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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赫文斯基院士的中國情緣

2018-03-21 06:30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李明濱(北京大學俄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回想我與俄羅斯漢學家齊赫文斯基院士的交往﹐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得知其著作《中國近代史》並參與翻譯﹑1987年在莫斯科首次見面相識﹑2008年他為拙著《俄羅斯漢學史》作序﹐以及爾後多次迎他來京開會﹐迄今近半個世紀來晤談會面總有十多次﹐逐漸瞭解其學術生涯。他在學術研究和交流實踐兩個方面成就異常輝煌﹐可為“雙登頂”﹐令人欽佩。

齊赫文斯基院士的中國情緣

齊赫文斯基   資料圖片

  1.與業師曹靖華教授的忘年之交

  當代俄羅斯漢學名家中﹐有不少人出自北大前輩名師門下﹐或結有師生情緣。像季塔連科師從馮友蘭治中國哲學﹐查瓦茨卡婭師從宗白華研習國畫美學﹐謝曼諾夫師從王瑤研究魯迅與現代文學﹐齊赫文斯基則受業于曹靖華﹐結成忘年之交。曹先生還為他取了中文名齊赫文。

  齊赫文1918年9月出生在彼得格勒(今聖彼得堡)﹐青年時代起就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1935年他考入列寧格勒大學時﹐毅然選擇了漢學專業﹐立志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希望成為漢學家。曹靖華曾在列寧格勒大學執教6年﹐當齊赫文入學時﹐曹靖華已於1933年回國。因此﹐他們無緣在校相識。他們相識是1943年于抗戰時期的重慶。

齊赫文斯基院士的中國情緣

齊赫文斯基編纂的《中國通史》   資料圖片

  1939年﹐重慶的蘇聯駐華使館開辦中文學校﹐目的在於培養在華工作的年輕外交官學漢語﹐提高漢語應用水平。曹靖華應潘友新大使邀請到校教授漢語。

  1942年底﹐齊赫文被派到大使館任二秘。兩人有機會朝夕相處。齊赫文在他的自傳體回憶錄《回到天安門》中這樣記述﹕

  “中國教員當中﹐最出眾的是曹靖華教授。他非常敬業﹐認真地履行自己的教員職責。不論烈日炎炎的酷暑或寒風凜冽的嚴冬﹐不論大霧瀰漫或秋雨連綿﹐每天清晨你都能看到他身穿中國傳統的藍布衣衫﹐手持黃油布雨傘﹐另一隻手提著裝有書本的藍布包﹐徒步登上使館所在地的枇杷山﹐去給學生們上課。20世紀30年代﹐他曾執教于列寧格勒東方學院﹐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他對俄蘇文學研究有很深的造詣﹐加之他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他身上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使他很快就成為學員們的偶像。年輕的學員們翻譯中遇到疑難點都樂意向曹教授請教﹐每次都會從他那裡得到熱情的幫助。”

  齊赫文的勤奮好學給曹靖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有許多共同的話題﹐常在一起談中國歷史﹐談魯迅﹐談“五四”以來中國的新文學﹔談列寧格勒﹐談列寧格勒大學的朋友阿翰林﹑王希禮(瓦西里耶夫)﹑休茨基﹑葉菲莫夫﹐等等。他們年紀相差20歲﹐卻結下了忘年交。受曹靖華的影響﹐齊赫文那時就翻譯了魯迅小說《狂人日記》《在酒樓上》(1946)﹐成為兩書最早的俄譯。

  這所學校的學員中﹐有不少後來蘇聯著名的外交家和東方學學者。除齊赫文院士外﹐還有後來的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遠東司司長卡拉布霍夫﹑駐天津總領事季托夫﹑外交家克魯季科夫和中國哲學史學者謝寧等。

  不過﹐他們1945年重慶別後35年﹐才于1983年在北京相會。

  後來在1986年秋﹐齊赫文應邀來北京出席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紀念。曹靖華已住進北京醫院。齊赫文帶著他的兩位年輕助手前去看望。沒想到這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會面。1987年9月8日﹐曹靖華離世。

  曹靖華去世後﹐齊赫文仍關心其後事﹐據曹靖華女兒蘇玲說﹐齊赫文從1988至1990年連續三次邀她訪俄﹐之後至本世紀初10次來京參會都來看望她﹐晤談的中心內容都是編出曹靖華先生文集及為此去俄查檔案資料。在1989年夏天﹐在莫斯科舉行了紀念曹靖華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由齊赫文主持。會後﹐出版了一本紀念集﹐有俄中兩種文本。中文本《遠方的懷念》于1992年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17位蘇聯朋友紀念曹先生的21篇文章。

  2007年9月﹐齊赫文應當代中國研究所邀請來北京出席“九一八”事變紀念活動。蘇玲和我去他下榻的國際飯店看望他。他交來致10月即將在北京大學舉行的曹靖華誕辰110周年紀念會的賀詞﹐賀詞中指出﹕“曹靖華教授不僅教育了整整一代俄羅斯漢學家﹐更為重要的是﹐他通過自己的文學翻譯將俄羅斯文學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他還說﹕“在我國﹐不僅他的學生們(我有幸也是其中的一員)﹐而且所有對中國友好的人士﹐都一直懷念這位俄羅斯人民的好朋友。”對曹一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2.記錄中國近現代史的變遷

  在學術界﹐恐怕少有人像齊赫文那樣如此執著于系統地撰述中國近現代史的變遷﹐從改良主義﹑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逐個階段都有鮮明的概括。他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並以此成名。他在20世紀40─50年代先後以副博士論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原則及其對外政策》(1945)和博士論文《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1953)走進學術界﹐當時就在蘇聯史學界顯得卓爾不群﹐也引起中國史學同行的注意﹐尤其在兩文修訂成專著──《19世紀末中國維新運動與康有為》(1959)和《孫中山的外交政策觀點與實踐》(1964)──出版之後。兩書與後來發表的專著《周恩來與中國的獨立和統一》構成齊赫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成果的“三部曲”。同時﹐他還圍繞康有為﹑孫中山﹑周恩來這三位重要歷史人物編輯出版了一系列歷史資料和人物傳記資料﹐包括專著﹐如《孫中山選集》等﹐極為珍貴。齊赫文對中國社會有親身的體驗﹐有親自參與或見證重大事變的經歷﹐見證了新中國誕生這樣的歷史大事。在參加開國大典之後﹐他立即將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的快函傳回莫斯科﹐促成了蘇聯政府在次日﹐即10月2日發表聲明並公開承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他隨即被任命為大使館臨時代辦﹐成為首任駐新中國的使節。他的名字已經和兩國關係史連在一起了﹐這是他外交生涯中最為榮耀的經歷。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9月7日頭版以《世界著名漢學家聚會在北京研討漢學》為題的報道特別指出﹕“從馬可‧波羅﹑利瑪竇﹑雷慕沙﹑費正清﹑李約瑟﹐到齊赫文斯基等﹐這一連串名字﹐連接成‘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的橋樑”﹐給予齊赫文院士極高的評價。

  而中國學術界對齊赫文研究成果的重視﹐幾乎形成風氣。在俄國漢學界當代五大院士當中﹐受中國學界關注最廣泛﹑時間最為長久的﹐當屬齊赫文。與俄羅斯科學院有傳統交流合作關係的中國社科院及其下屬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所等機構都和他有密切關係﹐很注意對他的研究。即便在高校﹐北京幾所文科類的大學也都或設有專門的機構﹐或派有專人搜集﹑研究他的學術活動。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中心﹑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歷史系和俄語系﹐都曾有人譯介他的學術著作。北大俄語系和歷史系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同北師大歷史系合作翻譯了齊赫文主編的《中國近代史》(上﹑下冊﹐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72﹑1974年)。

  至於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等機構﹐早與多家出版社﹑中央編譯局﹑外文局等單位一道﹐對他的著述幾乎達到了跟蹤翻譯﹐一有新作便會及時出版中文版的地步。例如齊赫文1959年通過的博士學位論文在1962年就被譯成中文版《中國維新變法運動和康有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出版的另一部巨著﹐2000年就被譯出了中文本《周恩來與中國的獨立統一》(中央文獻出版社)。

  齊赫文的兩部重要回憶錄也是如此。1992年他出版《我生命中的中國(1930─1990年代)》兩年後﹐1994年便被譯出中文版《我的一生與中國﹕1930─19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他2002年出版的《回到天安門》于2004年被譯出中文本《回到天安門》(中共黨史出版社)﹐同樣也是僅時隔兩年。

  齊赫文不但以自身的經歷和著述見證了中國現代史的變遷﹐還以他在俄羅斯學界的顯要地位﹐和對俄羅斯漢學研究的深刻影響﹐而引起中國學人注目。是故我們在籌劃俄羅斯漢學文庫(三十卷)﹐在1999年赴俄訪問時﹐就拜訪過他﹐獲得他不少的建議﹐大有益于文庫的編纂。

  3.完成《中國通史》的編纂

  2017年終於出版齊全齊赫文主編的《中國通史》十卷﹐每卷950頁左右﹐篇幅浩繁﹐各卷均設分主編﹐由12位漢學家院士﹑博士承擔﹐均系他的史學門生或接班人。此書雖系集體成果﹐但無疑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心血﹐也是他一生研究中國歷史的經驗結晶。

  十卷本《中國通史》按時間順序分卷﹐前部分一至六卷為古代﹐分別為﹕第一卷﹕上古和古代史﹐第二卷﹕戰國時期﹑秦朝和漢朝﹐第三卷﹕三國﹑晉﹑南北朝﹑隋朝﹑唐朝﹐第四卷﹕五代時期﹑宋朝﹑遼﹑金﹑西夏﹐第五卷﹕元朝﹑明朝﹐第六卷﹕清朝。

  後一部分為近現代﹐含四卷﹐即﹕第七卷﹕中華民國﹐第八卷﹕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至1976年﹐第九卷﹕中華人民共和國﹕1976年至2009年﹐第十卷﹕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卷。

  他在主編序言中高度概括中華文明的特色和世界意義。

  序言首先指出中華文明的特色在於﹕“在世界不同地區過去產生的各種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以其數千年的持續發展而獨立于世。蘇美爾文明﹑赫梯文明﹑亞述巴比倫文明﹑克里特邁錫尼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加文化﹑瑪雅文化以及其他很多種文化都由於內部矛盾﹑敵對力量入侵﹑火山和地震等自然條件劇變﹑洪水﹑旱災等而消失。”

  接著闡明其意義在於對世界的巨大貢獻﹐“中華文明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世界因中國而獲得了高質量的青銅鑄造工藝﹑絲綢﹑茶葉﹑紙類和瓷器的生產﹑火藥的製造﹐指南針﹑地震儀也來自中國﹐大型海船的首次建造也是在中國﹐活字印刷也是在中國最早出現……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不僅同鄰國﹐而且也同被馬其頓王朝亞歷山大大帝征服的波斯帝國所屬的各國領土地區﹐同貴霜國﹐同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哈裡發國家所屬領土地區﹐同南亞及東非地區開展積極的陸上和海上貿易。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在數百年間對相鄰各國(朝鮮﹑日本﹑越南﹑東南亞各國)有著極大的影響。”

  齊赫文滿懷激情的讚頌中國歷史發展至今的偉大成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使1949年10月1日在中國土地上得以創建新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中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崛起﹐近三十多年來成功地實行改革﹑現代化和對外開放的政策。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科學﹑核能源﹑航天﹑火箭製造﹑高鐵和高速公路建造﹐以及體育運動各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正昭然于世。”

  ‧鏈接‧

  齊赫文斯基(1918年9月─2018年2月)﹐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師承俄羅斯著名漢學家﹑俄羅斯漢學研究彼得堡學派奠基人B.M.阿列克謝耶夫﹐並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學研究流派。他對漢學研究和傳播以及中俄兩國關係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1981年後任蘇中友好協會主席﹑榮譽主席﹐曾多次作為外交官來華工作﹐目睹或參與了中國近現代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他一生不遺餘力研究和傳播中國歷史和文化﹐同時也致力於發展中俄(蘇)友好關係。

  《光明日報》( 2018年03月21日 13版)

[責任編輯:王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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