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之美與生命之思──讀祝勇的《紙上的故宮》

2018-04-19 04:15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讀書者說】

  作者﹕曹霞﹐系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

  毫無疑問﹐我們當下正生活在一個越來越快速﹑越來越便捷的時代。但是﹐祗要是曾經領略過古老中國文化那寧靜輝光並於其中提取到精神滋養的人們﹐都會不約而同地意識到﹐這也是一個越來越粗礪﹑越來越容易走神的時代﹐因為文化之“美”從來都與“高速”絕緣或悖反。祝勇就屬於懷此慨嘆之人。在《紙上的故宮》中﹐他說自己有一種“偏見”﹐即認為“祗有在農耕文明中﹐人們才會對藝術產生膜拜的感情﹐隨著農耕文明的瓦解﹐唯一可能成為藝術的就是為藝術準備的挽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農耕文明”曾經全面而深刻地將人與天地萬物聯結在了一起。在那樣的生活裡﹐人們不慌不忙﹐起居有度﹐身﹑心﹑靈按捺不住地散發著自然的芬芳﹐對藝術的崇尚也能夠保持純粹高放的品質。

精神之美與生命之思──讀祝勇的《紙上的故宮》

漁村小雪圖 宋‧王詵 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因此﹐祝勇選擇的書寫對象﹐無不具備“農耕文明”那緩慢﹑安靜﹑樸素的質地。簡淡清淨的雲居寺﹐皎潔安詳的阿壩﹐平滑如鏡的上林湖﹐哺育萬民的圍屋和楠溪江﹐從歲月深處生長出來的婺源古物﹐京都木屋裡寡淡潔白的清水豆腐……這些凝結著大拙﹑大美的事物仿佛與生命的流逝無涉﹐甚或可以說﹐它們將時間之箭扭轉了方向﹐朝著天地玄黃的來處將自己鍍上了層層古老的光暈。祗有像祝勇這樣對美具有高度敏感和信任﹐並能夠持之以恆進行追索和琢磨的人﹐才能撥開混沌的枝蔓﹐將它們的本真面目辨認出來。比如﹐在一個黑如墨漆的深夜﹐當他在德格印經院裡用手觸摸經書雕版上凸起的字跡輪廓時﹐他完全“看到”了它們的形狀﹐讀懂了它們保存著的智慧﹐從而安心虔敬地接受那暗夜裡莊嚴聖潔的照耀。

精神之美與生命之思──讀祝勇的《紙上的故宮》

雲居寺山門

  沿著這一邏輯﹐我們可以斷定﹐能夠在如是純樸﹑不摻雜質的物事中看到“美”﹑禮讚“美”的祝勇﹐必定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獨特完整的美學認知譜系。這套譜系拒絕現世的凡俗利益﹐剔除了工業時代的急躁粗糙﹐絕不妥協於人云亦云。甚至﹐它還具有自我過濾和生長的功能﹐能夠將精神之美搭筑為高塔﹐使所見與所得互現互證﹐互為良性循環。

  如果說物象之美是靜態的話﹐那麼﹐更讓祝勇擊節讚賞的是充滿生命力和文化深度的動態之美﹐如王羲之﹑李白﹑蘇東坡那樣狂卷著歷史波瀾﹑鑲嵌著審美維度的人生。寫這三人﹐祝勇均從自己熟知且極為鍾情的書畫作品入手──王羲之的《蘭亭序》﹑李白的《上陽臺帖》﹑蘇東坡的怪石墨竹。他把歷史知識﹑文化博聞﹑藝術領悟的經緯融入筆端﹐通過研究撇捺的流轉﹑墨跡的濃淡﹑留白的氣象﹐不僅讀出了他們人格的潔淨和高遠﹐而且鋪展出了與之相關的美學史﹑文化史﹑藝術史。關於王羲之﹐作者通過史實的還原﹐以富有動感和畫面感的文字描摹了永和九年的那場盛世之醉﹐描述了王羲之在書法中寄寓的精神之苦﹐向我們展示出一個殘缺但不乏慰藉的結果﹕《蘭亭序》的真本下落不明﹐但後世文人卻通過對它的臨摹建立起了一個綿延不絕的美學共同體。換言之﹐王羲之“缺席”的墨寶以另外一種形式始終“在場”﹐並開啟了中國文人精神王國的建構之旅。

精神之美與生命之思──讀祝勇的《紙上的故宮》

《紙上的故宮》 祝勇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至於李白和蘇軾﹐祝勇著墨更多的是他們的浪漫有趣﹑樂觀曠達﹑高蹈的性格﹑深邃的孤獨。看得出來﹐他格外喜愛並迷戀這樣的人格。而有意思的是﹐這兩位中國歷史上千古難逢的奇人恰恰都是以對儒家文化的反叛﹑僭越而自我成長為了獨立的美學個體﹑文化的有機體。祝勇寫李白﹑蘇軾﹐並不拘囿于其文﹑其才﹐而是以歷史主義的廣闊視角將他們精神世界的成型與時代背景聯繫起來﹕唐朝以對駁雜的遊牧民族文化的包容含納而孕育出了成色紛雜﹑酣暢任性的“大唐李白”﹐他住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是我們的遺傳基因﹑血液細胞和精神密碼﹔宋朝則以文化的雅趣廣博﹑文人的知己情懷安放了“僅次於上帝的人”蘇軾﹐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創造了新的人生觀﹐也給中國人留下了新的精神資源和文化資源。在作者看來﹐這與其說是他們的幸運﹐莫若說是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幸運。因為他們都是“大於時代的人”﹐他們給予時代的﹐遠遠超過時代給予他們的。中國文化和精神的深度也因為他們而大幅度地得以提昇。

精神之美與生命之思──讀祝勇的《紙上的故宮》

枯木怪石圖宋‧蘇東坡 

  祝勇以清朗俊逸﹑飽含詩性和暖意的筆墨追溯和描摹著歷史深處的文化之美﹑精神之美﹐但作為一個現代人﹐他要做的絕非“復古”﹐而是要以現代人的觀察和智慧在“舊”裡讀出“新”﹐在古老帝國的追憶裡完成個體生命的哲學思考。《紙上的故宮》寫中國文人如詩如酒的快意人生﹐寫漢武帝雄心萬丈建功立業﹐寫李自成功敗垂成孤獨亡命﹐寫“定遠”艦沉默如謎的殘骸﹐寫京都寺廟裡的枯山水﹐還有清兵之墓﹐馬關之殤﹐中山之約﹐實則都指向對人生終極命題──“時間”的思考。

  祝勇將中國文人對生命的樸素憂思與其創作聯繫﹐將中國循環的時間觀與西方的線性時間觀相對比﹐將歷史的風起雲湧與人之生命本質相聯繫﹐收穫了豐富﹑辯證而多面的思考與書寫﹐這種書寫具有極強的延展性與縱深度。在他縱橫捭闔的對比與聯繫之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和精神以縱貫千年的柔韌講述著亙古彌新的真理﹕從時間哲學來看﹐“中國人在循環中找到了對抗死亡的力量﹐因為所有流逝的生命和記憶都在循環中得以再生”﹔從精神美學來看﹐“中國傳統的審美記憶”以力量和擔當“收束于優雅藝術與人格中”。我想﹐對於祝勇而言﹐中國人的時間觀與美學觀是彼此互涉﹑一體兩面的﹐它們同樣具有柔軟堅韌和品格和流動輪回的形態。而這種“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之力﹐是中國之為文明之國的精髓所在。

  這是一種飽滿蓬勃﹑強勁回流的文化的自信﹐精神的自信。無論我們的時代前進到何種程度﹐這種內在的支撐都是無法被取代和抹除的。我以為﹐《紙上的故宮》正是在文化關注度日益稀薄的當下﹐重新為我們注入了美的力量。它所展現出來的智性詩意與遼闊氣度﹐使讀者的心性能夠得以重新沐浴中國文化的溫煦之光﹐並抵達精神之美﹑生命之思的充盈與浩瀚。

  《光明日報》( 2018年04月19日 15版)

[責任編輯:李伯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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