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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師引導可見的學習

2018-10-10 04:02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環球教育評說】

  作者﹕彭正梅(華東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所教授﹐主持翻譯了《可見的學習與學習科學》和《可見的學習在行動》)

  教育是一個喧囂紛擾﹑充滿爭議的領域。到底什麼是影響學業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人是如何學習的﹖如何改善學校教育﹖類似的問題一直縈繞在廣大教育者的心中。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約翰‧哈蒂教授嘗試綜合迄今以來教育實證研究獲得的重要證據和結論指出──教師最重要。其研究發現和實踐成果被濃縮在《可見的學習》系列叢書中。《可見的學習與學習科學》以及《可見的學習在行動》中文版即將由教育科學出版社推出﹐加上此前已經出版的兩本著作﹐約翰‧哈蒂構建的轟動世界的“可見的學習”系統研究將完整地進入中文世界。

讓教師引導可見的學習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教育科學化的可能路徑

  哈蒂2009年出版了《可見的學習﹕對800多項關於學業成就的元分析的綜合報告》﹐立即引起了整個西方教育界的轟動。在英國﹐本書被譽為“教育聖經”﹐《泰晤士報教育副刊》稱哈蒂發現了教學的“聖杯”﹔在德國﹐本書被譽為教育者的《哈利‧波特》﹐《明鏡周刊》認為哈蒂的研究使教育改革的討論“回到事情本身”﹔在北美﹐眾多教育研究者呼籲運用哈蒂的研究結果來改進課堂教學﹔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每個課堂裡﹐每天的每一分鐘﹐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有哈蒂的影子。這本著作是繼20世紀60年代《科爾曼報告》發表以來最為重要的基於證據的教育研究綜述﹐具有革命性的里程碑意義。

  哈蒂運用元分析的統計技術﹐耗時15年時間﹐對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的涉及2.46億兒童的教育實證研究結果進行了一次工程浩大的綜合和總結。他向人們展示了教育“科學化”的一種可能路徑﹐即收集教育領域的龐大數據﹐找出最有效的或者成本效益最高的干預措施﹐以此影響教育政策的制定﹐進而盡最大可能地改善教育系統。“可見的學習”研究及其學術話語極大地影響了世界各國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實踐。

  以往大部分的教育實證研究都“處於費希爾體系的支配之下”﹐或者說僅僅考察了統計的顯著性﹐而忽視了這些因素造成的差異有多大﹐這種思維使我們產生了在教育領域“一切皆起作用”的錯覺。哈蒂認為﹐我們不應將注意力放在什麼因素能夠起作用上﹐而是應該關注什麼因素更有效。為此﹐哈蒂對800多份元研究中影響學業成就的因素進行綜合分析﹐並將這些因素都放在同一根尺子上來進行考察﹐這就是國際著名的“哈蒂排名”。如果我們細看這個排序﹐就會發現對學業成就影響最大的一些因素不是教育者熱衷談論的課程設計﹐也不是政策制定者著力改善的學校環境和辦學條件﹐而是與教師和教學相關的因素。

  如果我們進一步把這些因素歸類到學生﹑家庭﹑學校﹑教師﹑課程和教學六個範疇﹐我們會發現它向我們傳達的信息是﹕“教師最重要﹗”在此基礎上﹐哈蒂批評了在西方佔據主流的建構主義教學方法﹐並認為建構主義削弱了教師的角色和作用﹐更多的是反映輿論的偏好﹐而非建立在堅實的證據基礎之上。他主張教師主導的直接教學和基於證據的教學改良主義。

  教育改革中的教師因素

  哈蒂的第二本著作《可見的學習﹕最大程度地促進學習》延續了這一主題﹐進一步澄清了教師所應承擔的角色和職責﹐為教師的教學實踐提供了通用的心智框架﹐並為每一個框架列出了詳細的檢查單。檢查單在醫療行業中得到廣泛運用﹐儘管最初很多外科醫師拒絕使用檢查單﹐認為檢查單限制了他們發揮的空間﹐降低了他們的專業性﹐但如果手術臺上躺著的是醫生的家人﹐90%的醫生會選擇使用檢查單﹐因為檢查單可以確保關鍵事項不會被遺漏。因此﹐哈蒂主張教師應該像外科醫師一樣﹐建立起一種“清單式”的自我管理機制﹐即利用檢查單去反思“可見的學習”心智框架是否得以落實﹐自己的行為和實踐是否合乎預期。他認為﹐教師不應該祗是學生身邊的向導﹐而應該以一種強有力的角色介入學生的學習﹐採取有效的干預措施對學生施加影響﹐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採取不同的教學策略﹐同時收集自身對學生影響力的證據﹐並基於證據持續不斷地改善教學。哈蒂的口號是﹕“認識你的影響力”﹐做卓越的教師﹗

  哈蒂沒有僅僅“紙上談兵”﹐而是積極地將理論孵化成切實可行的教師培訓和學校改進項目。他認為﹐過往的學校教育改革大多是反映了決策者的一時之好﹐而沒有建立在穩固的證據之上﹐因而也沒有將改革持續下去的動力。為此﹐哈蒂的團隊就與認知教育公司展開合作﹐設計了“可見的學習+”項目﹐採取結構化的學校改進模式﹐組建學校指導聯盟﹐制定詳細的時間表去監控各種措施的落實情況﹐讓那些基於證據的新活動成為學校日常運作的常規事項。

  哈蒂對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教師行動研究的“凱米斯程序”﹐即“計劃─行動─觀察─反思─再計劃”﹐進行了改良和具體化﹐形成了一個他稱之為“影響循環”的學校改進模式﹐其中包括五個階段﹕(1)判斷學生的現階段學習成果﹐即學生處於哪一個水平﹐他們的學習需求是什麼﹐預期取得的理想成果是什麼﹔(2)審視教育者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與技能幫助學生取得理想成果﹐教師要通過學習使自己的知識和技能與學生的需求相匹配﹔(3)教師要有計劃地調整自己的行動﹐包括制定新的行動計劃和保證計劃的落實﹔(4)搜集證據﹐評估教學對學習的影響﹐學生的行為發生了什麼改變﹔(5)運用工具和教師收集的證據去理解當前的情況﹐並計劃下一個目標﹐重新開始這個循環。

  尊師重教的中外傳統

  “可見的學習+”項目已經在全球多個地區的學校中開展﹐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北歐等﹐這些學校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可見的學習”社區。尤其是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基於可見的學習理論的學校改進模式已經成為一種新常態。在即將出版的《可見的學習在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學校基於“可見的學習”理論而衍生出的一些教學案例。

  這些案例表明﹐改善不祗是發生在富裕的學校﹑優秀的班級或者卓越的個體身上﹐那些處於不利﹑劣勢和邊緣的學校和群體仍然能夠取得極大的改善﹐而在這些改善的背後凝聚的正是教師的不懈努力。在哈蒂看來﹐學校教育應該成為一個“調節器”﹐放大家庭和社會的正面影響﹐同時中和它們的負面影響﹐而教師在這個過程中至關重要﹐他們不僅是知識和文化的傳授者﹐更要成為兒童學習的社會榜樣。從這個意義上講﹐“教師最重要”並不意味每位教師都同等重要﹐而是說那些能夠發揮其影響力的教師“最重要”。一位有熱忱﹑善激勵的教師會對學生的人生軌跡帶來極大的影響﹐使其終身受益。

  如果教師一味感嘆“寒門再難出貴子”﹐為自己的勢單力薄而顧影自憐﹐或者抱怨自己所在的學校缺乏優越的條件﹑沒有優質的生源﹐那麼他就忽視了自己的影響力﹐低估了自身潛在的影響力。認識你自己﹐這是對每一個體的要求﹔而認識你的影響力﹐應該是教師的重要職責。哈蒂的“可見的學習”系列研究﹐就是一個關於有熱忱﹑善激勵和高影響力的教師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是目前學校教育改進的關鍵。

  對於中國教育而言﹐哈蒂的驚人發現可能算不上什麼新鮮事。古人言“為學莫重於尊師”﹐尊師重教一直以來是東方社會的傳統﹐哈蒂下了很大的功夫可能祗是證明了一件我們認為是常識的事情。哈蒂主張更強勢的教師角色﹐推崇有清晰目標和反饋的直接教學﹐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對中國教育方式的捍衛﹐但我們不能為此而沾沾自喜。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哈蒂的研究結論建立在過去對學業成就的測量之上﹐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們都傾向于以特定科目的標準化考試分數來定義學業成就﹐而這些考試通常考查的是容易測量的表層知識。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創造力﹑溝通和合作等難以測量的高階能力在以往學業成就的概念中所佔的比例甚少﹐但它們是個體在21世紀過上幸福生活﹑國家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佔據優勢的關鍵。哈蒂的結論是否仍然適用於這些高階能力﹐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當然﹐哈蒂並沒有將其目光局限於教育元分析這單一的路徑上﹐他還敏銳地注意到另一條很有前景的教育科學化路徑﹐即從大腦認知機制入手的學習科學。他的新作《可見的學習與學習科學》就是從最具前沿性的學習科學﹐尤其是認知神經科學的視角﹐闡述﹑論證和回應“可見的學習”的主要觀點。

  《光明日報》( 2018年10月10日 14版)

[責任編輯:王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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