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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范仲淹家訓看宋代士大夫的家國情懷

2018-07-09 04:15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楊納名(西北師範大學教師發展中心副研究員)

  范仲淹是宋代名相﹐也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政治家﹑文學家。他為官清廉﹐以憂國憂民的情懷享譽後世。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是對文彥博提出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國理念的繼承和發展﹐激勵著宋代士大夫滿懷責任感和使命感﹐積極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范仲淹先憂後樂﹑為國為民的一生﹐被視為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楷模﹐同時他也治家甚嚴﹐教子有方﹐先後編寫《戒諸子及弟侄》《六十一字族規》《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義莊規矩》等家訓﹑族規﹐以訓誡范氏子弟和族人﹐經其子范純仁等不斷整理﹑完善和實踐﹐范氏家族人才輩出﹐以清廉奮進的家風聞名天下。

  范仲淹繼承了儒家“百行孝為先”的傳統﹐提倡“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四民詩‧士》)。他在《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首句就訓誡子弟“孝道當竭力”。范仲淹出身貧寒﹐幼年喪父﹐隨母改嫁﹐母子受苦頗多﹐當其進士及第﹑獲得高官厚祿時﹐“欲以養親﹐親不在”﹐從而留下了深深的遺憾﹐因此他告誡子弟不要祗知“享富貴之樂”﹐要懂得“孝養有時”的道理。

  訓子﹑治家﹐亦不忘倡導和睦宗親﹑鄰里﹐進而兼濟天下。范仲淹主張“兄弟互相助﹐慈悲無邊境”(《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要求同宗兄弟之間要互相幫助﹐多積善積德﹐更要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愛情懷。范仲淹治家不局限於小家﹐而是著眼於整個宗族﹐不“獨享富貴”。他訓誡子弟﹕“家族之中﹐不論親疏﹐當念同宗共祖﹐一脈相傳﹐務要和睦相處﹐不許相殘﹑相妒﹑相爭﹑相奪﹐凡遇吉兇諸事﹐皆當相助﹑相扶﹐庶幾和氣﹐致祥永遠。”(《六十一字族規》)在要求家族內兄弟互助﹑鄰里友善的基礎上﹐特別強調要“敬長與懷幼﹐憐恤孤寡貧”。在“慶歷革新”失敗之後擔任杭州知府時﹐范仲淹用自己的俸祿在家鄉蘇州購置良田千餘畝﹐設立義莊﹑義田﹐以救助家族中的孤老貧弱者﹐兼及“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能度日﹐諸房共同相度詣實﹐即于義田米內量行濟助”(《義莊規矩》)﹐同時“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

  范仲淹創立義莊﹑義學救恤族親﹑鄰里﹐教化子弟﹐客觀上有利於實現宗族﹑鄉村自治﹐淳化民風﹐穩定社會秩序﹐得到了北宋朝廷的肯定和嘉獎﹐“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恤”(《范文正公義學記》)。此舉不僅對宋代的社會風氣產生了很好的作用﹐各級官吏和士大夫們紛紛效仿﹐置辦義田﹑義莊﹑義學蔚然成風﹐而且對後世也影響深遠﹐仿行者遍及江南﹐歷經800餘年而不絕。

  范仲淹一生廉潔奉公﹐知行合一。他要求子弟“謙恭尚廉潔﹐絕戒驕傲情”﹐從而培養謙恭﹑廉潔的意識﹐戒驕戒躁。官員的廉潔是從小養成的﹐用范仲淹的話講﹐就是“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因此﹐他“常以儉廉率家人”(《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身體力行﹐“食不重肉”“衣才蔽無形”。在自己過著節儉生活的同時經常接濟窮人﹐撫恤遺孤﹐獎勵將士﹐他死後﹐“斂無新衣﹐友人醵資以奉葬”(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范仲淹認為富國安民必須改革朝政﹐懲處貪官污吏。在他看來官員的廉潔﹐要從小事﹑日常言行做起﹐從自家著手。其《戒諸子及弟侄》雲﹕“汝等但小心﹐有鄉曲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他還訓誡子弟為官要清白﹐不要謀取私利﹐“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以光祖宗”(《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書》)。范仲淹還作《君子樹》以明志﹕“持松之清﹐遠恥辱矣……有松之心﹐德可長矣。”他認識到清正名節需要平日珍惜﹐勸誡子弟﹕“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戒諸子及弟侄》)

  范仲淹作為宋代士大夫的廉儉表率﹐引起不少朝廷要員的共鳴和效仿。司馬光作《訓儉示康》以訓誡子孫雲﹕“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南宋名相趙鼎對《訓儉示康》推崇備至﹐其《家訓筆錄》雲﹕“節儉一事﹐最為美行。”並要求子弟每人抄寫《訓儉示康》一本﹐“以為永遠之法”。

  宋代實行“以文抑武”政策﹐形成了君主“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這種治國方針被美化為“祖宗家法”。而魏晉以來的士族政治﹐自唐末五代已經衰落﹐科舉考試成為選拔官員最公平﹑最重要的渠道﹐以范仲淹等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參與國家﹑社會治理的熱情高漲。范仲淹清醒地認識到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根本問題﹐在於教育和科舉改革。因此﹐他在慶歷革新中就提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興學校﹐本行實”﹐“育才之方﹐莫先勸學。”這些觀念在范仲淹家訓和子弟教育中亦屢有體現﹐他要求子弟“勤讀聖賢書”﹐創辦義學﹐將口頭勸學與系統的學校教育實踐相結合。其《義莊規矩》鼓勵同宗子弟積極讀書﹐參加科舉考試﹐按照應考的級別和成績的好壞﹐給予錢糧支持﹐並由范氏義莊出資聘請老師﹐教授舉業﹐使得“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

  范仲淹在教育子弟問題上﹐一貫秉承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原則﹐要求子弟﹐不要計較個人得失﹐要心繫國家﹐有憂患意識。他告誡子弟﹕“京師少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患。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戒諸子及弟侄》)培養子弟的憂患意識﹐做事要“謀畫為先﹐聰明自廣”(《蒙以養正賦》)﹐不必計較一時利弊得失﹐要忍受貧窮和失敗的考驗﹐“勤學奉公”﹐時刻做好報效國家的準備。范仲淹勉勵子弟﹐勤奮學習﹐以堪大任﹐“力微不足以助國家之急”﹐“大參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勿作書求人薦拔﹐但自充實為妙﹔將就大對﹐誠吾道之風采﹐宜謙下兢畏﹐以副士望”(《戒諸子及弟侄》)﹐鼓勵子弟自食其力﹐憑藉真才實學獲得大任。范仲淹身體力行﹐言行一致﹐訓誡子弟成果顯著﹐他曾自豪地講“二郎﹑三郎並勸修學﹐口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家書‧中舍》)。諸子皆為世所稱﹐長子純佑陪伴他出生入死﹑鎮守邊關﹔次子純仁進士及第﹐“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宋史‧范仲淹傳》)﹐秉承父教﹐關注民生﹐成為一代名臣。其他二子也名顯一時。

  總之﹐范仲淹家訓以及治家舉措﹐始終把家國情懷放在子弟教育的首位。范仲淹一生憂國憂民﹐史稱其“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傳》)。他的家訓和治家理念及舉措﹐充分體現了“先憂後樂”的思想﹐將道德修為與國家命運聯繫在一起﹐不僅影響了士大夫主流觀念的轉變﹐而且成為宋代家風家教的重要特徵﹐強化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宋朝先後出現了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一大批“以直言讜論倡于朝”的名臣﹐“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義傳序》)。

  《光明日報》( 2018年07月09日 14版)

[責任編輯:李伯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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