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顆顆熱烈的心──《蕭紅書簡》中的魯迅﹑許廣平

2017-03-17 03:45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閻晶明(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著有《魯迅的文化視野》《藝林觀點》等﹐選編《魯迅演講集》《魯迅箴言新編》等。本版配圖均選自《蕭紅書簡》。)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經文壇巨匠魯迅先生的關懷提攜﹐蕭軍﹑蕭紅這對從東北流亡來的青年作家﹐憑藉他們描寫被佔領故土人民的苦難與抗爭的兩部小說《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成為冉冉昇起的文壇新星。見字如面﹐從蕭紅與蕭軍80年前的四十多封書信及蕭軍時隔多年所作的“註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顆顆熱烈的心﹐可以感受到蕭紅﹑蕭軍與魯迅﹑許廣平之間的特殊情感﹐感受到一個時代裡流淌著的人間真情。那種自然生發出來的情感熱流﹐需要後人格外珍視。

看到一顆顆熱烈的心──《蕭紅書簡》中的魯迅﹑許廣平

蕭紅書信的信封

  我把《蕭紅書簡》(蕭軍編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看成是一個開放的文本。舊時的場景因為幾位文學前輩的書寫歷歷在目﹐一長串情感糾結﹐一團沒有頭緒的軼事﹐所有的故事被打開成一出沒有結論的悲劇。蕭紅是故事的主角﹐但未必是眾星捧月的才女﹐卻在愛恨中品嚐著不確定的命運甚至是以悲苦為主調的滋味。也正因為這五味雜陳﹐因為這不由自主的悲苦﹐對蕭紅個人的魅力及其命運的戲劇性﹐後世的關注度甚至大於她的文學創作。蕭軍﹑聶紺弩﹑駱賓基等幾個圍繞在她周圍的“老男人”多年後的回憶﹐打開了故事的多個層面﹐讓蕭紅的命運感在書中一頁頁展開。坦率地說﹐許鞍華執導的電影《黃金時代》因為故事的長度﹑講故事的速度等原因﹐我並沒有能堅持看完﹐讀過這本《蕭紅書簡》﹐卻覺得﹐這本書就是一部精彩的電影﹐有意無意中集合而成的多重敘事﹐就是一種講故事的極佳方式。

看到一顆顆熱烈的心──《蕭紅書簡》中的魯迅﹑許廣平

蕭紅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從東京發往上海給蕭軍的信

  我沒有研究蕭紅的學術基礎﹐因為她和魯迅的特殊交往﹐對其人其事其作也有過一點關注。我讀《蕭紅書簡》﹐所持的就是完全的讀者心態加一點角度特殊的關注。

  同一般的“書簡”最大的不同在於﹐由於種種原因﹐我們讀到的並不是整齊的書信往來﹐大多是單方面的傾訴和表達﹐蕭紅是其中的訴說主角﹐另一位書信呼應方蕭軍則更像一位傾聽者。因為大部分書信已經丟失﹐往來呼應的面貌無法重現。之所以說蕭軍是傾聽者﹐是因為他雖然無法還原自己的書信﹐卻在時隔四十年之後﹐于1978年整理﹑重抄這些書信過程中﹐重溫了那段歷史﹐並將自己記憶中的情景﹑內心的情感及經歲月淘洗過濾後的感受記錄下來。作者標明這是對每一封書信的“註釋”﹐但在我們看來﹐卻是一個人內心的獨白﹐是生者與死者的對話﹐這種對方無法聽到的對話相隔了四十年。書的附錄部分同樣精彩﹐聶紺弩的詩文﹑駱賓基的回憶﹑蕭軍本人的記述﹐共同將一個本來單純的青春故事﹐激活出太多的人生況味。

看到一顆顆熱烈的心──《蕭紅書簡》中的魯迅﹑許廣平

蕭軍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從上海發往北京給蕭紅的信

  讀這本書﹐讓我意識到﹐現代小說裡的“拆解補充”的敘事方法並不神秘﹐當一件事情足夠複雜﹐當事人又都有相應的話語水平時﹐簡單的故事很容易藉助這種敘事法趨於複雜。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圍繞蕭紅展開的“東北作家群”成員之間的情感故事﹐因此變得微妙複雜﹐跌宕起伏。同時我也意識到﹐對同一故事的不同敘述﹐最出彩的不是對故事“補充”使之完整﹐而是“拆解”使之更加撲朔迷離。

  “不知現在他睡到哪裡去了﹖”

  我讀此書的初衷並不是好奇二蕭的情感經歷﹐而是想看看裡邊關涉魯迅的文字蹤跡。前年﹐因為要參加“紀念魯迅為二蕭小說《八月的鄉村》《生死場》作序80周年”研討會﹐我草就了一篇題為《改變命運的序言》的文章。但那祗是對作序本身發了一些感嘆﹐並無資料上的任何發現﹑綜合。今天讀《蕭紅書簡》突然覺得打開了一個人生世界的窗口。

看到一顆顆熱烈的心──《蕭紅書簡》中的魯迅﹑許廣平

1937年春﹐蕭紅﹑蕭軍與許廣平(左一)﹑周海嬰在魯迅墓前。

  信中談及魯迅(以L.代稱)的地方令人感動。以二蕭與魯迅之間的交往和友情﹐魯迅逝世的消息不可謂不重大﹐但信中的表達卻非通常的感情表達﹐這正是作家書信的可看處。1936年10月21日﹐魯迅逝世的第三天﹐蕭紅從東京寄信給上海的蕭軍﹐信中說﹕“前些日子我還買了一本畫冊打算送給L.。但現在這畫祗得留著自己來看了。”連蕭軍都在得信後疑問﹐寫信時的蕭紅是否已經知道了魯迅逝世的消息﹖即使在1978年9月7日寫下的“註釋”裡﹐蕭軍仍然不能確定﹕

  她可能在報上(她不懂日文﹐也許不看日本報紙)得知了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了吧﹖也許還不知道。不過﹐在信中又有這樣的話﹕“前些日子我還買了一本畫冊打算送給L.。但現在這畫祗得留著自己來看了……”從“自己來看”又似乎她已知道了。

看到一顆顆熱烈的心──《蕭紅書簡》中的魯迅﹑許廣平

1937年夏﹐蕭紅與蕭軍在上海最後的合影。

  1936年10月24日﹐蕭紅確定了魯迅逝世消息後﹐向蕭軍傾訴了悲痛的心情。

  軍﹕

  關於周先生的死﹐二十一日的報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點﹐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對的﹐我跑去問了那唯一的熟人﹐她說﹕“你是不懂日本文的﹐你看錯了。”我很希望是看錯﹐所以很安心地回來了﹐雖然去的時候是流著眼淚。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張中國報上清清楚楚登著他的照片﹐而且是那麼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聲不能和你們的哭聲混在一道。

  現在他已經是離開我們五天了﹐不知現在他睡到哪裡去了﹖

  …………

  直接的痛苦表達只此一次。蕭紅在10月29日發出的信中﹐不再直白地表達哀痛﹐而是克制地﹑文學化地流露出內心的悲傷﹕

  這幾天﹐火上得不小﹐嘴脣又全燒破了。其實一個人的死是必然的﹐但知道那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就總不行。我們剛來到上海的時候﹐另外不認識更多的一個人了。在冷清清的亭子間裡讀著他的信﹐祗有他﹐安慰著兩個飄泊的靈魂……寫到這裡鼻子就酸了。

  蕭軍在此信的“註釋”中表達了同樣的悲情。

  “是的﹐‘註釋’到這裡我的鼻子也酸了﹗”在回憶了自己聽到魯迅逝世的噩耗﹑在魯迅的遺體旁痛哭﹑接待無數哀悼者們的情景後﹐蕭軍感嘆道﹕“想不到‘奴隸社’當時的三個小‘奴隸’(我﹑蕭紅﹑葉紫)﹐竟夭亡了兩個﹗如今只余我這一個老‘奴隸’﹐儘管經過了多少刀兵水火﹐雷轟電擊﹐百煉千錘﹐飢寒窮困……終於還能存活下來﹐而且到了七十一歲﹐這也可以告慰於‘在天之靈’了。”

  蕭軍在“註釋”裡不但與蕭紅“一起”懷念了魯迅﹐而且也因此懷念了訣別近四十年的蕭紅。“當她信中問道﹕‘不知現在他睡到哪裡去了﹖’這時魯迅先生已經落葬了。這句天真的﹑孩子氣式的問話﹐不知道它是多麼使人傷痛啊﹗這猶如一個天真無知的孩子死了媽媽﹐她還以為媽媽會再回來呢﹗”

  蕭軍此說實是知人之論﹐是情感表達。蕭紅的文筆決定了這樣情愫可以長久保持。讀蕭紅著名的文章《回憶魯迅先生》﹐可以看到同樣的表述。在描述魯迅先生去世的情景中﹐並不在場的蕭紅這樣寫道﹕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魯迅先生病又發了﹐又是氣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終日喘著。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極點了。天將發白時﹐魯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樣﹐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他休息了”﹐這樣一句平淡的講述﹐卻是一次沉重的記錄﹐同書信中“不知現在他睡到哪裡去了﹖”的“明知故問”異曲同工。

  “平日裡”的魯迅先生家裡是什麼情形﹖《回憶魯迅先生》曾這樣寫道﹕

  魯迅先生剛一睡下﹐太陽就高起來了。太陽照著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著魯迅先生花園的夾竹桃﹐明亮亮的。

  魯迅先生的書桌整整齊齊的﹐寫好的文章壓在書下邊﹐毛筆在燒瓷的小龜背上站著。

  一雙拖鞋停在床下﹐魯迅先生在枕頭上邊睡著了。

  魯迅先生活時“在枕頭上邊睡著了”﹐死後則是“他休息了”﹐這是蕭紅的敘述法﹐含著感情﹐呈現著別樣的詩意和願望。毫無疑問﹐以蕭紅和蕭軍年輕時的境遇﹐身無分文卻到上海闖蕩﹐與魯迅的關心支持是分不開的。蕭軍在蕭紅“第三封信”(1936年7月26日發)的“註釋”中說過﹕“回憶我們將到上海時﹐雖然人地生疏﹐語言不通﹐但是還有我們兩人在一道﹐同時魯迅先生幾乎每隔一天就要寫給我們一封信﹐在精神上是並不寂寞的。而如今祗有她一個人孤懸在海外的異國﹐這難怪她是要哭的﹗”可見當時即使還未謀面﹐魯迅對他們的精神支撐作用。

  不過﹐從蕭紅1936年7月到達日本東京﹐直到9月與蕭軍的多次通信中﹐並沒有直接提到魯迅許廣平﹐而她心中的那份惦念是可以感知到的。比如1936年10月13日發出的信中﹐蕭紅有點無端地聯想到了魯迅﹕“在電影上我看到了北四川路﹐我也看到了施高塔路﹐〔那〕一刻我的心是忑〔忐〕忑不安的。我想到了病老而且又在奔波里的人了。”蕭軍在“註釋”裡說﹐“這‘奔波里的人’是指的魯迅先生”。在10月20日所發的信中﹐蕭紅還在信的末尾問道﹕“報上說是L.來這裡了﹖”蕭軍在此信的“註釋”裡感嘆道﹕“這封信是十月二十日發的﹐她還不知道魯迅先生在十月十九日就逝世了。這期間心情可能隨著病情的好轉也好了起來﹐開始佈置起自己的環境﹐這是可喜的現象﹐但她不知道將要有最大的﹑最沉痛的悲哀在等待來襲擊她了﹗──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接下來便有了蕭紅10月21日﹑24日﹑29日發出的信裡對魯迅逝世的悲痛表達。

  蕭紅離開上海獨自去了日本﹐長達數月卻未致魯迅一信﹐據季紅真女士《蕭紅傳》記述﹕“蕭紅離開上海的時候﹐與蕭軍相約﹐為了免去魯迅復信的辛勞﹐減輕他負擔﹐都不給先生寫信。但看到熟悉的景物﹐蕭紅又觸景生情。”然而﹐魯迅可能並不知道兩位青年的苦心﹐他曾在10月5日致信茅盾時說道﹕“蕭紅一去之後﹐並未給我一信﹐通信地址﹔近聞已將回滬﹐然亦不知其詳﹐所以來意不能轉達也。”這裡的“來意”是指《文學》雜志向蕭紅約稿﹐魯迅故有“不能轉達”的表述。另據季紅真描述﹐蕭紅曾在10月21日時見日本報紙上有關於魯迅的報道﹐其中提到過“逝世”“損失”“隕星”之類的字詞﹐她很緊張﹐向女房東求證﹐對方則給了“‘逝世’是從魯迅的口中談過去的事情﹐自然不用驚慌”的回答﹐要她“不要神經質了”的勸慰。但從同日寄給蕭軍的信中描述“畫冊”的證據可知﹐蕭紅至少已經預感到魯迅逝世的不幸了。

  “但他的愛人﹐留給誰了呢﹖”

  因為《蕭紅書簡》是一部並不完整的書信集﹐所以我們沒辦法從中知道魯迅逝世後蕭紅個人心跡的完整表達。但可以看出﹐從那以後﹐蕭紅一方面因各種因素想到魯迅﹐另一方面更加關心痛苦中的許廣平的狀況。10月24日所發的信中﹐蕭紅寫道﹕

  可怕的是許女士的悲痛﹐想個法子﹐好好安慰著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靜下來﹐多多地和她來往。過了這一個最難忍的痛苦的初期﹐以後總是比開頭容易平伏下來。還有那孩子﹐我真不能夠想象了。我想一步踏了回來﹐這想象的時間﹐在一個完全孤獨了的人是多麼可怕﹗

  最後你替我去送一個花圈或是什麼。

  告訴許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

  這可以理解為是女人間的惺惺相惜吧。據蕭軍回憶﹐在上海時﹐蕭紅經常背著魯迅與蕭軍同許廣平私語。11月2日所發的信中﹐蕭紅一樣表達了對許廣平的關切之情﹕

  許女士也是命苦的人﹐小時候就死去了父母﹐她讀書的時候﹐也是勉強掙紮著讀的﹐她為人家做過家庭教師﹐還在課餘替人家抄寫過什麼紙張﹐她被傳染了猩紅熱的時候是在朋友的父親家裡養好的。這可見她過去的孤零﹐可是現在又孤零了。孩子還小﹐還不能懂得母親﹐既然住得很近﹐你可替我多跑兩趟。別的朋友也可約同他們經常到她家去玩。L.沒有完成的事業﹐我們是接受下來了﹐但他的愛人﹐留給誰了呢﹖

  蕭紅與許廣平﹐雖未必是今日之所謂“閨蜜”﹐內心的相通卻是無疑的。駱賓基在回憶蕭紅的文章裡曾提到過許廣平《追憶蕭紅》一文中的話﹕“蕭紅先生是自身置之度外的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的正義感瀰漫著她的心頭。在這裡我們看見她並不軟弱﹐而益見其堅毅不拔。”

  蕭紅與魯迅的特殊友情在當時的文壇上廣為人知﹐向蕭紅約稿紀念魯迅的報刊不在少數﹐而蕭紅似乎很難從失去親人般的痛苦中回到書桌上。11月9日信中說道﹕“關於回憶L.一類的文章﹐一時寫不出﹐不是文章難作﹐倒是情緒方面難以處理。本來是活人﹐強要說他死了﹗一這麼想﹐就非常難過。”“強要說他死了”﹐正是“他休息了”“睡到哪裡去了”的直白表達。蕭紅經常會問到許廣平的近況﹐同一信中有言﹕“許﹐她還關心別人﹖她自己就夠使人關心的了。”而蕭軍在此信的“註釋”中也提到“許廣平先生每次見到我﹐總要問及蕭紅的情況﹐我轉告給她”。對蕭紅不願立刻寫下回憶魯迅的文章﹐他也理解為是欲哭無淚之下“甚至感到文章和筆全是無用的﹐浪費的﹐笨拙的”。

  蕭紅在11月19日所發的信中﹐對《魯迅全集》編輯出版事宜表示關切﹕“關於周先生的全集﹐能不能很快的集起來呢﹖我想中國人集中國人的文章總比日本集他的方便﹐這裡﹐在十一月裡他的全集就要出版﹐這真可配〔佩〕服。我想找胡﹑聶﹑黃諸人﹐立刻就商量起來。”可見蕭紅對魯迅的懷念之情。信的末尾﹐她同時不忘許廣平﹕“許君處﹐替我問候。”這個月的24日﹐蕭紅在信中又說﹕“許的信﹐還沒寫﹐不知道說什麼好﹐我怕目的是想安慰她﹐相反的又要引起她的悲哀來。你見著她家的那兩個老娘姨也說我問她們好。”她之前不給魯迅寫信是怕干擾他﹐現在沒有去信許廣平﹐則是擔心觸動哀傷。這是女性的細膩﹐也是女性的敏感﹐更是親人間的相知。

  “我死後要葬在魯迅先生墓旁”

  二蕭對魯迅的尊崇與敬意﹐確非一般人所能相比﹐甚至也非常人所能理解。蕭軍在1978年對“書簡”的“註釋”中﹐還提到當年發生過的一事。他回憶說﹕“我在魯迅先生逝世周月時﹐到萬國公墓他的墳前﹐確是把新出版的《作家》《譯文》《中流》各樣焚燒了一本﹐這事被張春橋﹑馬蜂(即中共中央文件上所提到的國民黨特務組織“華蒂社”的馬吉蜂)看見了﹐在他們的小報上污衊魯迅先生﹐諷刺我。我找到了他們的地址﹐約他們夜間在徐家匯相見﹐打了一架﹐我把馬吉蜂揍了一通﹐他們就不再罵我了。”這罵﹐是張﹑馬二人藉此嘲諷蕭軍是“魯門家將”“孝子賢孫”。據季紅真《蕭紅傳》記述﹐去“決鬥”的那天﹐就有蕭紅及聶紺弩隨行。世人都知道蕭軍脾氣不好﹐他用“武力”解決關於魯迅的紛爭﹐也不算是奇特一例吧。對於“打架”一事﹐蕭紅可能不想評價這種行為﹐她在信中倒是對蕭軍燒書一事做了積極評價。“到墓地去燒刊物﹐這真是‘洋迷信’‘洋鄉愚’﹐說來又傷心﹐寫好的原稿也燒去讓他改改﹐回頭再發表吧﹗燒刊物雖愚蠢﹐但情感是深刻的。”蕭紅的情感更執著于懷念魯迅﹐傷心至極處﹐甚至想到了應該燒原稿讓魯迅修改﹐此時她一定想到了魯迅曾為她和蕭軍悉心指導的情景了吧。1936年12月25日﹐蕭紅在信中說“周先生的畫片﹐我是連看也不願意看的﹐看了就難過。海嬰想爸爸不想﹖”表達的方式和方位﹐如出一轍。而這張“畫片”﹐據蕭軍回憶﹐是一位日本畫家畫的“魯迅先生臨終的畫像”﹐曾刊載在《譯文》上。

  二蕭對魯迅的深情﹐呈現在他們的文字裡﹐也體現在他們生活的點滴中。蕭紅始終保存著魯迅為她修改過的《生死場》原稿﹐這是她珍視與魯迅友情的見證。在北京期間﹐因為感念作家舒群對自己的關照呵護之情﹐蕭紅將這份最珍貴的手稿贈送給了舒群。(見季紅真《蕭紅傳》)蕭紅是1937年初從日本回到上海的﹐之後不久北上到北京。在上海期間﹐蕭紅蕭軍與許廣平也時有往來。蕭軍對魯迅的敬重堪比蕭紅。魯迅逝世後﹐蕭軍始終參與安葬﹑悼念活動﹐也經常對許廣平給予慰問。《蕭紅書簡》裡收入的不多幾封蕭軍致蕭紅信件裡﹐也時常會提及魯迅許廣平。如1937年5月6日信中﹐蕭軍告知遠在北京的蕭紅﹕“現在是下午兩點三十五分。我將從許那裡歸來。”“許有三冊書﹐由我介紹到一家印刷局付印﹐我擔任校一次校樣﹐還有一點抄錄的工作。今天我把珂介紹去了﹐他正在那裡抄錄。”“珂”是蕭紅的弟弟﹐“三冊書”則是指魯迅的《且介亭雜文》三種。同信中蕭軍向蕭紅表示﹕“這兩月中﹐我要幫同許把紀念冊及那三本書弄完﹐再讀點書﹐恐怕就沒有什麼成績可出了。”而那本“紀念冊”﹐則是時至今日彌足珍貴的《魯迅紀念集》。

  蕭紅蕭軍﹐包括那一時期的許多左翼青年作家﹐視魯迅為精神的指引者﹐人生的導師。這種深厚的情誼不一定是長篇大論的敘述﹐卻時常從各種文字和談話中流露出來。蕭紅最終流落到香港﹐同是東北作家的駱賓基擔負起了照顧蕭紅的職責﹐他認為自己承擔這樣“護理責任”﹐“這是以魯迅為主帥的革命營壘中的戰友之間的崇高義務﹐是任何一個流亡南方的真正的左翼東北作家處於這樣一種狀態下都是不會推卸的”(駱賓基﹕《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見《蕭紅書簡》)。在與駱賓基的交流中﹐重病中的蕭紅常與他談到魯迅﹐談到未能與之深入交流和傾訴的遺憾。在強烈挽留駱賓基的時候﹐蕭紅甚至表示要他一直陪伴﹐直到去上海“送我到許廣平先生那裡”。蕭紅自然已經無法回到許廣平身旁了﹐但她即使想到死﹐為這樣痛苦的死不甘﹐卻仍然不忘記自己是魯迅的學生﹑同志和親人。喉管切開後無法說話﹐她就在紙上對端木蕻良寫道﹕“我活不長了﹐我死後要葬在魯迅先生墓旁。現在辦不到﹐將來要為我辦﹐現在我死了﹐你要把我埋在大海邊﹐我要面向大海﹐要用白毯子包著我……”(這是端木蕻良夫人鐘耀群所述﹐見季紅真《蕭紅傳》第404頁。)1942年2月22日﹐31歲的蕭紅在香港含恨逝世﹐端木蕻良和駱賓基兩位流浪青年無力安葬蕭紅﹐致使蕭紅墓究竟何處今天仍然是謎。兩人多年後說法也不一﹐但有一點似乎是肯定的﹐他們為蕭紅將來能到上海葬在魯迅墓旁邊做了準備﹐儘管這願望最終也沒有實現。

  我在文章開頭說過了﹐評價蕭紅的創作成就﹐評述她的文學才華﹐描述她曲折坎坷的人生﹐梳理她飽受挫折的感情經歷﹐遠非本文所能做到﹐我祗是想記錄下讀《蕭紅書簡》過程中鮮活的質感﹑生動的印象﹑無端的唏噓﹐故取蕭紅及蕭軍與魯迅﹑許廣平的交往在“書簡”中的印痕切入﹐而僅此一端﹐仍然可以看到一顆顆熱烈的心﹐感受到一個時代裡流淌著的人間真情。那種自然生發出來的情感熱流﹐需要後人格外珍視。這樣的感受甚至讓人產生一種願望﹕認真閱讀蕭紅﹐閱讀圍繞在她周圍的那麼多人和事﹐以此理解一個苦難的時代﹐理解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許多執著而真摯的人們﹗

  《光明日報》( 2017年03月17日 13版)

[責任編輯:孫宗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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