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2018-08-10 03:15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劉德有(原文化部副部長)

  戰後初期﹐在日本文壇上曾出現過幾位屬於最年輕一代的作家﹐他們就像閃爍著光輝的幾顆明星﹐惹人注目。其中最耀眼的一顆也許就是大江健三郎。1957年正在求學中的大江給《東京大學新聞》投稿的小說《奇妙的工作》﹐因風格新穎﹐入選為獲獎作品。這部小說﹐由於著名評論家平野謙在《每日新聞》的《文藝時評》專欄上撰文讚揚﹐引起了文壇的關注和重視。翌年──1958年﹐大江更以小說《飼育》獲得芥川文學獎﹐從此登上日本文壇﹐聲名鵲起。

走近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劉德有在日本出版的《日本語與中國語》一書﹐封腰印有大江健三郎的推薦語

  初見

  我最早與大江健三郎見面﹐是在1960年6月。那一年﹐日本全國掀起了反對岸信介內閣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群眾鬥爭。迅速蔓延日本列島的這一群眾運動﹐此起彼伏﹐聲勢浩大﹐一浪高過一浪。就在這一斗爭的高潮中﹐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派出以野間宏為首的日本作家代表團訪問了中國。作為後起之秀參團來華的﹐有大江健三郎和開高健。陳毅副總理在中南海會見代表團時﹐我擔任了翻譯。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大江。

  我記憶中的大江健三郎戴了一副黑框眼鏡﹐好像是一位大學生。我知道他生於1935年﹐曾在東京大學法文系讀書﹐在大學學習時就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他早期的作品就已接觸到日本的社會矛盾﹐具有一定的積極傾向。在《飼育》之後﹐他連續寫了幾部長篇小說。大江在進行文學創作的同時﹐對於日美安全條約﹑原子彈氫彈以及要求美國歸還沖繩等日本當時面臨的政治﹑社會等熱點﹐也頗為關心。他還就這些問題經常發表文章。像許多人一樣﹐我第一次接觸他的文字時有一種感覺﹕風格特異﹐遣詞別致﹐讀起來不免有佶屈聱牙之感。

  結緣

  1981年9月15日上午﹐我正在外文出版局辦公﹐意外地接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文潔若同志打來的電話。她說﹕“你先前翻譯的大江健三郎的小說《突然變啞》現已出版﹐收錄在外國文學出版社剛剛出版的《日本當代小說選》裡。《小說選》分上﹑下兩冊﹐我馬上給你寄去。”

  放下電話﹐我感到有些茫然。許多年前翻譯大江健三郎小說之事﹐早已在我腦海中淡漠了。經她這一提醒﹐我才想起大約在20年前──確切的日期已不記得﹐可能是1962年或1963年﹐我確實曾應約翻譯過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說《突然變啞》。記得那時我住在外文局院內西側筒子樓宿舍二層﹐一間不大的屋子裡。每天下班回家後﹐躲在那間小屋裡﹐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翻譯。星期天也不休息﹐爭取盡快譯出。稿子譯好後﹐第一時間寄給了出版社。那時﹐出書的周期很長﹐因此﹐沒有期望會很快出書。後來從1964年秋天起﹐我去東京做常駐記者。時間一久﹐也就不再去想這件事了。就這樣﹐過了兩三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此類外國小說都包括在被橫掃之列。不用說﹐我那篇譯稿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收到出版社寄來的《日本當代小說選》上﹑下兩冊﹐心想前後經歷了近20年的漫長歲月﹐終於使大江健三郎的小說與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一道在中國面世﹐這真是不容易啊﹗我拿著書﹐心生無限感慨﹕一部翻譯作品經過20年的曲折後才出版﹐不能不說是“咄咄怪事”﹔但不管怎樣﹐它能與中國讀者見面﹐終究令人感到興奮。

  《突然變啞》是大江健三郎1958年的作品。這篇小說﹐我讀原文後絲毫沒有佶屈聱牙之感﹐反而感到文字流暢﹐好懂。這篇小說是以反對美軍佔領日本為題材的﹐我感到這在當時確實難能可貴。

  在戰後初期﹐大江健三郎竟然敢於通過他的作品直接抨擊美國對日本實行軍事佔領﹐他刻畫了一個依仗美國佔領軍的勢力﹑狐假虎威騎在本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日本翻譯官的丑惡嘴臉﹐最後以群眾團結起來處死這個翻譯官作為小說的結局。應當說小說的主題十分敏感﹐在當時是需要一點勇氣的。後來﹐我聽一位日本讀者發表感想說﹐作者大江通過這樣一個曲折的故事﹐是想說明“日本人民討厭事事都唯美國是從。那部作品的主題十分明確和突出﹕日本不能一味追隨美國﹐應當獨立自主”。

  如今﹐中國已加入《伯爾尼公約》﹐因此翻譯外國作品時均按國際慣例﹐要事前徵得原作者的許可﹐並要支付一定版稅。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翻譯外國作品﹐極少與原作者打招呼。自然﹐那次我受出版社之托翻譯《突然變啞》的事﹐大江本人是完全不知情的。1984年11月﹐王兆國同志在釣魚臺國賓館宴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派出的以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為首的代表團﹐大江健三郎是這個代表團的成員。宴會時﹐他的席位被安排在我的右首。席間﹐我們談起了他的小說《突然變啞》。我向他誠摯致歉﹐表示未經作者許可就進行了翻譯﹐實在是不好意思。大江聽後不僅沒有介意﹐反而說﹐他先前訪問美國時曾看到《突然變啞》的中文譯本﹐令他興奮不已。我告訴他﹐此事我全然不知曉﹐且那個版本是否就是我翻譯的﹐也很難說。儘管如此﹐大江還是像他鄉遇故交似的﹐滿心歡喜。那一天﹐在同桌陪客的日本駐華使館政務參贊阿南惟茂先生(後出任大使)﹐對《突然變啞》有中文譯本這件事﹐也表示了極大的興趣。

  “曖昧的日本之我”

  時間又過去十年﹐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12月7日在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文學院領獎時發表了那篇題為《曖昧的日本之我》的著名講演。這一題目﹐顯然是有意模仿川端康成1968年在同一講臺演講的題目《美麗的日本之我》﹐他“反其意而用之”﹐把“美麗”改為“曖昧”﹐委婉地對川端康成的講演內容提出了異議。

走近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曖昧的日本之我》

  大江在講演中說﹕“第一個站在這裡的日語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發表過題為《美麗的日本之我》的講演。這一講演極為美麗﹐同時也極為曖昧……川端或許有意地選擇那種‘曖昧性’﹐這一點﹐在他講演的標題中預先就給人們做了提示。川端的意圖﹐通過日語的‘美麗的日本之我’中的‘之’這個助詞所發揮的功能﹐體現了出來。”“我們可以認為﹐這個標題首先意味著‘我’從屬於‘美麗的日本’﹐同時也可以理解為他在提示﹕把‘我’與‘美麗的日本’置於同等的位置。”“通過這一標題﹐川端表現了獨特的神秘主義。”大江舉例指出﹐川端在演說中引用了中世紀禪僧的和歌來闡述自己的理念﹐但那禪僧的和歌“主張通過語言是不可能表現真理的﹐因為語言是封閉的”。一句話﹐曖昧的語言﹐使人們不知所云。川端的講演要求人們祗能“放棄自我﹐參與到封閉的語言中去﹐非此不能理解或產生共鳴”。

  然而﹐大江健三郎的講演卻與川端康成截然不同﹐他冷靜地回顧和思索嚴酷的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意識。他把目光轉向真實的歷史和現實﹐以毫不曖昧的語言指出﹕“曖昧的進程”使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日本不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會和文化方面﹐越發處於孤立的境地。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生活在“現在這樣時代的人﹐作為被這樣的歷史打上痛苦烙印的人來回顧往事”﹐是無法和川端康成一同喊出“美麗的日本之我”的。

  大江還認為﹐因為自己現在生活在並非由于文學和哲學的原因﹐而是由於電子工業或汽車生產技術的原因被世界認知其力量的日本文明之中﹐而且﹐在不很遙遠的過去﹐日本那種破壞性的狂信﹐曾踐踏過國內和周邊國家人民的理智。作為一個擁有這樣歷史的國家的公民﹐他認為祗能去談論與川端的“曖昧”不同的那種“曖昧的日本之我”。大江還語重心長地強調指出﹕自從日本在上次大戰中戰敗以後﹐“日本和日本人在極其悲慘和痛苦的境況中又重新出發了。支撐著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義和放棄戰爭的誓言﹐這也是新生日本人的根本的道德觀念”。大江進一步指出﹕“日本為了重新出發而制定的憲法﹐其核心就是發誓放棄戰爭﹐這是很有必要的。作為走向新生的道德觀念﹐日本人痛定思痛﹐選擇了放棄戰爭的原則。”這就是大江健三郎對川端演說的解讀和他所持的與川端康成不同的鮮明立場。

  說到“曖昧”﹐大江在講演中還指出﹕“據我觀察﹐持續了長達120年的近代化過程的日本﹐如今﹐從根本上說已被撕裂成曖昧的兩極。”“能把國家和人都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性正以多種形式在日本和日本人身上表現了出來。日本的近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學習。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同時還堅定地一直守護著傳統文化。這種曖昧的進程﹐使它本身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本來應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日本現代文化﹐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理解被滯後了﹐從而遺留下陰暗的一面。在亞洲﹐日本不僅在政治方面﹐在社會和文化方面﹐也陷于孤立的境地。”

  大江健三郎的上面這些話﹐是積極的﹑正面的。我認為﹐儘管他的講演題目是《曖昧的日本之我》﹐但至少在以下三點態度極為鮮明﹕

  一﹑日本軍國主義過去發動的侵略戰爭﹐曾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莫大的痛苦。

  二﹑日本新憲法的核心是放棄戰爭﹐這對日本來說是必要的﹐應予以堅持。

  三﹑今後﹐日本應堅持和平﹐決不應再走侵略道路。

  我們注意到﹐大江把日本過去侵略亞洲的原因﹐歸結為日本一百多年來近代化的曖昧進程﹐即一面向西歐學習﹐一面固守傳統文化這一走向兩個極端的曖昧進程。當然﹐我們可以視為這是大江本人的一種看法。眾所周知﹐日本軍國主義發動那場侵略戰爭﹐無疑是有它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背景的。

  說到這裡﹐我感到難能可貴的是大江健三郎以他鮮明的態度闡述了上述正義主張。大江的這些思想貫穿在他一生的活動之中。這就是為什麼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大江面對日本有人妄圖修改和平憲法﹐特別是修改憲法中闡明放棄和否定戰爭手段的第九條﹐把日本逐步拖入戰爭深淵這一嚴峻形勢﹐能以一個無畏的斗士的姿態﹐勇敢地站在保衛日本和平憲法﹐特別是憲法第九條鬥爭的第一線﹐進行著不懈努力的原因。應當說﹐從當年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到如今的保衛日本和平憲法﹐從爭取亞洲和平到主張中日友好﹐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傾向與脈絡﹐可以說一以貫之﹐矢志不移﹐真是可敬可佩﹗

  然而﹐最令我感到敬佩的是大江基於自己的政治信念﹐曾拒絕接受日本政府要頒發給他的文化勛章。這表現了他的氣節與骨氣。文化勛章是由日本天皇向在文化科學領域中作出特殊貢獻的人頒發的體現國家榮譽的最高獎。記得﹐那是在1994年10月大江健三郎繼川端康成之後被宣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日本政府慌了手腳﹐連夜開會決定要把文化勛章授予他。豈料大江不僅不為所動﹐反而在報上撰文﹐明確表示拒絕接受。此舉在日本歷史上極為罕見。由此可見﹐大江思想的一貫性和他的硬骨頭精神。

  “健”

  寫到這裡﹐再回過頭來說說我自己。在我同大江健三郎的接觸中一直感到愧疚的是﹕雖然我與大江相識半個多世紀﹐但與他謀面的機會卻極少﹑極少。想來﹐1961年春在東京舉行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時﹐我作為隨團的一名譯員在會上曾與他見過幾次。後來﹐我在日本做常駐記者雖然長達15年之久﹐但其間恰好趕上“文革”﹐很多工作不能正常開展﹐當然﹐主動會見作家之類的活動﹐也祗能免談了。

  儘管如此﹐大江健三郎卻十分重感情﹐重友誼﹐他一直記著我這個當年的小小翻譯人員。2006年春﹐我用日文寫了一本書──《日本語與中國語》﹐從文化比較的角度談論日語與漢語的異同和逸聞趣事。出版單位講談社的編輯要我懇求大江健三郎寫幾句“推薦的話”﹐以便印在腰封上。我鼓足勇氣給大江寫了一封長信﹐請求他能滿足出版社的這一要求。說老實話﹐信發出後﹐我一直懸著一顆心﹐不知他能否答應這一非分的請求。有一天﹐我忽然接到講談社負責編輯的信﹐說大江寄來了“推薦的話”。我喜出望外﹐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腰封上的“推薦語”是這樣寫的﹕

  大江健三郎氏推薦﹗

  劉德有先生是我年輕時就認識的一位中國出色的知識人。

  從古典到現代﹐圍繞著日中兩種語言所展開的論述﹐引人入勝。

  基於他在政治活動的現場積累的經驗﹐書中提出了切實的建言。

  對他﹐我由衷地表示敬愛。

  《推薦語》中充滿了溢美之詞﹐令我汗顏﹐我深感受之有愧。

  就在這一年的9月﹐大江健三郎應邀來北京講演。為了當面向他表示對撰寫“推薦語”的謝意﹐我專程到講演會場──長富宮飯店﹐並把老妻事前畫的一幅國畫裝裱好﹐作為禮物帶去。在休息室等了片刻﹐大江便匆匆地走了進來﹐他熱情地與我握手﹐並說收到了我給他寫的感謝信。落座後﹐大江說﹕你寫的那本《日本語與中國語》很受讀者歡迎﹐博得一致好評。他又說﹕我本人對新詞語很感興趣。我從你那本書看到中國的詞語和語法的一些變化﹐因此我建議你再寫一本續集﹐談談自清朝以來﹐經過魯迅的時代﹐一直到現代中國﹐中國語詞語和語法的演變情況。聽了大江的一番話﹐我理解這是他對我的鼓勵﹐要我在研究中日文化語言比較方面繼續努力。我對他的好意由衷地表示感謝。

  會見時﹐我把贈送給他的禮物──畫軸展開﹐上面畫有兩隻小雞在嬉戲。大江高興地指著畫中的小雞說﹕“我有兩個小孫子﹐家中的氣氛就像這幅畫中的小雞一樣”。這時﹐我感到他那兩個活潑天真可愛的小孫子仿佛出現在他眼前。他瞇縫著雙眼﹐沉浸在幸福之中。頓時﹐一種感覺油然而生﹕當年風華正茂的青年作家﹐如今已是一位慈祥的老爺爺了﹗

走近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在贈給劉德有的《別了﹐我的書》(中文版)扉頁上寫的話

  一周後﹐我驚喜地收到大江健三郎託人帶來的“封筆”大作──《別了﹐我的書》的中文譯本(許金龍譯)。打開扉頁﹐上面用鋼筆工整地寫著﹕

劉德有先生

  我期待著先生出版一部新的研究中國語的既能引人入勝﹐又具學術性的續篇。我懷著多年來對您的敬愛﹐並為劉夫人的繪畫感到喜悅。

二〇〇六秋 北京

大江健三郎 (印)

  短短幾句話﹐滿懷對中國普通人的美好感情和對我的殷切期望。

  從扉頁上書寫的那幾句親切寄語﹐我發現大江健三郎對印章情有獨鍾。聽說他來中國訪問時﹐每每隨身攜帶幾方圖章。這次在扉頁寄語的落款上他蓋的是一枚方形小章﹐上面只刻了一個篆字──“健”。

  《光明日報》( 2018年08月10日 13版)

[責任編輯:王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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