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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學家的文學

2018-12-03 06:34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王利民(贛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後是人類文化的“軸心時代”。借用“軸心時代”這個概念﹐我們可以稱公元十一世紀前後是人類文化的“次軸心時代”。歐洲在公元十一世紀時出現了教會改革﹐產生了首批經院哲學家﹐建造了具備宏偉規模的建築﹐提高了僧侶及貴族的教育水平﹐其進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學領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將哈裡發統治下的不同民族團結在一起。在中國﹐宋學構造了這個次軸心時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理學巨子成為這個文化星空上最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們為中心形成的眾多理學家群體主導著兩宋文化的發展趨向﹐而理學家創作的詩歌成為理學文化在文學領域裡綻放的花朵。

宋代理學家的文學

程顥像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依據現代詩學的審美規范衡量理學詩人的詩作﹐難免得出理學詩的文學史價值﹑文化史價值與其審美價值不相稱的結論。理學詩具有觀照的﹑沉思的﹑疏離感官的品性﹐在表現美感和激情上無法與“詩人之詩”爭衡。這不是因為理學詩人缺乏對各種形式的動態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學家認作擾亂道德生活秩序﹑澆灌淫欲之花的禍源﹐況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學家的視野中多為無聊瑣屑之物而少具“意義”。儘管理學詩人沒有開宗立派的自覺意識﹐沒有把文學創作當作人生的重要事業﹐但理學詩派的詩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靜觀的體驗﹑寧靜的風致而別具一種異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詩歌抒寫的傳統內容﹐如耕讀之趣﹑天倫之樂﹑山水之美﹑離別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弔古傷懷﹑感時憫亂﹑情深思慕之外﹐理學詩人吟詠“理道”“性情”﹐事實上是宋詩多樣化發展的表征。宋代詩壇出現理學詩派這個旁門﹐適足以顯示宋代文學生態的活力。

  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說﹕“可能不再存在哲學與詩篇之間的聯繫比在中國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學詩是哲學在詩學領域的實現﹐說明了中國古典詩歌與哲學的“近鄰”關係。作為文學的旁門﹐理學詩派能在中國詩史上發展成為流衍最廣﹑歷時最久的文學派別﹐正說明了它與近世中國文化及文學發展趨向的同一性。

宋代理學家的文學

程頤像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理學詩人屬于思想型作家﹐其對哲學信仰的自覺程度超過一般文人﹐而理趣詩是具有“智趣”的詩歌類型。研究理學詩派﹐必須突破從純文學的立場看理學詩人的單一視域﹐確立理學詩歌和理學詩人的本位觀﹐即把理學詩人及其詩歌作為具有主體性﹑具有獨立形態的對象加以整體觀照﹐既分析理學詩人的境遇和體驗﹐透視理學詩人的心態﹐又揭櫫詩歌文本中的哲學內涵。換句話說﹐必須定位在寬泛的“國學研究”或者說“文學的文化學研究”的領域上﹐定位在詩史與思想史的結合上。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說﹕“傳統意義上所說的美絕不是藝術的唯一目標﹐事實上它祗是一種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針對理學詩兼具思辨性﹑哲理性與體驗性﹑感悟性的特點﹐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賞風華﹐把詩歌的認識功能和審美愉悅功能置於同等的地位。從思想史的角度觀照理學詩的文化精神﹐不僅可以增加對理學詩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為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視野中﹐理學詩因為其文學屬性常常被忽視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強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與人的求知欲相關聯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際關係的協調圓滿為目標的追求善的情感。它們的強烈程度並不表現為感情的瞬間爆發﹐而是反映在一種深刻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上。它們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著強大的心理勢能。理學詩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這種心理勢能的體現。冷靜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學詩人的性格趨於和易溫厚﹐如陽春可掬﹔他們的詩風則趨於平易和樂。

  理學家是不滿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於向內尋覓的需求主體。他們內心具有尋求意義的願力﹐隱含著超越的希望﹐對精神生活有著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對道德理性抱有堅定的信念。面對物欲充斥人心﹑意義普遍缺失的社會﹐理學家試圖通過高揚士大夫的內在生命力﹐進入外在環境和日常經驗所不具有的“極高明”的境界。他們認為內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負載著超越浮世表象的絕對價值。因此﹐他們的詩歌也表現出在思想深處對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祗有把理學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詩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氣于花香鳥語之中的生命感。

  從“詩歌是對生命意識的捕捉”這一現代詩學觀念的角度上看﹐理學詩人的作品自有其“鮮活”的面貌﹐所謂理學詩的“腐氣”﹐更多的是體制化理學出現後的產物。邵雍的“風月情懷”﹑周敦頤的“光風霽月”﹑程顥的“和粹之氣”﹑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著對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興趣與善意。那些純性理詩更是近世化的表現和結果﹐誠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詩人那裡﹐打動我們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實﹐是活生生的現實﹔在近代詩人那裡﹐打動我們的是觀念。”性理詩與現代藝術在以抽象的語言描述客體的本質方面﹐在遠離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現出類似的特徵。

  “存誠”“主靜”“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學家安身立命的基礎﹐是滋養強烈的進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頭活水。在人生出處﹑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學詩人主張節制欲念﹐但並不排斥適度的感情生活與浪漫風神。劉子翚《聖傳論‧子思》曰﹕“《中庸》之學未嘗滅情也。善養性者﹐不汨于情﹐亦不滅情﹔不流于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非合非離﹐中即契也。”(劉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學詩對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與理學的道德尺度之間時或顯示出一段距離。峨冠博帶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話語﹐沒有能夠完全遮蔽理學詩中的真實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詩綜》卷三十三“湛若水條”有言﹕“元豐而後﹐理學﹑風雅截然為二﹐大約多祖擊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這種批評言過其實﹐是拘執之陳言﹐非通方之篤論。中國古典詩歌本身的審美愉悅特質﹐是建立在以儒﹑道﹑佛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藝術審美傳統的基礎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詩人及其作品中所積澱的士大夫審美趣味﹐自然會在理學詩人的詩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現。即便在理學詩人的說理之作中﹐也不乏“狀物態以明理”“寫器用之載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談論理學乃一代風氣使然。理學詩的創作也不是理學家的禁臠﹐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詩作也不乏理學氣味。如林同《孝詩》充滿理學氣味﹐但其人不入理學門派﹐不屬於“理學詩人”。

  由於理學詩人常常在理學家角色和詩人角色之間自由遊移﹐因此從數量上看﹐理學詩在理學詩人的作品中佔的比例並不顯著。李復﹑劉子翚﹑朱熹﹑周行己﹑葉適﹑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詩壇前賢﹐流連風景﹐淺吟低唱﹐他們的不少詩作都可歸為“詩人之詩”﹐錢鍾書《談藝錄》說﹕“亦猶邵堯夫能賦‘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亂飛’﹔程明道能賦‘不辭酒盞十分滿﹐為惜風花一片飛’﹐又‘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呂洞賓能賦‘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雖皆學道之人﹐而詩不必專為理語。”朱熹的詩尤其具有一代宗師的風格多樣性。

  關於理學與文學的關係﹐學界過去觀照的重點往往在於理學的話語權力對文學的消極影響。其實﹐當理學的時代過去以後﹐人們應該更為客觀地觀賞理學詩人留下的輝光。就像人們在狂瀾洶湧的海上風暴過去以後﹐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輝煌景象。

  《光明日報》( 2018年12月03日 13版)

[責任編輯:王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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