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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2018-12-05 07:19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壯闊東方潮 奮進新時代──慶祝改革開放40年‧改革觀察】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述評

光明日報記者 陳慧娟

  天氣好的晚上﹐浙江諸暨的城市廣場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廣場舞大軍隨著音樂律動整齊。廣場大屏幕在人們身後亮起﹐顯示近期的平安指數﹐包括警情和安全生產責任事故數量﹑平安建設工程推進情況和安全提示。

  社會治理是關乎經濟發展﹑利益分配﹑公共事業發展﹑基本民生﹑社會矛盾解決等幾乎所有領域的系統工程﹐其核心追求──幸福與平安﹐是人民群眾永恆不變的內心期盼與現實追求。

  觀念轉變是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現代化轉型。在農村﹐新的生產經營形式蓬勃發展﹐數以億計的農民走出村莊﹐新型社區湧現﹔城市﹐就業﹑住房﹑醫療﹑養老等發生全方位變革。原有的管理手段﹑方式和思路已無法適應快速發展的社會現實。治理創新的基礎﹐首先是觀念轉變。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一字之變代表著治理思路的創新與深度變革﹕由行政色彩更濃的管制轉向為有訴求﹑有困難的群體提供服務﹔由出現社會矛盾之後的被動平息轉向分析預判﹑源頭化解﹔由治標轉向標本兼治﹐重在治本﹐更加突出了黨委領導和政府主導下的多元社會主體共同參與﹑良性互動。

  由“共建共享”邁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現代社會治理新格局正在搭建。

  2014年3月﹐中辦國辦印發《關於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全面闡述建立設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依法處理涉法涉訴問題的主要內容﹑配套措施和工作要求。

  2014年6月﹐國務院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標誌中國社會開始步入以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為核心的社會治理革命的新階段。

  2014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要求適應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落實放寬戶口遷移政策。

  2015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一步步從法院系統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上昇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戰略行動。

  2016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對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服務效率和透明度﹐便利群眾辦事創業﹐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個個制度文件﹑一項項舉措﹐無一不是緊緊圍繞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以更寬廣的視野推進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轉型。

  2017年﹐黨的十九大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首次被置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黨的十九大將其置於國家發展全局高度﹐在更高層次更大系統中對社會治理事業進行立體化全方位謀劃﹐也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化”要求是關鍵

  社會治理的重點﹐在於提昇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使其能夠應對複雜的系統治理問題。社會化意味著社會治理“自上而下”的線型治理模式需要打破﹐市場主體﹑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網狀治理模式需要健全。

  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出臺﹔2015年﹐《政府購買服務管理辦法(暫行)》施行。一系列細緻﹑明確的要求旨在改變政府大包大攬的傳統做法﹐構建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合理界定政府﹑市場﹑社會的職能作用﹐充分釋放微主體的大能量。

  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推動專業化水平不斷提昇。民間緊急救援隊﹑垃圾分類處理組織﹑急救常識普及團隊……社會需求千姿百態﹑對應的社會組織層出不窮。據統計﹐全國在民政部及各地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超過80萬家。不少地區成立社區社會組織孵化機構﹐扶持社區社會組織健全體制﹐在人才培養上做實功。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成為共識。

  引入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分擔社會治理﹐轉而激活市場機制參與社會治理﹐意味著政府主導下的社會治理將進一步打破“部門單干”“行業分裂”等積弊﹐大步邁向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社會治理模式。

  法治化﹐是社會治理的基礎保障﹐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難題。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良好社會氛圍﹐首先需要法律知識觸手可及。

  2017年9月﹐司法部印發《關於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平臺建設的意見》﹐要求各級司法行政機關立足“法律事務諮詢﹑矛盾糾紛化解﹑困難群眾維權﹑法律服務指引和提供”﹐打造公共法律服務實體﹑熱線和網絡三大平臺﹐到2018年底前基本實現村(居)法律顧問全覆蓋﹐到2020年總體形成覆蓋城鄉﹑功能完備﹑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務網絡體系。

  有了法律知識﹐還需便捷易得的法律途徑﹐全國各地正基於互聯網技術進行積極探索。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法院的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為例﹐該平臺將在線諮詢﹑在線評估﹑在線調解﹑在線仲裁﹑在線訴訟五大服務功能彼此銜接﹐致力於將矛盾糾紛逐級分流過濾﹐最終形成漏斗式的矛盾糾紛解決模式。

  智能化﹐是創新一切治理方法的技術前提。人民群眾對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的要求﹐與社會治理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亟待以為社會治理配裝“智腦”進行破解。

  2016年﹐中央將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系統建設納入“十三五”規劃和國家安全保障能力建設規劃﹐部署開展“雪亮工程”建設。基於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紛繁多樣的社會治理信息不再讓人難懂。不是出現危險﹑進行彌補﹐而是提前預判﹑及時應對。科技致力於為百姓創造不受打擾的安全。

  “三治融合”是根本

  時間追溯到55年前﹐一塊社會治理領域的金字招牌──“楓橋經驗”誕生。在毛澤東同志親自倡導下﹐其“堅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就地解決問題”的基本精神不斷發揚光大﹐展現出歷久彌新的魅力。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楓橋經驗”的時代精髓﹐更是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路徑。

  自治為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有事好商量﹐是中國的民主智慧﹐也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更是基層自治的一大法寶。

  網格員﹐已是基層自治的代名詞。社會治理“一張網”﹐每個人都覆蓋在這張網內﹐網格員就是讓這張網運轉良好的最前端。在江蘇揚州﹐全市綜治﹑維穩﹑公安﹑民政﹑城管等多部門服務﹐通過智能信息化等手段被整合到5969個“全要素”網格之中﹐由14326名專兼職網格員組成的“全科式”服務隊伍﹐為居民提供“24小時不打烊﹑點對點到家”的全方位服務。2017年8月﹐《城鄉社區網格化服務管理規範》國家標準發佈﹐為基層自治帶來更規範的指導。

  法治是保障。基層社會中的法治包括成文法之治和對法治精神的尊崇和踐行﹐是以自治為基礎的基層法治意識與法治共識。自治中的法治在於引導民眾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

  在浙江桐鄉﹐農家大院的“板凳法庭”時常坐堂問案。法律工作者從等著群眾上門“坐診”﹐變為下到農戶家“出診”。整個過程不僅能調解一事一案﹐也起到了普法的作用。法律服務下沉﹐為基層提供法律保障﹐是基層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求。

  德治為先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律是準繩﹐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

  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德治引導著良好的村風和家風。中國式家風是一個家庭積累起來的道德遺產和文化資本。祖訓家訓上牆﹑民間自發設立“孝敬父母獎”等道德獎項﹐已成風氣﹔文化講堂定期講座﹑村民活動室中興趣培養﹐助力構建新型農村文化體系。以文化人﹐以文養德﹐是充實與提昇基層自治水平的“內功”。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在新時代﹐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始終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順應人民新期待﹐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光明日報》( 2018年12月05日 03版)

[責任編輯:孫宗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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