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研究再出發──評新譯《黑格爾著作集》

2018-04-19 04:15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王志宏﹐系雲南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黑格爾哲學所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大理論來源之一﹐在新時代更應得到認真的對待﹐並應該做一番深入的審視。人民出版社新譯的《黑格爾著作集》﹐為我們提供了全新的極好的原始文本。

  我們對於哲學的研究愈發深入﹐同時也愈發感受到黑格爾哲學的豐富與深刻﹑力量與價值。這讓我們意識到了過去所理解的黑格爾形象的不足﹐意識到了新時期重新研究黑格爾的必要性。

  重新研究黑格爾是新時期理解馬克思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需要。黑格爾哲學有其明顯的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言﹕“黑格爾是一個德國人﹐而且和他的同時代人歌德一樣﹐拖著一根庸人的辮子。”但是﹐正確﹑深入理解黑格爾是理解馬克思的必要前提﹐這一點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說﹕“我要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絕非偶然的是﹐馬克思的繼承者﹐從恩格斯﹑列寧﹐到盧卡奇﹑阿多諾﹐一直到馬爾庫塞﹑阿爾都塞﹐凡是重視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關聯的﹐思想就比較深刻﹐而凡是忽略這一關聯的﹐就往往陷入教條主義。這並非要否認馬克思哲學的創造性和革命性﹔恰恰相反﹐唯有理解了黑格爾哲學的思辨特徵﹑邏輯主義和觀念論﹐才能理解馬克思思想兩個最大的貢獻(剩餘價值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徹底性和偉大變革。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所言﹐正是歷史唯物主義才使得“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方面恢復了﹐同時也擺脫了那些曾經在黑格爾那裡阻礙它貫徹到底的唯心主義裝飾”。

黑格爾研究再出發──評新譯《黑格爾著作集》

黑格爾畫像

  研究黑格爾是理解當代世界的本性的需要。黑格爾哲學深刻地把握到了現時代的本性﹐它的根基﹑原則以及豐富的規定性。黑格爾一直不可迴避地成為哲學研究的話題﹐就是因為他是我們時代的同時代人。史密斯指出﹐儘管黑格爾晦澀難懂﹐但是由於他的思想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滲入到現代理智生活之中﹐“今天﹐任何嚴肅地尋求理解現代世界之形成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與黑格爾達成某種和解”。此外﹐由於他的深刻洞見和高瞻遠矚﹐我們驚奇地發現﹐當今世界上許多事件的理解和處理可以在黑格爾那裡得到一定的啟發。

   重新理解黑格爾也是哲學研究自身的需要。在談到亞裡士多德時﹐黑格爾曾經說過﹐“假使一個人真想從事哲學工作﹐那就沒有什麼比講述亞裡士多德這件事更值得去做的了。”我們也可以把這句話用在黑格爾本人身上﹐把它改寫為﹕如果一個人想要研究哲學﹐那就沒有比研究黑格爾的著作這件事情更值得去做的了。海德格爾一篇論文的題目“黑格爾與希臘人”已經暗示了太多的東西﹐我們應該在某種意義上把希臘人看作是哲學開端的象徵﹐而把黑格爾看作是哲學的完成。黑格爾也曾有意識地把自己和整個西方哲學的總體性聯繫在一起﹐把自己看作是作為科學的哲學的真正創立者。通過黑格爾而進入西方哲學乃至於哲學本身﹐是不二法門。

  優秀的譯本是深入黑格爾研究的前提。賀麟﹑王玖興﹑王太慶﹑王造時﹑楊一之和朱光潛等前輩學者為翻譯黑格爾著作並使黑格爾進入中國思想界居功甚偉。但是﹐國外經典著作的翻譯應該大約50年左右重新進行一次﹐因為隨著時代任務的變化和理解的不斷深入﹐對於它們的理解也會發生變化﹐而由於各種原因﹐已有的譯本也存在各式各樣的不足。鑒於黑格爾研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而世界歷史和學界對於黑格爾的理解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人民出版社主持了《黑格爾著作集》的編譯工作﹐並推出了該著作集的首批五種六卷﹕《精神現象學》《精神哲學》《宗教哲學演講錄》(I﹐II)﹑《法哲學原理》和《耶拿時期著作》(1801─1807)。與舊譯相比較﹐新譯本有它的一些優點和特點﹐值得特別關注。

  首先﹐這些譯著都是根據德文原著翻譯過來的。《黑格爾著作集》總體的編譯規劃是依據莫爾登豪爾和米歇爾重新整理﹑蘇爾坎普出版社出版的20卷《黑格爾著作集》﹐俗稱“理論著作版”。雖然到目前為止﹐黑格爾著作最權威的版本是歷史考證版《黑格爾全集》﹐但是﹐這並不妨礙依據理論版進行編譯的有效性和意義。因為﹐一方面﹐這是德國學界公認很好的學術普及版﹐即使在德國大學的黑格爾思想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理論版仍然很通行﹐得到廣泛接受﹐並沒有受到拒斥﹔另一方面﹐歷史考證版的長處在於對於黑格爾生前未曾公開發表的手稿和講演的發掘﹑重新整理和校勘等方面﹐這並不妨礙一百多年來已經廣泛使用和得到承認的那些著作。其次﹐譯者的翻譯態度和編者的編輯態度保證了這套書的質量。出版社對於譯事要求高而嚴﹐採取寧缺毋濫﹑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的原則﹐這項規劃從啟動至今已有十多年﹐祗有六卷譯稿上交並出版﹐可見出版社相關要求和標準之嚴格。難能可貴的是﹐翻譯過程本身顯示出譯者的艱辛與負責。楊祖陶先生本來已有《精神哲學》的譯本﹐但是為了符合《黑格爾著作集》的版本需要﹐從頭到尾逐字逐句重新校訂﹐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鄧安慶和先剛的譯本在自己和同事的課堂上使用過好幾輪﹐反復吸收同行和學生的意見與建議﹐而年屆古稀的燕宏遠教授光是校改譯文就達六次之多。無論是組織者還是譯者對待翻譯都極其審慎﹐把它當作可以嘉惠學林﹑功在千秋的一項事業。

  黑格爾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和馬克思哲學之間的關係決定了這項譯事的意義。迄今為止﹐這仍舊是一項未完成的規劃。我們相信﹐有了一定的經驗之後﹐經過編者和譯者的精誠合作﹐《黑格爾著作集》將成為文化界和思想界的盛事。昔年苗力田先生曾經用唐高宗評價玄奘的“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暗而恆明”﹐來激勵《亞裡士多德全集》的編譯者。這番話﹐亦可作為對《黑格爾著作集》編譯工作的期待。

  《光明日報》( 2018年04月19日 15版)

[責任編輯:李伯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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