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確立文學批評的“對話性”──演講﹑書信﹑對話錄等批評文體價值再評估

2018-07-10 03:45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文藝觀潮】

  作者﹕張莉(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在談論文學批評文體時﹐我們通常想到的是論文體與隨筆體。或者﹐再開闊一點﹐加上“序言”。這已然成為我們理解文學批評文體的定見。其實﹐批評文體頗為多樣﹐它既包括論文體﹑隨筆體﹑序言﹐也包括演講﹑書信﹑對話錄等等。今天﹐前三類批評文體已經為更多的讀者接受﹐但令人遺憾的是﹐許多人卻常常忽視演講﹑書信﹑對話錄等文學批評文體的價值﹐忽視文學批評本質意義上的“對話性”。

  坦率地說﹐對文學批評文體的狹窄理解﹐限制了我們對批評文體多樣性的認知。重新認識文學批評文體的豐富性﹐將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文學批評的語言與態度﹐以及文學批評本身的性質﹐為已然固化的批評寫作樣態鬆綁﹐進而尋找煥發文學批評活力的可能。

  講稿類文學批評﹕親切自然﹐娓娓道來

  “語言不祗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這是汪曾祺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引起廣泛影響的觀點﹐出自他的《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一文。這篇文字不僅是理解汪曾祺文學觀的重要窗口﹐也多次選入“當代文論選”。不過﹐很少有人注意到﹐這篇首發于《浙江文藝》的文字﹐副標題是“在耶魯和哈佛的演講”。它是1987年汪曾祺在這兩所大學的演講記錄。

  此篇演講裡﹐汪曾祺從語言的思想性與文化性角度論述了語言的重要性﹐也從語言的暗示性和流動性層面分析了語言的審美特徵。面對既抽象又深奧的語言問題﹐汪曾祺選擇了一種親切近人﹑形象易懂的講述方式。比如他說語言之美﹕“語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話﹐而在話與話之間的關係。”又比如他說語言的形象﹕“流動的水﹐是語言最好的形象。”這樣的表述生動有趣﹐令人念念難忘。這樣的話語風格﹐自然與汪曾祺的作家身份有關﹐也與演講稿這一文體的內在要求有關。所謂講稿﹐要致力於講者與聽者之間的直接溝通﹐它首先要求引發聽眾的興趣﹐產生共鳴。

  《一間自己的房間》是世界文學史及女性寫作研究領域的經典。同樣﹐它也基於英國女批評家伍爾夫的兩次演講。80年前﹐伍爾夫受邀在劍橋大學某女子學院演講﹐主題是“女性和小說”。在當年﹐女人是不允許單獨進入圖書館的﹐男人可以在草坪上隨性漫步﹐女人卻不可以。伍爾夫演講的開頭便由這樣的故事展開。在這篇文字裡﹐伍爾夫從“假如莎士比亞有個妹妹”這一話題說起﹐談到那些制約女性寫作成就的因素﹕經濟的﹑社會的﹑習俗的﹐來自男性的﹐以及來自女性自身意識的……在這個基礎上﹐她提出﹐如果一個女人有獨立的房間和500磅的年收入﹐她的寫作前景將與以往大不相同。伍爾夫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講者﹐她的表達魅力在於娓娓道來﹐讀者不知不覺就接受了她的看法。

重新確立文學批評的“對話性”──演講﹑書信﹑對話錄等批評文體價值再評估

  1985年8月15日《光明日報》刊載何志雲的《生活經驗與審美意識的蟬蛻──〈小鮑莊〉讀後致王安憶》和王安憶的《我寫〈小鮑莊〉──復何志雲》。此後﹐這些書信成為王安憶研究領域的經典資料。

  近年來﹐作家講稿式文學批評深受讀者歡迎。國外作家如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中國作家如王安憶的《小說世界》﹑畢飛宇的《小說課》等﹐在圖書市場上都有良好的口碑。這些著作剖析作品的途徑獨到﹐理解方式及分析思路別具一格﹐引發讀者的閱讀熱情。某種程度上﹐作家講稿式文學批評對當代文學批評寫作范式構成了有力的挑戰﹐衝擊了我們對文學批評的認知。

  書信體文學批評﹕語意誠懇﹐潤物無聲

  提到書信體文學批評﹐很多人會想到略薩的《給青年小說家的信》。略薩的開頭如此令人難忘﹐“親愛的朋友﹕您的信讓我激動﹐因為藉助這封信﹐我又看到了自己十四五歲時的身影﹐那是在奧德亞將軍獨裁統治下的灰色的利馬﹐我時而因為懷抱著總有一天要當上作家的夢想而興奮﹐時而因為不知道如何邁步﹑如何開始把我感到的抱負付諸實施而苦悶﹐我感到我的抱負仿佛一道緊急命令……”以“親愛的朋友”為指代﹐《給青年小說家的信》的寫作風格是懇切的﹐也是自然的﹐寫信者與讀者之間親密而無隔閡﹐它對文學的理解﹑對小說的認知滋養了一代代文學愛好者的成長。

  並非所有書信體批評都是和風細雨﹐有時也會狂風大作﹑雷霆萬鈞﹐最有代表性的應該是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果戈理初登文壇時﹐就獲得了別林斯基的稱讚與支持﹐而果戈理也不負期待﹐之後寫出了經典名作《死魂靈》。但是﹐在讀到果戈理的《與友人書信選》後﹐別林斯基強烈意識到二人之間政治觀點完全不能相融﹐他異常憤怒地寫下了《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在信中﹐這位批評家態度之激烈﹐言辭之鋒利﹐震動了整個俄國文壇。別林斯基與果戈理的往復書信保留了文學批評所應有的率性﹑激情﹐同時﹐他們的認真與誠摯﹑分歧與固執也得以完整留存﹐那是既屬於俄國文學也屬於世界文學的寶貴財富。

  在古代中國﹐書信是寫作者常常採用的一種批評文體﹐後來也一度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批評方法。五四時期﹐借由通信進行文學批評的方式甚為普遍﹐影響也深廣。在當年﹐人們有時以一封信的方式討論一個文學問題﹐有時則是一組書信。通信之人有時是兩個人﹐有時又是多人。胡適的《寄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發表後得到陳獨秀的響應。之後﹐1917年1月的《新青年》雜誌上﹐胡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則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而錢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則從語言進化的角度論證白話取代文言的必然……回顧“文學革命”的來龍去脈﹐不得不說通信體文學批評功不可沒。

  20世紀80年代以來﹐書信體文學批評也頗為常見。孫犁﹑李子云等就曾多次寫信給許多青年作家﹐談對他們作品的看法﹐既有真摯的讚揚﹐也有誠懇的批評。在當時﹐報紙雜誌登載書信體文學批評也較為常見。比如1985年8月15日《光明日報》就曾刊載過何志雲的《生活經驗與審美意識的蟬蛻──〈小鮑莊〉讀後致王安憶》和王安憶的《我寫〈小鮑莊〉──復何志雲》這麼一組書信。此後﹐這些書信成為王安憶研究領域的經典資料。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80年代﹐書信體文學批評在滿足讀者參與文學熱情的同時﹐也尋找到了它自身發展的契機。但遺憾的是﹐9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越來越學科化和體制化﹐書信體文學批評逐漸式微。

  對談式文學批評﹕鮮活現場﹐眾語喧嘩

  談到對談式文學批評﹐不得不提到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20世紀80年代﹐他們以對談形式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並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方文化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藝術來折射並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並崛起的進程。”圍繞這一構想﹐三位學者進行了一系列談話﹐分緣起﹑世界﹑民族﹑文化﹑美感﹑文體﹑方法六篇﹐引起讀者廣泛關注和討論。後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也逐漸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所接受並使用。

  這是深具前瞻性及文學史意義的對談﹐在對話錄的“寫在前面”﹐三位對談者提到了他們心目中完美的學術對談形式﹕“理想的學術對談錄既有論文的深邃﹐又有散文的灑脫﹐讀者在瞭解對話者的思想時﹐又可領略對話的藝術。”今天看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為文學對談提供了經典範式﹐它以獨特的對話錄形式參與並推動了中國文學研究的進程。時隔六年之後﹐1993年6月﹐《上海文學》雜誌刊載了王曉明﹑張宏﹑徐麟﹑張檸﹑崔宜明等人的對話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以此為開端﹐中國文化界開始了一場持續兩年多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二十多年過去﹐“人文精神”大討論已然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重要景觀﹐也是90年代文學研究領域深具節點意義的事件。今天﹐重新閱讀這些寶貴的文學對談﹐令人深為感嘆的是﹐它們記錄了當時批評家們的困惑與想往﹐留下了一代知識分子對時代問題的認識與思考。

  好的對談至關重要處在於“言之有物”“引人遐思”。在陳平原等三位學者看來﹐討論中的碎片有時也是激發人不斷思考和創造的動力﹐“我們渴望見到更多的未加過分整理的‘學術對話錄’的問世﹐使一些述而不作者的研究成果社會化﹐使一些‘創造性的碎片’得以脫穎而出﹐並養成一種在對話中善於完善﹑修正﹑更新的理論構想的風氣”。

  對話錄看似容易﹐但背後付出的工作極為繁重。它需要對談者雙方既有共同的旨趣﹐也要擁有個體思考的獨立性。祗有在此基礎上﹐對話錄才能既生動活潑又言之有物。今天﹐我們在報紙期刊上常常看到研討會現場實錄﹐但是﹐或許為版面所限﹐多數研討會實錄並非真正的實錄﹐看起來更像是被壓縮過的觀點呈現﹐有如在一個主題框架下每個人各說各話﹐既沒有碰撞也沒有激發。如何使對話錄保留活生生現場感的同時﹐又富有思考空間與文學意味﹐是近年來對話錄文學批評要面對的問題。

  “文學批評從根本上說就是一種對話”

  “文學批評從根本上說就是一種對話。文學史的研究也是如此﹕研究者與現﹑當代的文學作品﹑文學現象互相交談。不是替作品說話﹐也不是自說自話﹐而是不同主體之間的精神交流。用對話形式發表的文學研究﹐是否可能在文體上也響應了這種開放的批評觀呢﹖”三十年前﹐陳平原等三位學者這般論述他們對文學批評對話性的理解﹐也提出了他們深切的期待。

  演講﹑書信﹑對話錄等批評文體指向的就是文學批評的“對話性”。如今﹐強調文學批評的“對話性”深具意義。“對話性”意味著文學批評本身的開放性。文學批評何嘗不是一種導體與引渡呢﹖它連接作品和讀者﹐是一個隱性的互動平臺。在這個開放的平臺上﹐我們討論何為好作品﹐何為好作家﹐哪些是時代不應忽略的作家和作品……歸根結底﹐文學批評的目的在於加深讀者和作品﹑讀者和作家之間的溝通與對話。而從具有對話性質的文學批評中﹐讀者應該不僅能讀到一種看法﹑一種認識﹑一種理解﹐也將讀到對話過程本身。換言之﹐好的對話性文學批評不僅傳達評論者們的觀點與見識﹐也將激發作家﹑同行﹑普通讀者的參與熱情﹐使他們有話要說。

  文學批評並非高高在上﹑不識人間煙火的工作﹐它應該和普通讀者在一起。好的文學批評與作品將心比心﹐與讀者共情﹐而不是在小圈子裡自言自語。今天﹐文學批評的問題在於僵化與程式化﹐它導致了作家的不滿﹐讀者的不滿﹐也包括批評家群體自我的不滿。批評家何平說過﹕“我們正在失去自由自在﹑澎湃著生命力的批評。”筆者對此深以為然。某種程度上﹐教條式﹑機器人般的行文﹐正在鈍化和吞噬文學批評從業者的敏銳度﹑藝術直感和真率的行文方式﹐這需要文學批評從業者的警惕﹐也需要引起身在其中者的我們每個人深度反省。

  那些沒有文學氣息﹑沒有人的氣息的文學批評文字讓人倦怠﹐它們缺少生命力與鮮活氣。批評家是人﹐不是論文機器。優秀的批評家應該有自由意志﹑獨立判斷和美的表達。今天﹐有沒有勇氣為自己鬆綁﹐有沒有能力寫出活潑生動﹑卓有識見﹑自由自在的批評文字﹐實在是對批評從業者的一種考驗。當然﹐近年來也有一些批評家同行試圖從中國文學傳統中汲取營養﹐追求散文隨筆體寫作。這是擺脫文學批評教條化的努力﹐也旨在修復文學批評與普通讀者之間的關係。

  好的文學批評豐富多樣。或隨筆或演講或書信或對談﹐或真摯或明晰或銳利或激揚﹐它們的共性則在於有鋒芒﹑有思想﹑有發現﹐盡可能用平易樸素的語言﹐盡可能用交流和溝通的語氣。好的批評何嘗不是一種創造﹖它有人的聲音﹐有人的真氣﹑人的血氣﹑人的骨氣。它不祗是滿足于重新表述前人的觀點﹑給讀者增加信息量﹐而是要展現探究的勇氣與潛能。好的批評將以人的聲音在批評者與讀者之間構造平等﹑誠摯﹑坦然的對話關係﹐也將以它的犀利鋒芒拆除那些無趣呆板的陳規陋見與條條框框。

  口頭演講和學術論文不同。學術論文是嚴密的﹑精確的﹐但是﹐如果把它拿到會場上去抑揚頓挫地念一通﹐其結果肯定是砸鍋﹐原因就是學術論文是研究的結果﹐沒有現場感﹐沒有交流感﹐它祗是單向地宣示自己的思想成果。而演講卻不是單方面的傳達自己的思想﹐而是和聽眾交流。講者和聽者的關係﹐不是主動和被動的關係﹐而是在平等交流﹐是共創的關係。不管後來記錄的文字多麼粗糙﹐祗要有現場的交流互動﹐有共同創造的氛圍﹐效果就非同小可。現場交流﹐不僅僅是有聲的語言﹐而且包括無聲的姿態﹑表情等等全方位的身體語言﹐甚至潛在的心靈暗示都會有助於強化心領神會的氛圍。宣讀論文是嚴正結論的告知﹐語言是現成的﹐而演講則要展示過程﹐思考的過程﹐選擇詞語的過程﹐觀念和表達猝然遇合的過程。過程就不是現成的﹐你在臺上﹐要盡可能地把初始觀念﹑朦朧的語意﹑定位的猶豫和豁然開朗的喜悅和聽眾共享。現成觀念宣示是單向靜態的﹐而生成過程則是雙向動態的﹐有時聽眾笑起來﹐並不完全是欣賞你的才智﹐而且也是意識到你的靈感﹐正是他們的反應所激發﹐你不過是迅速抓住了那電光火石瞬間﹐讓語言及時投胎而已。       

  ──孫紹振

  (摘自《演說經典之美》自序部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我珍視對話﹐還因為這合乎我對於這個世界的美好意願。要我說﹐對話如果說有什麼重要性﹐就是它給我們提供了彈性碰撞﹑自由爭論和激發思考的空間。我們渴望棲居的世界﹐從根本上說是對話性的﹐由對話才會走向真正的包容與理解﹐而文學因其天然的多元性﹑開放性﹐為自由平等的對話提供了最好的場域。文學的創造重要若此﹐正如喬治‧斯坦納感嘆﹐“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馬佐夫兄弟》﹐誰會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復敲打最敏銳的洞見﹖”但敲打依然是值得的﹐與創造媲美的會心的敲打更是可貴的。就像是《神曲》裡於人生中途迷路的但丁﹐由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靈魂引領著穿過地獄﹑煉獄﹐得以遇見情人貝阿特麗切的靈魂﹐共享遊歷天堂的榮光。對話者正是那個引路人﹐在你的追索和敲打下﹐領著你奮力向上﹐若是最後有幸得到文學女神的青睞﹐恰可以一道探究文學創造的秘密和福祉。這並不是說對話者掌握著最終的闡釋權﹐有時他甚至會迷惑于在對話中對自己的創造竟有如許的發現﹐但如是以闡釋一種被批評或言說的對象同時在場而非被缺席表揚或審判的批評或言說﹐卻無疑是值得珍視的。在對話裡﹐你能看到對話者﹐亦即那個引路人在場﹐並真切地感覺到對話雙方之間一種充滿可能性與創造性的張力﹐這在當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傅小平

  (摘自《四分之三的沉默──當代文學對話錄》自序部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光明日報》( 2018年07月10日 16版)

[責任編輯:李伯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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