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現“美女好友”陷阱﹐社交平臺騙局防不勝防﹗

2018-01-19 01:58 來源﹕光明網 
2018-01-19 01:58:06來源﹕光明網作者﹕責任編輯﹕張薇

   光明網記者 李政葳

  微信詐騙又有了新花樣。近日﹐有媒體報道﹐不法分子低價從新三板掛牌企業受讓股份後,誘騙投資者高價買入這些新三板股﹐並且冒充“美女﹑帥哥”業務員利用微信或相親網站﹐通過添加投資者為好友﹐經過長時間的“感情培養”後﹐一步步將投資者帶入預先設好的陷阱裡。

   “利用附近人功能交友詐騙”“打著網絡兼職的旗號詐騙”“朋友圈或社交群詐騙”……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新型詐騙方式開始顯現﹐微信﹑QQ﹑陌陌等網絡社交平臺上詐騙案件頻發﹐花樣可謂層出不窮。

微信現“美女好友”陷阱﹐社交平臺騙局防不勝防﹗

   (圖片來源於網絡)

   【亂象】

   “高仿號”等社交平臺騙局讓用戶防不勝防

  有的被要求替國外好友買機票﹐有的被要求墊付行李託運費。最近﹐全國多地網友頻頻遭遇“高仿號”的私信詐騙﹐犯罪分子搜集並研究目標受害者的社交習慣等信息﹐偽造真假難辨的高仿號﹐實施精准詐騙﹐上當受騙的用戶不免出現財產損失。“angeldaby”“林更斬”。除了網友們中招外﹐一些明星也常常被這些“高仿號”蒙蔽。

  不僅如此﹐一些網絡詐騙的黑手也瞄向社交網絡平臺的留學生。歐美國家留學生常用的社交軟件是Facebook﹑Twitter等﹐而這其中就潛藏著許多網絡騙子﹐同樣進行身份的偽裝﹐利用受害者的獵奇心理趁機騙取錢財。

   “網絡詐騙犯罪是在信息網絡時代出現的新形式詐騙﹐是一種有別與普通詐騙的高科技犯罪。”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吳沈括表示﹐微信﹑QQ﹑陌陌等社交網絡平臺由於擁有大量的用戶基數和比較可見的社交關係﹐逐漸成為不法分子實施網絡詐騙的首選平臺。

  不斷發展﹑迭代的新技術也成了不法分子詐騙的工具。有媒體報道﹐一些黑客拖庫後完善社工庫(洩露賬號密碼的數據庫)﹐再利用數據技術對社工庫進一步分析﹐甚至通過木馬分析一些用戶在網絡社交平臺聊天的內容﹐尋找有價值的目標和相對更信任的關係網絡﹐等到時機成熟再去實施詐騙。

   【焦點】

   ●網絡社交平臺針對詐騙等非法活動負有哪些責任﹖

  《侵權責任法》第36條規定﹕網絡用戶與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吳沈括說。

  另外﹐吳沈括還提到﹐如果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後未及時採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在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開發合法性的基礎上﹐如果使用人利用其進行違法行為﹐就看你們是否知情﹐是否盡到注意義務﹐並採取措施避免。

   “有時候開發者不知道用戶在利用系統違法﹐也會承擔責任。這就得看是不是在你的技術監督﹑管控範圍內﹐如果管不到的﹑無法預測的﹑更不知情的﹐網絡服提供者免責。”吳沈括說。

   “從經濟學角度看﹐政府監管部門﹑網絡平臺和平臺使用者都有責任。”在浙江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文雁兵看來﹐網絡社交平臺在某種意義上是准公共物品或者俱樂部產品﹐政府監管部門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或俱樂部產品)的提供方之一﹐尤其是負有第三方監督管理責任﹔網絡平臺是供給方﹐使用者是需求方﹐出現詐騙等問題顯然是網絡交友這個市場上供給方﹑需求方和監督方共同的責任。

   “根據《網絡安全法》規定﹐網絡社交平臺屬於網絡服務提供者﹐負有相應的網絡安全管理義務和提醒義務等法定的義務﹐主要是協助執法﹑內容信息監管﹑用戶數據保護等。”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博士後孫道萃說。

微信現“美女好友”陷阱﹐社交平臺騙局防不勝防﹗

   (圖片來源於網絡)

   ●網絡社交平臺是否有監管和提醒的義務﹖

   “社交平臺有監管和提醒義務。”吳沈括說﹐《刑法》第286條之一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經監管部門責令採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的行為﹐具有“致使違法信息大量傳播的”“致使用戶信息洩露﹐造成嚴重後果” 等情形的將構成犯罪。

  在網絡平臺的環境下﹐僅僅依靠執法部門﹑政府機構的監管遠遠不夠。“但困難在於這個義務的法律邊界在哪﹖”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程華表示﹐目前法規法律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平臺在可能的範圍內﹐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需要設置專門的人員﹑機構﹐對平臺上的動態進行追蹤﹑分析﹐提出相應的對策。

  除了網絡詐騙等非法活動陡增﹐社交網絡平臺成為詐騙犯罪溫床外﹐還出現了社交媒體上癮問題﹐導致人們在關注社交媒體的同時學習和工作效率下降﹐出現強迫症﹑多動症﹑社交恐懼症﹑抑鬱症等現象。因此﹐文雁兵認為﹐由於網絡交友平臺涉及個人隱私和運營平臺利益﹐一方面﹐應當充分尊重個人意願和企業行為﹐另一方面﹐對相關企業必須進行相當程度的監管和要求平臺企業對使用者進行最大限度的提醒﹐對於個人聊天過程中涉及的敏感信息和話題(如轉賬﹑約會等)進行技術性干預(如提示﹑警告)﹐可以借鑒西方的“舉證責任倒置”機制倒逼企業做好技術性干預。

   【整治】

   追責不是目的也不是最好方式﹐積極預防才是治本之策

  近年來﹐監管部門相繼出臺法律法規。比如﹐2016年9月六部門聯合發佈《防範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通告》﹐9月中國銀監會﹑公安部印發《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案件凍結資金返還若干規定》﹐9月中國人民銀行發佈《關於加強支付結算管理防範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有關事項的通知》﹐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網絡安全法》。尤其在《網絡安全法》中﹐特別增加了懲治網絡詐騙的有關規定﹐政府相關部門高度重視網絡平臺詐騙等各類非法活動的治理。

  在吳沈括看來﹐我國對其的立法缺失及其配套設施依然存在諸多問題﹐使得司法實踐中定罪量刑難以操作﹐不利於網絡詐騙的控制與預防。為此﹐有必要對網絡詐騙犯罪進行認真分析研究﹐找出防範和打擊網絡詐騙犯罪的對策﹔有必要從立法完善﹑執法改善﹑技術加強﹑社會各方協調等方面構建網絡詐騙的預防體系﹐以便更好地預防網絡詐騙。

   “監管部門始終承擔主導責任。”孫道萃表示﹐《網絡安全法》已經確立了“強監管”的立場﹐但在實踐中﹐如何強化執法力度﹐提高執法效果是難點。對於網絡平臺詐騙犯罪而言﹐針對網絡平臺的監管是中心﹐應當依據《網絡安全法》等規定﹐加強執法頻次和力度﹐嚴格執法﹐以從嚴為政策導向。

   “追究責任不是目的﹐也不是最好的方式﹐積極預防才是治本之策。”在孫道萃看來﹐有效防止新型網絡平臺詐騙﹐需要多方參與﹐協同治理﹐形成立體的治理結構。國家監管體系的建立健全是壓制網絡詐騙的主導力量﹐網絡服務運營商與服務提供商的合規管理是切斷網絡詐騙鏈條的主體力量與常態機制﹐民眾參與是隔離網絡詐騙末端的最有效措施。

   “平臺要既要從技術手段上﹐也要想從人員設置上﹐加強對網絡詐騙的防範。”程華坦言﹐從詐騙案件看﹐第一個特點是﹐網絡詐騙行為往往是批量的﹑有共同特徵的﹔第二個特點是詐騙方式的變化很快。因此﹐平臺在技術和人員上都要進行相應的專門投入。

  普通大眾如何預防風險﹖“個人信息保護是關鍵。”吳沈括認為﹐面對如此猖獗的網絡詐騙﹐普通公民應該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識﹐要多瞭解和關注網絡詐騙手段﹐對於刷信譽﹑刷好評等這類本身就不合法的工作﹐一定不能抱著僥幸心理。

  孫道萃也提醒﹐對於使用者﹐預防網絡平臺詐騙行為﹐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杜絕貪小便宜的心理﹐杜絕僥幸心理﹐天上不會掉餡餅﹔二是提高警惕性﹐在實施商業性﹑支付性或處分性等涉及人身安全﹑財產安全等行為要三思而後行。

[責任編輯:張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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