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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遺棄的空間走向希望的空間

2019-01-10 02:50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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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5年開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承接了國務院參事室“中國社會變遷跟蹤研究”課題。課題在全國東﹑中﹑西部各選取一個村莊﹐對三個村莊做持續性的跟蹤﹐研究重點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變化。

  如果我們看這三個村莊的變遷起點﹐就會發現﹐它們和當時全國絕大多數村莊一樣﹐都是“三位一體”的空間。所謂三位一體﹐即生產﹑生活﹑社會交往高度重合﹐是傳統村莊的一大特點。農民在村莊進行農業生產﹐也居住生活在村莊﹐並在這裡很自然地展開社會交往﹐發展社會關係。農村改革是“三位一體”空間開始分化的開端。農村改革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提高﹐生產效率提高﹐大量潛在的剩餘勞動力開始出現﹐隨著20世紀80年代城市的工業化發展﹐大量農民走出村莊。

  從這三個村莊的經驗材料來看﹐未來農民的發展和歸宿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和選擇。

  先說西部的河東村。這裡有大量青年農民離開村莊﹐他們中大多數不會回到村莊﹐其中一些通過自己的努力已經在務工的城市安家﹐村莊成為中老年人留守的空間。河東村地處寧夏西海固貧困地區﹐其“空心村”的特點在東部和中部的農村中也非常典型。對於這類村莊﹐我們關心的問題是﹐如何讓它成為留守農民的家園﹖

  首先是大力推進進城農民工市民化建設。對於在城市有穩定工作和長久生計的農民工﹐要加快其市民化進程。

  其次是重建鄉土。第一要務仍然是扶助生產﹐鞏固小農經濟基礎。來自河東村的錢大爺老兩口﹐他們年過六十﹐已經完全退出了我們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但是他們種植了二三十畝地﹐還養了幾頭牛﹐正常情況下一年有三四萬元收入﹐能維持有尊嚴的生活。政府應該讓他們更好更輕鬆地進行生產﹐提供技術和制度上的支持﹐比如在農業科技供給和農產品收購等各個環節提供支持。隨著年齡增長﹐老人勞動能力會逐漸下降﹐但祗要針對小農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夠配套﹐他們可以維持很長的勞動周期。

  再次﹐就是適度改善生活設施和村莊環境﹐為中老年人生活在村莊提供便利。我們很難讓河東村這樣的村子趕上城市的發展水平﹐也很難在短期內就追趕上東部地區的農村﹐但我們要努力讓老人在這裡找到生活的意義﹐有玩的﹑有樂的﹐激發出社區的活力﹐這一點非常重要。

  上述幾個方面做得好﹐鄉村就會成為留守農民的家園。不過﹐使鄉村成為棄地的威脅也無時不在。其一是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實際上﹐在這三個村莊中﹐我們已經看到一些苗頭。在河東村及其周邊地區﹐外來資本建立了大規模的蔬菜基地﹐所種植的產品銷往廣東﹑香港等地﹐但所使用的勞動力基本都來自貴州和邊遠地區。儘管這還祗是一個開端﹐但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河東村幾千畝地的一半或更多被流轉﹐村民最後就失去了土地。另外一點是基礎設施的過度投資。河東村這樣的村莊某種意義上不是求大﹑求快速發展﹐而是讓一些人有生計﹐生活更有質量。這種情況下﹐我們一定要評估村民實際的需求﹐預估未來人口的需求﹐如果過度投入就會造成浪費。同時也要和生產的需求相配合。像河東村的老人很多從事自然農業﹐農場加上養殖業形成循環農業﹐如果某些基礎設施的興建使得村民沒有辦法養牲畜﹐可能就會打破這種循環。

  再說中部的店集村。它是位於淮河邊上的一個行政村﹐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就地城鎮化﹑農業﹑非農就業和集鎮居住結合的典範。

  店集案例讓我們看到﹐以集鎮為基地﹐半工半農乃至完全非農這樣一種生計和就地城鎮化結合的可能性。在店集﹐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青年人陸續去上海﹑溫州打工﹐從事建築﹑製造和服務業工作﹐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將家安在店集﹐他們依靠打工賺到的錢﹐在老家購買統一規劃建築的別墅。店集案例實際上為中國的城鎮化提供了一種選擇。我們需要推動農民工市民化﹐但這畢竟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由於受城市吸納能力和財政能力限制﹐僅僅將現有的兩億多農民工轉化為市民就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店集這樣的小集鎮通過自己的努力提供了一個將外出非農就業和就地集中居住結合在一起的選擇。

  對店集來說﹐它所面對的問題是什麼﹖主要是如何做到“安居樂業”。健全集鎮功能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是非常急迫的任務。店集有很多好的做法﹐但畢竟還有一些問題﹐比如下水道問題﹑垃圾處理問題﹐不是單個村莊可以解決的﹐由於不能及時轉運垃圾﹐清潔人員有時將垃圾傾倒在舊村的池塘﹐污染了水質﹐也污染了環境。再比如學校的建設。店集的很多中青年人常年在外務工﹐他們平時不在村莊居住﹐村莊更多是在扮演一個家屬區的角色﹐要想讓這些外出人員長久在村莊安家﹐解決好他們下一代的教育問題非常關鍵。

  東部的珠岙村是三個村莊中的領先者﹐也是幸運兒。改革開放初期﹐珠岙和其他地區的村莊一樣﹐也是先發生生產空間的轉移﹐但後來又慢慢把生產空間拉回到村莊裡來﹐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逐漸發展了童裝產業和閥門產業。但珠岙也有自己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讓村莊重新成為本地人的生活空間。我們今天看到的珠岙更多的是生產空間﹐村民們在這裡辦起了一個個小作坊﹐自己生產﹐或者將住房出租給外地人生產﹐自己則跑到溫州去買房。村莊仍然是村民重要的社會交往空間﹐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感非常強烈﹐他們在村莊吃分歲酒﹐玩龍燈。在公共民俗活動方面﹐三個村莊中珠岙是最發達的。但是他們的生活空間外移了﹐從長久來看﹐要想維持這樣的狀況並不容易。

  今天為什麼大量珠岙人離開了村莊﹖由於作坊和工廠大量集中在村民的住房中﹐工業排放和噪音不可避免地破壞了村莊環境。對於珠岙這類完全非農化的村莊﹐應探索建立配套的土地使用制度。試想﹐如果可以在村莊周邊建立工業園區﹐把作坊和工廠轉移到園區﹐然後利用集體建設用地甚至一些耕地﹐建造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供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居住﹐那麼﹐村莊的環境問題和秩序問題就可以得到很大改善。

  剛剛所講的三個村莊﹐從遺棄的空間到希望的空間﹐發展道路怎麼選擇﹑怎麼走﹐將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會給我們的社會治理帶來不同的壓力和挑戰。

  作者﹕盧暉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國務院參事室重點課題“中國社會變遷跟蹤研究”課題負責人)

  《光明日報》( 2019年01月10日 07版)

[責編﹕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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