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文化血脈與文學呈現

2017-03-21 04:00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陝北文化血脈與文學呈現

演講人﹕梁向陽 演講地點﹕延安市圖書館 演講時間﹕2017年1月

  100多年前﹐英國傳教士史密斯曾說過這樣一番話﹕“我的調查工作漸漸讓我產生一種近似敬畏的謙卑。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著永恆過去的地方﹐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與這個地方密切相關﹐有些甚至是有世界性意義。對這個地方瞭解越多﹐敬畏也就與日俱增。不管我們對延安的未來有何貢獻﹐有一個事實是無法改變的﹐延安的歷史不會從我們開始﹐它的歷史比亞伯拉罕還要古遠﹐我們是永無止息的﹐各種各樣訪客中最晚的﹐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員……”這位100多年前到過延安的英國人﹐非常敏銳地注意到延安乃至陝北的獨特性﹐回到英國後在其著述中有了上述判斷。

  事實上﹐陝北不僅是現代史上中國革命的聖地﹐更是中原農耕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的結合部﹐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可以這樣說﹐陝北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理文化名詞﹐具有豐富和沉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瞭解陝北文化﹐瞭解陝北文學﹐也是認識中華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方面。

陝北文化血脈與文學呈現

安塞腰鼓 陳美琪攝

  陝北的地域與歷史

  陝北高原從地域環境上講﹐是黃土高原的有機組成部分。通常是指這樣一個區域﹕北到榆林長城﹐南到秦嶺北山﹐西到子午嶺﹐東到秦晉峽谷。陝北高原在地理地貌上有兩大類型區﹕一是黃土高原的溝壑區﹔一是黃土高原的塬梁區。延安以北長期飽經風浸雨蝕形成的溝壑區﹐構成了陝北黃土高原溝壑縱橫﹑山大溝深﹑土磽地瘠的地理特徵。陝北一方面宜耕宜牧﹐適宜于生產力低下時期多種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又是連接中原王朝和草原遊牧民族的重要通道。

  仔細檢索陝北歷史﹐發現中華民族的一些標誌性文化符號如黃河﹑黃帝陵﹑長城與陝北有關﹔陝北的歷史總與刀光劍影的戰爭直接相關。陝北高原長期處於草原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拉鋸式的爭奪狀態。史料記載﹐從殷周至宋元的30多個世紀裡﹐陝北高原上先後出現過獫狁﹑鬼方﹑土方﹑戎﹑狄﹑樓煩﹑匈奴﹑羌﹑氐﹑鮮卑﹑稽胡﹑黨項﹑吐谷渾﹑女真﹑蒙古﹑高麗﹐以及來自西域的龜茲人﹑粟特人等20多個北方遊牧民族﹐與漢民族長期錯居。陝北人的人種﹐有雜交優勢﹐男性多壯實剽悍﹑倔強豪爽﹐女性多窈窕娟秀﹐心靈手巧﹐人稱“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

陝北文化血脈與文學呈現

  梁向陽筆名厚夫﹐男﹐1965年生﹐陝西延川人﹔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陝西省作協副主席。主要研究當代散文﹑延安文藝與路遙研究等﹐業餘從事文學創作。榮獲全國寶鋼優秀教師獎﹑陝西省教學名師獎﹑陝西省宣傳思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著有《路遙傳》《走過陝北》《當代散文論文研究》《邊緣的批評》《心靈的邊際》。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獨特的陝北文化

  “安塞腰鼓”中的陝北 陝北獨特的地域與歷史﹐造就了陝北文化。陝北文化呈現出這樣幾種狀態﹕一是陝北山川地理文化﹐包括陝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觀呈現的文化﹔二是陝北歷史文化﹐即陝北這塊土地在人類生存與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三是陝北器物文化﹐如交通工具﹑生產工具﹑生活用品等與陝北人生存與發展密切相關的器具所呈現的文化﹔四是陝北的精神文化﹐是指精神層面的文化﹐反映在陝北人的氣質﹑性格﹑行為處事﹐以及風俗習慣中。

  “安塞腰鼓”是陝北高原特有的地域文化現象﹐也是陝北人精神風貌的象徵和符號﹐而這一切均與陝北古老的歷史有關。

  陝北高原是連接中原農業民族和草原遊牧民族的重要通道﹐自古以來就是邊關要地﹕秦始皇時期大將軍蒙恬﹐率30萬大軍鎮守陝北﹐筑長城﹐修直道﹐防止匈奴內侵﹔北宋時期韓琦﹑范仲淹﹑沈括等一代武將﹑文臣來到陝北﹐領導過抵禦西夏人入侵的戰爭﹔而明朝時期九鎮之一的“延綏鎮”長城﹐幾乎承擔了明朝中﹑後期北方邊境一半以上的防務。可以這樣說﹐“安塞腰鼓”既是古代激勵邊關將士衝鋒殺敵﹑浴血奮戰的號角﹐也是將士們征戰凱旋的歡迎曲。古代戰爭擂鼓鳴金的場面﹐永遠地消失了。這種于激情和力量中的儀式﹐卻深深地根植于陝北這塊古老的土地上。陝北的鄉間﹐腰鼓成為一種娛樂形式﹐于浪漫中宣洩生命的激情﹐于詩意中追求永恆的精神力量。

  20世紀以來﹐隨著中共中央進駐延安13年﹐以及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安塞腰鼓”這種原來純民間的廣場文化形式﹐也漸漸走進廟堂﹐進入全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視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安塞腰鼓”曾經在亞非拉走紅﹔20世紀80年代初﹐在“第五代導演”陳凱歌一炮打響的《黃土地》中﹐“安塞腰鼓”征服了西歐觀眾的心靈﹔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許多次大型的國家慶典﹐均有“安塞腰鼓”出場。“安塞腰鼓”所釋放出的能量﹐不僅僅是陝北這塊古老的黃土地的地域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堅毅不屈﹑意氣風發﹑蓬勃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象徵。

  陝北的鼓文化非常發達﹐除了有世界聞名的“安塞腰鼓”外﹐還有洛川蹩鼓﹑宜川胸鼓﹑黃陵抬鼓﹑黃龍獵鼓﹑志丹扇鼓等等﹐這叫“多鼓齊打﹐鼓舞催春”。

  陝北民歌﹑陝北說書與陝北 陝北民俗文化呈現在陝北人日常生活的行為方式中。陝北民歌與陝北說書﹐就是陝北民俗文藝的代表。

  陝北人愛唱歌﹐尤其是愛唱民歌。陝北有句俗語﹐“女人們憂愁哭鼻子﹐男人們憂愁唱曲子”。古人言﹐“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在陝北﹐不論表現喜﹑怒﹑哀﹑樂哪種情感﹐都是有歌有曲的。陝北民歌內容豐富﹐題材廣泛﹔通俗易懂﹐喜聞樂見﹐易於流傳。

  從體裁上來說﹐陝北民歌種類很多﹐有山歌﹑勞動歌曲﹑小調﹑秧歌﹑風俗歌等形式。信天游﹐是陝北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體裁。由於“信天游”聲名遠播﹐人們一提到陝北民歌﹐自然會想起“信天游”。“信天游”﹐也叫“山曲兒”“順天游”。顧名思義﹐順天而游﹐自然是民歌手們隨心所欲﹑信馬由韁地唱出來的。唱給大自然聽﹐讓它隨風遊走。它節奏自由﹐音域寬廣﹐高亢奔放﹐成為陝北民歌中最為璀璨奪目的明珠。我國現代文學史上﹐詩人李季創作的著名長詩《王貴與李香香》就是用信天游的格式寫成的﹔詩人賀敬之的《回延安》﹐也是模仿信天游的典範。“東山裡的糜子西山裡的谷﹐黃土裡笑來黃土裡哭﹗”陝北民歌以其博大的內容﹐活潑的形式﹐自由的節奏﹐優美的旋律和精妙的語言﹐在中國藝術史乃至世界藝術史上都留下了燦爛的一章。

  陝北說書這種陝北民間的說唱藝術﹐某種意義上是陝北民歌的一個變種﹐深受陝北人喜愛。陝北傳統的說書藝人﹐基本上是盲人或半盲人﹐為了養家糊口﹐身背三弦或琵琶﹐手持木棍﹐走村串戶招攬生意。他們說書的內容﹐大體上可分為神話故事﹑民間傳說﹑歷史演義﹑公案傳奇﹑忠臣孝子﹑農民起義﹑男情女愛等。他們的社會身份極低﹐往往被人們瞧不起。陝北說書真正獲得新生﹐是“陝甘寧邊區”時期。勞動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陝北民間藝人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成為文藝工作者宣傳和介紹的對象。新中國成立後﹐陝北說書已不再是盲人藉以謀生的一種手段了﹐它成為真正的民間藝術﹐它已經成為一種綜合的說唱藝術。

  歷史視域中的文學

  清朝光緒年間翰林院大學士王培棻來陝北巡視﹐寫下《七筆勾》詩句﹐其中有這樣兩段﹕“山禿窮而陡﹐水惡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無錦繡。狂風陣起哪辨昏與晝。因此上﹐把萬紫千紅一筆勾”“堪嘆儒流﹐一領藍衫便罷休﹐才入了黌門﹐文章便丟手﹐匾額掛門樓﹐不向長安走﹐飄風浪蕩榮華坐享夠﹐因此上把金榜題名一筆勾”。

  陝北高原的歷史是戰爭寫就的﹐刀光劍影與四起的狼煙﹐鍛鑄了這塊烈土﹐也培育了無數英雄豪傑。相比之下﹐陝北由於交通不便﹐道路不暢﹐中原儒家文化未能很有效地在這裡普及與推廣﹐文化就相對滯後﹐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在古代陝北留存下來的詩歌等文學作品﹐基本上是來此擔任公職的外地官員或者流寓於此的文化人所為﹐如唐代曾寓居陝北鄜州羌村的大詩人杜甫﹐就有《羌村三首》等傳世﹔北宋時期﹐來陝北做官的范仲淹﹑沈括等均有詩文留世﹐如《漁家傲》等。相反﹐土著陝北人卻很少有詩文存世。現有資料記載﹐清末時期﹐號稱“文出兩川“之一的延川縣﹐曾出現“秦西閨中不多見”的“陝北才女”──女詩人李娓娓﹐應該是古代陝北文人的典型代表。不過﹐李娓娓的父親曾長期在南方為官﹐李娓娓也基本上是在陝北以外生活。

  有自覺意識的陝北文學創作﹐應該是“延安時期”。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與抗日戰爭爆發後﹐陝北的延安成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抗戰堡壘與“革命聖地”﹐召喚著海內外知識青年和左翼作家絡繹不絕奔向這座陝北高原的小城。這樣﹐以延安為核心的陝甘寧邊區活躍著一大批外來的作家群體。尤其是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宗旨明確以後﹐一方面﹐湧入延安的大批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深入部隊﹑學校﹑農村﹐進行革命宣傳及採風等活動。另一方面﹐陝北地區的民間文化得到最廣泛的發掘與整理﹐如陝北的民歌“信天游”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整理﹐重新賦予革命的意義﹐由山野走向廣場﹑走向革命的中心。當然﹐這裡也包括諸如陝北說書﹑陝北道情戲﹑陝北秧歌等極富地域特色的民間藝術。

  在這個過程中﹐自然也刺激了陝北文藝人才的湧現。“延安時期”陝北籍的作者有楊醉鄉﹑馬健翎﹑柳青﹑高敏夫等人﹐楊醉鄉創作了秦腔劇《崔福才轉變》﹑陝北小調《交公糧》﹑眉戶戲《求婚》《勸妻》等小戲﹔馬健翎有秦腔劇本《窮人恨》《血淚仇》﹐以及眉戶劇《十二把鐮刀》等﹔柳青有《種谷記》《銅牆鐵壁》等﹔高敏夫有大量詩歌等。此外﹐陝北早期革命的創始者之一的高朗亭當時也寫過革命回憶散文《游擊隊的故事》等作品。陝北說書大師韓起祥也是這個時期湧現出的佼佼者﹐他是“解放區民間說唱藝人的一面旗幟”。韓起祥不僅說新書﹐而且大膽改革說書藝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說唱風格。

  新中國成立後﹐留守在陝北的文藝工作者﹐始終堅持“講話”精神﹐創作出諸多謳歌新時代與新生活的文藝作品。尤其是新時期文學以來﹐從延安這塊文學沃土上起根拔苗的青年作家們﹐登上更高的文學平臺﹐開始在全國的文學天空中自由飛翔。其中﹐路遙以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人生》以及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兩次榮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一次榮獲“茅盾文學獎”﹐捍衛了陝北籍作者的榮譽。知青作家葉延濱以詩歌《乾媽》﹑梅紹靜以詩歌《她就是那個梅》﹑史鐵生以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陶正以短篇小說《逍遙之樂》分獲全國優秀詩歌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劉成章的散文集《羊想雲彩》獲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使全國文壇對延安作家群產生敬意。而李天芳﹑高紅十﹑史小溪﹑厚夫等人的散文﹐谷溪﹑聞頻﹑曉雷﹑遠村﹑成路等人的詩歌﹐高建群﹑陳澤順﹑海波﹑侯波等人的小說﹐也讓文壇的目光再次矚目陝北高原。

  文學中的陝北文化呈現

  西方美學家泰納曾提出文學創作與發展的“三要素(種族﹑環境﹑時代)論”﹐認為“作品的產生取決於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既包括整體的文學創作﹐也包括每個個體的作家。我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東北作家群”“山藥蛋派”“荷花澱派”﹐均是在地域文化的滋潤下成長起來的。對於所有的陝北作家來說﹐地域文化對他們的創作走向有著直接的影響。陝北高原是其生命根祉﹐這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使作家們對高原生命及文化有深刻的體認﹐骨子裡有種陝北地域文化所賦予的詩意浪漫情懷。

  “延安時期”作家筆下的陝北 早在1940年代﹐《講話》發表後﹐作家丁玲深入到陝北工農生活當中﹐寫出了一本描寫陝北新生活的報告文學集《陝北風光》。作者以極其興奮的心情和清新的筆調真實地描摹陝北的風土人情﹐道出了共產黨給陝北的山山水水和老百姓所帶來的新面貌﹔同時﹐也熱情地謳歌了陝北普通工農群眾﹐著力表現他們身上所體現的時代新風尚。丁玲在《〈陝北風光〉校後記所感》中這樣寫道﹕“《陝北風光》這本書很單薄﹐但卻使我走向新的開端……這是我讀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有意識地去實踐的開端﹐因此不管這裡面的文章寫得好或壞﹐但這個開端對於我個人是有意義的”“陝北這個名稱在我的生活中已經成為過去﹐但是陝北在我的歷史上卻佔有很大的意義……”丁玲的聲音具有代表性。

  “延安時期”﹐詩人艾青創作出長篇敘事詩《吳滿有》﹔作家歐陽山創作出長篇小說《高干大》等。陝北本土作家柳青也全心全意深入生活﹐創作出了第一部直接反映陝北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種谷記》﹐以及展現解放戰爭時期米脂沙家店糧站幹部群眾護糧鬥爭的英雄事跡的長篇小說《銅牆鐵壁》等。

  路遙﹑高建群﹑劉成章等陝北土著作家筆下的陝北 我國當代已故著名作家路遙﹐是新時期以來陝北籍作家的佼佼者。這位早年在延川《山花》這個縣級文藝小報上起步的作家﹐他的作品全部是以陝北高原為背景展開的書寫。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創作的中篇小說《人生》﹐“通過城鄉交叉地帶的青年人的愛情故事的描寫﹐開掘了現實生活中飽含的富於詩意的美好內容﹐也尖銳地揭露出生活中的丑惡與庸俗﹐強烈地體現出變革時期的農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中所面臨的矛盾﹑痛苦心理”﹐在全國引起了轟動。這部作品不僅榮獲全國中篇小說獎﹐而且改編成的電影也榮獲了全國電影“百花獎”。

  《人生》的巨大成功﹐給路遙帶來榮耀﹐但他從成功的幸福中斷然抽身﹐開始潛心創作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進行更加艱苦的文學遠征。他決定創作“三部﹑六卷﹑一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用理想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以孫少平﹑孫少安兄弟等人的奮鬥串聯起中國社會1975年年初到1985年年初10年間中國城鄉社會的巨大歷史性變遷﹐謳歌普通勞動者的情感﹑奮鬥與夢想﹐要把這一禮物獻給“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

  高建群是新時期以來陝西湧現出來的一位重要作家。他雖然不是陝北籍人﹐但因青壯年期間長期生活﹑工作在延安﹐並且創作出一系列以陝北題材為審美對象的的小說﹐被人們習慣地稱為陝北作家。陝北題材是高建群小說創作的重要母題﹐其取材於陝北生活的有中篇小說《騎驢婆姨趕驢漢》《老兵的母親》《雕像》﹐長篇小說《最後一個匈奴》等。高建群的陝北題材中長篇小說﹐一是善於講述過去的故事﹐沉湎于歷史的追憶﹔二是通過對眾多隱語符號的設置﹐把人物置身於豐富而燦爛的陝北文化意象中加以表現的。他筆下的陝北題材的中長篇小說﹐一方面從文化的視角觀照陝北﹐審視高原﹐在審美視角上獲得了新的突破﹔另一方面採取“合文學目的性”的手法進行創作﹐小說具有明確的個性特點。高建群筆下的文化現象﹐是通過那些有意味的特殊的符號來加以表現的。這一切﹐使其小說完全有別於路遙等人的陝北題材小說的模式。也正因為高建群解讀陝北的切入點在文化層面﹐其小說賦予了新的內涵。正因為此﹐高建群的陝北題材小說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劉成章也是新時期以來崛起的一位實力雄厚的散文作家。他從1981年開始“中年變法”﹐由專攻陝北風情散文為發端﹐卓爾不群﹐構成了當代散文創作的一方風景﹐從而獲得成功。他不僅創作出《轉九曲》《安塞腰鼓》《臨潼的光環》《高跟鞋﹐響過綏德街頭》《去看好婆姨》《走進紐約》等膾炙人口的佳作﹐而且散文集《羊想雲彩》獲中國作協首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

  史鐵生﹑葉延濱等北京知青作家筆下的陝北 從1968年到文革結束﹐有近3萬的北京知青陸續來到陝北插隊。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新時期登上文壇﹐成為我國代表性的知青作家﹐這裡面就有陶正﹑史鐵生﹑高紅十﹑葉延濱﹑梅紹靜﹑陳澤順﹑葉詠梅等。其中的史鐵生憑藉插隊題材的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和《奶奶的星》連續捧得1983年與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陶正憑著短篇小說《逍遙之樂》獲得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葉延濱﹑梅紹靜獲全國優秀詩歌獎。這些當年從北京走向陝北農村的知青作家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群”﹐但他們來自同一地域﹑受相同文化熏陶﹐並且在共同的號召下形成了相似的生活經歷及生命體驗﹐使得作家創作呈現出一些普遍風貌和獨特特徵。

  插隊陝北延川縣的北京知青史鐵生﹐早在1970年代初就攤上了一種可怕的疾病﹐成為一位高位截癱的病人。一位高位截癱的﹑母親卻又過早去世的年輕人﹐唯一的慰藉就是不斷回憶那個令他魂牽夢繞的精神故鄉。史鐵生的目光掠過崇山峻嶺﹐掠過延綿的歲月﹐飛到一個叫“清平灣”的陝北山村。他一口氣寫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他用至純至美的散文化語言﹐給人們帶去記憶的溫馨﹐也征服了中國的文學界﹐捧起了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桂冠。從此﹐“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這個即使在中國縣級地圖上也永遠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卻以另一種溫馨溫暖了無數正帶著旅途倦意的中國百姓﹐神奇般走進中國人的文學辭典﹐成為無限溫馨的記憶所在。

  曾插隊延安縣的北京知青詩人葉延濱﹐這樣評價自己的寫作生涯﹐“張開雙臂向著天空飛﹐雙腳卻長出根須紮在生活的土地裡﹐這就是我和我的命運”。葉延濱1969年在延安縣插隊落戶﹐住在一戶老貧農家﹐老兩口把他當乾兒子對待。在這樣一孔沒有窗戶的窯洞中﹐他常常夢見“我的足趾和手指間長出了許多根須﹐想起來﹐起不來﹐想喊﹐喊不出聲﹐變成了樹。大概這就是‘紮根夢’吧”。詩人的紮根則意味著這是他藝術創作道路的根基﹐創作出著名長詩《乾媽》。《乾媽》裡的窮娘﹐一個沒有自己的名字──王樹清的婆姨﹐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接納了我﹐用疼痛的腿風雪天跑了30裡路﹐為我買回一盞燈﹔油燈下為我找尋棉襖裡的虱子﹔自己悄悄吃糠咽苦菜卻為我留下黃米飯﹐美好人性在越發粗糙鄙陋的生活環境下愈發彰顯。這首詩擺脫了人民﹑土地﹑國家等抽象概念﹐以個人體驗表現人性崇高情感﹐用當地農民的慈愛善良表現普遍的人類之愛﹐獲得對人性﹑人生的感悟。

  曾創作《她就是那個梅》的知青詩人梅紹靜曾說﹐“黃土高原是我們國家的縮影”﹐中華民族也是“一個腳踏在地上苦斗的民族”﹐所以我們民族的根國家的根就在這裡﹐在這“民族的奮鬥精神﹐不息不絕的生命之力”之中。

  當代文學史應該感謝這些曾在陝北插隊的知青作家。他們不斷地將陝北的黃土地納入讀者的視野﹐賦予了陝北信天游新的藝術生命﹐挖掘出更多的文學意義上的陝北世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地域寫作的意蘊。

  講好中國故事

  路遙1988年創作完《平凡的世界》後﹐在給《文學評論》常務副主編蔡葵老師的通信中說﹕“當別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國這盤菜的時候﹐我並不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飯而害臊。”路遙這句在38周歲時寫下的話﹐某種意義上就是他的核心“藝術思想”。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一位作家的藝術個性應該與民族文化的土壤相契合”。這句話與“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有諸多相似性。不過﹐路遙的話是30多年前講的﹐後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中的行文表述。

  柳青《創業史》與路遙《平凡的世界》﹐均是在講好一個“中國故事”﹐均是對“中國精神”的展示。“中國精神”為何﹖我以為就是“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這兩句話是對中華民族基本品格的最具邏輯性概括﹐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最準確寫照。柳青《創業史》寫“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形成﹐但其核心是寫梁生寶等人在異常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如何走“組織起來”的道路。“組織起來”所呈現的價值核心﹐即“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這也是自強不息的一種詮釋。而《平凡的世界》則更是以孫少安﹑孫少平兩兄弟的奮鬥串聯起中國城鄉社會普通人物的命運。小說中的孫少安是立足於鄉土的現實奮鬥者﹐他為了讓村裡社員們吃上飯﹐毅然打破“大集體”的大鍋飯。這種情況﹐在形式上與梁生寶的集體意識與擔當精神相悖﹐但其實是另一種擔當﹐另一種責任。而孫少平則是擁有現代文明知識﹐渴望融入城市的“出走者”﹐他渴望自強與自立﹐自尊與自愛﹐渴望自身心靈的解放。如果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平凡的世界》價值取向的話﹐我以為此書是一部“讓讀者向上活”的書﹐因為它提供了鼓舞讀者向上與向善的正能量。其向上﹐與“自強不息”相一致﹔其向善﹐則與“厚德載物”相一致。

  與我國眾多現實主義小說不同﹐《創業史》與《平凡的世界》在精神追求與價值取向上有驚人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就是用“中國故事”的方式﹐弘揚了“中國精神”﹐傳播了“中國價值”﹐凝聚了“中國力量”。事實上﹐剝離小說的語言與結構之後﹐小說核心價值才是讀者所認可的。而《創業史》與《平凡的世界》用“歷史書記官”的方式﹐通過突出的細節刻畫﹐為我們讀者展示了時代精神﹐展示了中國精神﹐這才是這兩部小說以現實主義方式贏得歷史尊重的核心原因。

  《光明日報》( 2017年03月21日 10版)

[責任編輯: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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