經歷。10多年前﹐白燁去加拿大孔子學院做文學交流。其間﹐白燁和加拿大一位著名評論家對話﹐提到了對加拿大作家的印象﹐那位評論家也想回應一下﹐但是似乎一個中國作家的名字也想不起來。過了很久﹐她特意找到白燁說﹕“我想起來了﹐我最喜歡的中國作家叫李白。”這件事情給了白燁很大的刺激。白燁坦言﹐他們對中國文學幾乎一無所知。

  白燁認為﹐中國文學在世界上沒有很好地“被發現﹑被理解﹑被傳播﹐這種狀況需要改變了﹐不改變是我們的失職”。

  一份圖書西行的“行動指南”

  “文化與文學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認識一個國家﹐最早﹑最便捷的途徑。”熱愛閱讀的李有源覺得﹐文學讓他熟悉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祗要閱讀過一個國家的書籍﹐那麼﹐儘管是第一次去﹐也會有故地重游的幻覺﹐“世界通過文學被中國接納﹐中國也應該通過文學走出去﹐讓世界瞭解和認知”。

  在中國圖書走出去這件事情上﹐上海新聞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可謂生逢其時。

  那時剛剛邁入新世紀﹐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有來自北京的領導同志提出﹐中國出版必須走到國際市場上去﹐希望上海的同志們為此多做貢獻。領導的想法與上海出版業多年的願望一拍即合。會後﹐上海市委﹑市政府﹑市委宣傳部的領導責成上海出版界設計方案﹐盡快坐實這件事。

  於是﹐上海新聞出版發展有限公司被選擇為做內容的專業平臺。接下來﹐在上海﹐他們組織了多次專家討論會﹐主題是中國文化要走到世界上去﹐做什麼﹐怎麼做﹖

  反復地研討﹐設計框架﹐又不斷被推翻﹐最後﹐思路漸漸清晰起來。我們需要有總體的設計﹐內容包括中國文化的各個時間段和各個方面﹐並且﹐為符合讀者的需求﹐當代文學藝術的表達是骨干與核心。多數專家比較同意用《文化中國》作為項目的總名稱﹐同時在這個總名稱下設立二級﹑三級子目錄﹐通過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以數百種外語版的中國優秀讀物構成《文化中國》的體系。

  10多年後﹐讓我們看看外語版《文化中國》系列圖書的成績單﹕截止至2017年12月﹐總共出版外語版圖書333種﹐其中有59個品種重印了94個版次﹐共計實現銷售138.35萬冊﹐平均每種銷售4000多冊﹐銷售輻射6大洲共計約43個國家與地區。

  對於習慣中國市場大印數的人來說﹐這數字不驚人。但是﹐如果你認真想想外語版中國書籍進入西方主流渠道之困難﹐你不得不承認他們所做的開拓性嘗試﹐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積累了重要的經驗。

  一本中文書要成為一本別國語言的書﹐並且得到傳播﹐要走過各種各樣的溝溝坎坎。

  張怡琮用她的經驗為我們打開了一份圖書西行的“行動指南”。

  首先﹐為一本中國圖書起個外國人能接受的名字非常重要。書的名稱﹐歷來是編輯最煩惱的事情。書名太雅﹐大眾讀者逛書店時一晃而過﹐來不及品味就忽略了﹔太俗也不行﹐很多人看了書名就不喜歡。如果以海外讀者為市場目標的書籍﹐又得多幾層的考量。

  就比如一本介紹兵馬俑的書﹐起初﹐張怡琮編輯團隊很自然地直接用《兵馬俑》為書名﹐“覺得很大氣﹐外國讀者知道兵馬俑的也多﹐一目瞭然”。而恰恰就是這個看似沒有異議的書名﹐得到了一位外國朋友的善意提醒。他說﹕“和很多中國父母想給孩子買有意義的書不同﹐外國人一般跑進書店﹐想的是買有趣的書。需要有很吸引他的文字提示﹐讓他急于想看看其中的內容﹐書名正是重要的提示啊。我建議﹐這本書可以叫《秦始皇和他的一萬個士兵》。”

  這位外國朋友建議的書名與原來的書名各有高下﹐但是﹐他所表述的外國讀者選書的傾向性﹐則是不得不重視的問題。

  如果說書名主要還是技術性的考量﹐那麼﹐讓內容更適合海外讀者﹐就要複雜得多。

  要西方讀者捧起書來﹐少一點隔閡和異樣感﹐需要在書的架構上努力符合他們的閱讀習慣和思維方式﹐細節方面則要多顧及他們對東方的求知心理。

  作家蘇叔陽寫過一本在中國有廣泛影響的書──《中國讀本》。蘇叔陽的立意是向千百萬青少年簡略地介紹中國的歷史文化知識。很多人建議把這本書做成英語版﹐理由是讓這本書成為海外讀者瞭解中國的基本讀物﹐是可能成功的。但隨之而來的疑惑也產生了﹐外國讀者能夠接受如此豐富的歷史內容嗎﹖一位海外朋友看了此書﹐好心提醒﹐讓外國人讀﹐需要加的註釋﹐也許比原文還長啊。

  看來﹐要做這本書的外文版﹐對內容做一番“手術”是難免的。蘇叔陽是大作家﹐他會允許他的書被修改嗎﹖

  負責此書的編輯忐忑地去拜訪蘇叔陽。在作家的書齋裡坐定﹐編輯小心翼翼地斟酌言詞﹐提出了想法。出乎意料﹐蘇叔陽一聽是要做走出去的書﹐以北方漢子的豪爽﹐立刻答應授權﹐明確表示﹐可以不徵求他的意見﹐按照需要對文稿任意修改。

  最後完成的《中國讀本》﹐是按照西方讀者的閱讀水準特別設計的﹐篇幅也比原著縮短了一半。

  好的內容就是中國圖書走出去的法寶﹐《狼圖騰》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它反映了人與自然﹐草原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衝突﹐這是全世界通行的人類話題。

  從人性的角度思考﹐告訴西方一個“客觀真實的中國”是中國版權成功輸出的重要因素。蘇叔陽說﹕“祗要抱著真誠的心﹐發自內心地抒發﹐不要有過多的宣傳意味﹐這就是外國讀者願意接受的。”

  一個全方位﹑長鏈條的工程

  中國讀物要走到世界市場上去﹐如何提高翻譯質量﹐一直是讓出版界頭疼不已的事情。

  有人問﹐為什麼其他國家的著作翻譯介紹到中國來﹐翻譯不是突出的難題呢﹖

  答案很簡單。近百多年來﹐中國的學者“睜眼看世界”﹐出國留學已經有幾代人。他們的母語是中文﹐到海外學了他國語言﹐本身又是作家或學者﹐回國後翻譯他國作品﹐自然比較輕鬆。翻譯雨果﹑巴爾紮克﹑托爾斯泰作品的中國人﹐都是我們自己學貫中西的大學者。

  中國圖書卻沒那麼幸運了﹐世界各國的文化人﹐懂中文的本來就少﹐願意翻譯中國作品的﹐更是少之又少。一本中國圖書要走出去﹐首要難題便是找誰來翻譯。

  張怡琮的經驗是﹐建立起一支包括多名聯合國譯員和曾長期在中國生活的外交官和學者隊伍十分重要。祗有母語為英文的學者來編輯加工﹐才能把譯文提昇到符合國際市場對英語出版物的標準。一些受到好評的出版物﹐就是如此慢慢磨出來的。

  在《北京周報》前社長兼總編輯汪有芬看來﹐翻譯不同類型的著作應有不同的準則和尺度。除經典等少數類型的文字外﹐很多著作譯成另一種文字都不單純是一個翻譯問題。

  汪有芬曾參與翻譯了英文版《中國書法藝術》一書。如何通過翻譯﹐讓外國人更全面地瞭解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問題也一直縈繞在她心頭。

  對於《中國書法藝術》﹐汪有芬的要求是既要滿足國外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專家學者的需要﹐又要吸引對中國文化藝術感興趣的一般西方讀者。英文版《中國書法藝術》使用了增加注解和圖表的方法﹐比如第五章中介紹了姜夔的《落水本蘭亭序跋》﹐就給“落水本蘭亭序”加了個注──落水本是《蘭亭序》的一種拓本﹐因南宋時趙孟堅在落水時不顧自身安危﹐卻手舉《蘭亭序》大呼“蘭亭在此”而得名。這個短短的注不僅解釋了什麼叫“落水本蘭亭序”﹐而且生動地說明了書法在中國人﹐尤其是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此外﹐書中的不少書法相關名詞﹐也給翻譯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翻譯西漢的《王杖詔書令簡》時﹐翻譯團隊犯了愁﹐因為這是無法簡單按字面翻譯而讓人看懂的。首先﹐王杖的含義不明﹔其次﹐原題並未表明王杖和詔書令的關係。在幾次查閱資料﹐與外國專家溝通後﹐《王杖詔書令簡》被翻譯成“Imperial Edictson Bestowing Walking Sticks to the Aged”,而且在譯文中加了幾句解釋性文字﹐大意是皇帝頒發詔書令﹐賜給老年人拐杖。詔書中還有尊敬和優待老人的一些規定﹐這是中國最早的敬老和保護老人權益的法令。這樣的處理既有助於讀者的理解﹐提高其欣賞中國書法作品的興趣﹐也讓他們更加深入地瞭解書法背後的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文學走出去﹐是一個全方位﹑長鏈條的工程﹐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僅是翻譯﹐還有推廣。

  如今中國圖書的海外出品模式已經演變為集團化運作。《狼圖騰》的英文版權正是被英國的企鵝出版集團購買﹐其強大的發行通路和跨國的營銷能力﹐使得《狼圖騰》的神話版圖越來越廣闊。

  企鵝(北京)諮詢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王爭表示﹐他們計劃每年會選購4至6本中國作品介紹到國外。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管士光也曾表示﹐與之合作的世界知名英文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也一直關注中國﹐雙方協議5年內推出一個針對西方讀者的中國現代小說出版項目﹐出版30至50種書。方式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先提供書目﹐柯林斯找美國的學者鑒定後組織翻譯﹐目前確定的譯者是長期研究中國並翻譯了很多中國文學作品的著名漢學家葛浩文﹐作品包括沈從文的《邊城》﹑張煒的《古船》﹑老舍的《駱駝祥子》等中國現當代文學著作。

  緊密地與世界聯繫在一起

  自從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孫颙感覺到﹐中國作家們走出去的意願比原來提高了很多。如今的中國新生代作家﹐寫作語言更接近于世界語言﹐甚至有些人可以直接用英文來寫作﹐“以後走出去可能就不需要像現在這麼辛苦了”。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並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全球性話題﹐聚焦背後﹐越來越多的海外群體想要瞭解中國。除歷史文明外﹐他們更想關注瞭解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精神風貌等﹐當代中國的文化也成為一個熱點。

  近年來﹐中國圖書頻頻亮相國際書展﹐嶄露頭角﹐也為中國圖書版權輸出創造了條件﹐但也有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提醒到﹐不能一提“走出去”﹐就一窩蜂﹐滿飛機都是中國的出版人。如果中國仍然缺乏適宜西方讀者閱讀口味的原創作品﹐到處參加書展﹐甚至成了一種作秀。“中國的圖書版權輸出重要的不是數量﹐而是結構。”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常務副總幹事張洪波說。對此﹐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進口管理司副司長趙海雲認為﹐世界的出版格局正在發生變化﹐這需要出版人在有效的交流中能夠進一步理清線索﹐尋找到“走出去”的新模式和新思維。

  做這件事情﹐固然需要激情和眼光﹐但是堅持要比念頭更加熬人﹑更見真心。

  從政府到民間﹐近幾年已開始重視對外傳播的問題﹐也有很多與之相關的機構或項目應運而生﹐如由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局與北京語言大學共建的中國文化對外翻譯與傳播研究中心﹑中國文化譯研網的成立等。

  這些機構及項目的任務﹐就是與各部門作家﹑學者﹑譯者等密切合作﹐通過線上與線下的配合﹐全面疏通內外兩個方面的傳播渠道。中國文化對外翻譯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黃卓越道出了中國圖書走出去的長遠目標﹕“讓我們的文化和文學作品不僅能夠成功落地﹐而且也能為落地國民眾廣泛接受與喜愛﹐將中國更為緊密地與世界聯繫在一起。” (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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