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二十年後如何續寫《中國文學史》

2018-12-05 07:04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中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關注

二十年後如何續寫《中國文學史》

光明日報記者 杜羽

  1963年﹐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游國恩64歲。這一年﹐他與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共同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出版。此後的30餘年間﹐該書成為國內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文學史教材。

  1999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袁行霈63歲。這一年﹐他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出版。此後至今的近20年間﹐這部教材廣為全國各高校所選用。

二十年後如何續寫《中國文學史》

1999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書影。資料圖片

  十年﹑二十年之後﹐當今天的中青年學者年至花甲﹐進入學術成熟期的他們﹐將如何書寫屬於自己時代的文學史﹖

  日前﹐在《文學遺產》編輯部舉辦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中青年學者座談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程蘇東提起了袁行霈的判斷﹕一部優秀的文學史﹐代表著一代人的知識趣味﹑價值觀念和敘述方式﹐其理想壽命大概是三十年。因此﹐若干年後﹐必然會出現新的文學史。

  “如果真有一天﹐歷史的接力棒傳遞到我們手上﹐我們能做好準備嗎﹖”程蘇東有些忐忑。

  面對繼承﹑突破﹑創新的學術使命﹐不少中青年學者像程蘇東一樣﹕忐忑﹐甚至困惑﹑焦慮。與此同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這些已在學界嶄露頭角的新一代學人﹐對學術的情懷猶在﹐銳氣猶存﹐思考仍在繼續﹐腳步未曾停歇。

  1.從“跑馬圈地”到“精耕細作”

  “我們四十歲左右的人生歷程與改革開放幾乎完全同步﹐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走入研究領域的時間多在21世紀以後﹐顯得相對滯後。”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葉楚炎提出﹐21世紀以後入行的學者﹐固然可以“坐享”近百年來古代文學領域內積累起來的豐碩成果﹐但換個角度看﹐這也就意味著陷入無荒可拓甚至祗能亦步亦趨的尷尬境地。

  在選擇博士論文題目時﹐程蘇東發現﹐在他所專注的先秦兩漢範圍內﹐“《莊子》的散文藝術”“《史記》的敘事藝術”之類的重要文學問題﹐已經被前輩學者論述得非常充分﹐於是他一度將自己的研究領域從文學轉向經學。

  當前輩學者的“跑馬圈地”告一段落﹐後輩學者的“精耕細作”則是必然。如今﹐古籍數據庫的湧現﹐域外漢籍的回歸﹐文獻整理出版的加速﹐不僅為學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也使舊材料的檢索﹑利用更為便捷﹐為“精耕細作”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

  過去﹐《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真偽﹐一直是古代小說研究界爭論的一個焦點話題。根據新發現的《〈儒林外史〉題辭》﹐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鄭志良得出了“我們可以確信這一回是吳敬梓原稿所固有”的結論。這被視為利用新材料取得新突破的一個典型案例。

  “在做博士後時﹐合作導師讓我做‘《陶淵明集》研究’這個課題。我當時整個人是慌的。《陶淵明集》研究﹐前有袁行霈先生那座高峰﹐我們怎麼爬過去﹖”隨著研究深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蔡丹君發現﹐過去的《陶淵明集》研究更加看重時代更早的宋代刻本﹐卻忽略了對傳播陶淵明作品起到重要作用的明代﹑清代刻本﹐而且學界沒有對前人的文獻整理工作進行追根問底的思考﹐“我們去看宋遞修本的《陶淵明集》﹐其中有一頁與其他頁不一樣﹐明顯是補進去的﹐它是從哪兒來的﹖像這樣在我們眼皮底下的問題﹐從沒有人討論過。”

  在有些學者為尋找研究題目而犯難的同時﹐主要從事域外漢籍研究的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卞東波﹐卻在感慨題目多得做不完。

  “域外所存的漢籍資料可以用‘海量’來形容﹐目前已經影印與整理的﹐祗是其中一部分。”在卞東波看來﹐域外漢籍與古代文學的綜合研究已經成了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也是未來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起點。

  “跑馬圈地式的淺層次開荒算不上真正意義的學術研究﹐更不會導致學術研究領域和論題的枯竭。學術研究沒有止境﹐研究領域和論題也決不會有枯竭的一天。”許昌學院副教授姜榮剛認為﹐“我們不僅不應對未來悲觀﹐反而應該更加充滿期待。”

  2.從“乾巴巴”到“人情味”

  “我們都是抱著對文學的熱愛來到中文系﹐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鵬飛道出了很多學者的“初心”。不過﹐真正走進學術圈﹐他們很快發現﹐自己的研究不得不與文學漸行漸遠。

  當下學界關注“文獻”太多﹐關注“文學”太少﹐是讓中青年學者離文學越來越遠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為改革開放的親歷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遺產》主編劉躍進梳理了近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脈絡﹕80年代初﹐藝術分析成為熱點﹔1985年﹐轉向方法論研究﹔90年代﹐方法論退潮﹐文獻整理與研究“井噴”﹔2011年﹐開始呼籲文學研究要以“人”為中心。

  不可否認的是﹐90年代文獻“井噴”的影響波及至今。劉躍進觀察到﹕“學者在申請一些重大項目時﹐課題如果沾上‘文獻’﹐就容易通過﹐而且文獻整理的規模越大越好。”查看一下不久前公佈的201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名單﹐在古代文學領域﹐“中國古代文體觀念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國古代都城文化與古代文學及相關文獻研究”“中國古代園林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等與“文獻”相關的項目著實不少。

  “對作者﹑文獻﹑時代背景等客觀知識的研究當然是特別必要的﹐這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但是現在太多的研究就停留在這個地步。”閱讀了近年來發表的大量論著﹐李鵬飛認為﹐文學的研究不應該完全是這樣﹐“不僅和我同輩的學者﹐很多年輕的碩士生﹑博士生也都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雖然文獻的整理出版日益豐富﹐但文獻的利用情況卻並不盡如人意。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吳真注意到﹐近來在權威雜誌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作者提出自己發現了一些新的材料﹐其實﹐1938年學者就發掘了這些材料。

  “這些文獻已經發現80年了﹐為什麼今天的學者在研究時還認為是新材料呢﹖”吳真指出﹐近些年﹐在她所從事的古代戲曲領域﹐以往堪稱罕見的海內外古籍大量整理出版﹐但學界並沒好好消化這些“井噴”式湧現的文獻﹐“幾十年積攢下來一屋子的磚瓦﹐我們要用它們來建造什麼樣的學術大廈﹖”

  現在﹐吳真日漸認同一些前輩學者的看法﹕文學研究最本位的關注點還是應該指向“人”﹐“具體到戲曲研究中﹐就是社會制度中的人﹑歷史事件中的人﹑地方文化網絡中的人﹑演劇環境中的人﹐是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活動構築了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

  為什麼有的研究看起來乾巴巴﹖為什麼有的研究充滿了人情味﹖幾年前﹐劉躍進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研究文學史﹐如同研究歷史一樣﹐中心還是人。研究者通過不同的途徑進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所謂瞭解的同情﹐大約在此。”

  如今﹐劉躍進的觀點引起越來越多中青年學者的共鳴。對於十年﹑二十年之後的新文學史﹐人們或許可以有這樣的期待﹕更為真切的人文關懷﹐更多活生生的“人”。

  《光明日報》( 2018年12月05日 09版)

[責任編輯:王麗媛]

手機光明網

光明網版權所有

光明日報社概況 | 關於光明網 | 報網動態 | 聯繫我們 | 法律聲明 | 光明員工 | 光明網郵箱 | 網站地圖

光明網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