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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鄉村成為有吸引力的家園

2019-01-10 02:50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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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參事室社會調查中心﹑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中國社會變遷跟蹤研究”課題組深入東﹑中﹑西部三個村莊﹐回望四十年農村變遷﹐探索鄉村建設的美好未來──

讓鄉村成為有吸引力的家園

  近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決定﹐將農村土地實行“三權分置”的制度法制化。農民與土地的關係再次引起關注。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的歷史﹐也是農民與土地的關係不斷變化的歷史。在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今天﹐農民與土地的關係呈現什麼狀態﹖不同發展階段的村莊有何不同﹖怎樣將鄉村建設成為有吸引力的生活家園﹖針對這一系列問題﹐國務院參事室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開展“中國社會變遷跟蹤研究”重點課題﹐自2014年起﹐分別在浙江省溫州市永嘉縣珠岙村﹑安徽省淮南市鳳臺縣店集村﹑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彭堡鄉河東村開展田野調查。

  2018年12月﹐在“改革開放中的農民與農村”研討會暨第二屆“費孝通田野調查獎”頒獎儀式上﹐“中國社會變遷跟蹤研究”課題組向社會發佈階段性課題成果《三個村的四十年》《四十人的四十年》。

  1.外出打工創收的人多了

  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王衛民介紹﹐珠岙村﹑店集村﹑河東村分別位於我國東﹑中﹑西部﹐發展呈現出梯度的特徵﹐從不同的原點出發﹐今天的發展水平也不同﹐但走過相似的路﹐經歷了相同的發展變化。“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最核心的內容是賦權﹐賦予勞動者自主經營的權利﹑遷徙的權利。”王衛民認為﹐農民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後﹐短時間內解決了吃飯問題。賦權﹑告別短缺﹑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是40年快速發展的基本脈絡。

  研討會上﹐“費孝通田野調查獎”二等獎得主﹑經濟日報社主任記者魏永剛更直接地用“進城”兩個字概括農民40年的主要變化﹐“不顧一切地走向城市是農民堅定的選擇”。

讓鄉村成為有吸引力的家園

安徽淮南市鳳臺縣店集村在新村集中建設的新居。光明圖片

  課題負責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臨進一步解釋﹐40年來“離土”的改革進程是農民生產﹑生活﹑社會交往高度重合的“三位一體”的空間逐漸撕裂的過程。農業農村原來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隨著相當數量的農民大部分時間在城市生活﹐其聯繫逐漸鬆動﹐出現了不同的形態。“原先我們說的是新農村建設﹐現在實施的是鄉村振興戰略﹐從提法上就可以看出變化。”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陳航英用數字說明農業生產在農戶家庭中日益邊緣化﹕“到2013年﹐農戶工資收入所佔比重(45.3%)已經超過家庭經營收入(42.6%)。”

  結合對三個村莊的調查可以看出﹐儘管開始的時間﹑持續時長不盡相同﹐但都有一個農民“離土”的過程。

  珠岙村在改革開放後經歷過短暫的人口外流﹐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逐漸發展了童裝產業和閥門產業﹐結束了人口的流出﹐但土地已不再種植莊稼﹐改為辦小規模﹑家庭作坊式的工廠。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店集村外出務工的人增多了﹐但規模不算大。到了90年代﹐農村改革帶來的政策效力已經釋放﹐店集村農業徘徊不前﹐因此有更多人選擇外出打工﹐村莊出現了土地拋荒現象﹐農民的工資性收入開始成為農戶家庭收入增長的主導因素。一直到21世紀初期﹐店集村出現大量舉家外出務工的現象﹐並不斷增多。

  河東村主要種植耐旱的馬鈴薯和玉米﹐靠天吃飯。1979年﹐河東村人均集體土地面積超過6畝﹐畝產祗有45斤﹐包產到戶後﹐糧食畝產和村民收入並未顯著增加。這裡的發展一直與國家的扶貧開發政策緊密相關﹐1983年起﹐國家實施“三西”專項計劃﹐但河東村發展依然緩慢﹐直到21世紀﹐國家進一步加大了扶貧投入﹐改善了基礎設施﹐農業技術的推廣應用提昇了河東村糧食產量﹐村裡的年輕人開始大量外出務工增加家庭收入。如今﹐河東村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勞動力長期外出務工﹐約佔全村總人口的一半﹐村裡大量房屋空置。

  2.“到老了還是想回到村裡”

  我國城鎮化正在快速推進﹐但仍有6.4億農村常住人口和2.7億農民工﹐農民還是最大的社會群體。

  溫州大學政法學院教授付翠蓮認為﹐近年來城鎮化進程的迅猛推進使傳統鄉村秩序受到很大衝擊﹐鄉村社會紐帶鬆弛﹐鄉村的凝聚力漸趨消失。課題組在對三個村莊村民的訪談中﹐可以看出﹐村民的生活和社會交往空間祗是部分轉移到了城市﹐養育下一代﹑成立家庭﹑後代撫養和教育等主要還在鄉村﹐村莊對於走出去的農民具有重要的社交意義﹐其情感寄託作用不可替代。

讓鄉村成為有吸引力的家園

安徽淮南市鳳臺縣店集村舊有房屋。光明圖片

  盧暉臨認為﹐如何在農民生產生活和社交空間分裂之後﹐根據村莊發展的不同程度因地制宜開啟新的整合是重要問題。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熊躍根談道﹕“生活設施的改善﹐再加上有一個產業的基礎﹐會吸引一部分人返鄉。”

  珠岙村的發展正是基於童裝產業。新中國成立初期﹐村莊人口400人左右﹐20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期﹐村莊人口增加到1000人。童裝產業發展至今﹐村莊人口已增加至1710人。現有的410家童裝企業﹐祗有四分之一的企業主是珠岙人﹐其他都是外村或外省人。來自貴州﹑江西﹑湖北﹑安徽等省份的近萬人在此就業。2011年外來人口數量最多時有1.2萬人。

  “珠岙村的發展程度確實超乎想象﹐很難說它不是鄉村﹐因為村民不是按照城市模式生活的。”參與調研的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張文軍表示﹐儘管很多村民在鎮上或溫州買房﹐村莊成為生產空間﹐但村民對於村莊的認同非常強烈﹐他們在村莊吃分歲酒﹑玩龍燈﹐在公共民俗方面﹐珠岙村是三個村莊中最發達的。

  這種對村莊的認同也體現在另外兩個村的村民身上。

  在店集村﹐免除農業稅和糧食直補的政策落實以後﹐部分外出務工的人回到家中。兩年後他們發現﹐種地的收入雖然有所增長﹐但還是不如外出務工的收入﹐越來越多的村民選擇外出務工。2002年﹐店集村土地拋荒嚴重﹐2006年﹐村裡有900多人常年在外務工﹐外出務工已經成為店集家庭收入增長的主要途徑。

  儘管如此﹐外出務工的村民大多數仍然把家安在店集村﹐更願意依靠打工賺到的錢﹐在老家購買統一規劃建築的別墅。“現在主要工作就是把‘空心村’協調好﹐整體移到縣裡規劃的新村﹐原先居住的地方先進行土地治理﹐土地養好之後再劃撥給原來的村民。”店集村黨總支書記朱振標說。

  店集村通過土地託管﹑代管的經營模式﹐發展合作社﹐加大農業機械化投入﹐使店集村的農業不再依靠青壯勞動力的投入﹐一些留守在家的老人﹑婦女祗要參加合作社﹐也能經營耕地。2011年﹐店集村緊抓安徽省“美好鄉村”建設項目﹐基礎設施已基本建成。人集中居住﹑土地集中耕種是店集村的現狀。

  與店集村相似﹐大多數河東村外出務工經商者在訪談中都表示﹐祗是將城市視為一個生存賺錢的地方﹐“到老了還是想回村裡去”。多數村民在城裡的人際交往﹐仍局限於村裡熟人的人際網絡。他們大多把自家的地流轉出去﹐房屋也會修繕或重蓋。

  “早期的農民工是農業內卷化造成的剩餘勞動力﹐投入勞動越多﹐農業產出卻不能更多﹐勞動力處在高度剩餘的狀態。而中後期各種類型的農民大量外出打工﹐是由於農村生產﹑生活﹑教育等方面都捲入了市場經濟﹐打工成了最有效和最快速的創收方式。”《三個村的四十年》中寫道。

  3.因地制宜應對新變化

  盧暉臨認為生產生活和社交功能在絕大多數村莊都發生了分離﹐“大的趨勢是人口繼續向城市流動﹐但鄉村對於散出去的人來說是根﹐維繫著他們的情感和身份認同。因地制宜應對新的變化﹐讓鄉村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作用﹐會讓現代化進程走得平穩一點”。

讓鄉村成為有吸引力的家園

浙江溫州市永嘉縣珠岙村2015年村貌。光明圖片

  儘管珠岙村是溫州童裝第一村﹐“但這個行業本身是薄利多銷的﹐可替代性強﹐網購興起以後也並沒有帶來多大改善。2011年﹐童裝產業開始萎縮。現在我們在努力進行規模化生產。”永嘉縣委宣傳部外宣辦工作人員池張成介紹。

  珠岙村還面臨如何讓村莊重新成為本地人生活空間的問題。由於作坊和工廠大量集中在村民的住房裡﹐工業排放和噪聲不可避免地破壞了村莊環境。從2011年以來一直擔任村支書的余章龍說起村莊以後的發展﹐首先考慮的就是環境治理和治安問題﹐“外來人口很多﹐本村人想把他們帶進自己的文化生活裡﹐一起跳跳舞﹑打打球。”

  對於店集村來說生產空間已經部分外移﹐但是村民仍然願意在這裡安家。朱振標思考更多的是﹐怎麼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讓外出務工者的下一代在本村能接受較好的教育﹐健全村民所需要的基礎設施。

  在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河東村﹐已有企業在村裡流轉土地﹐現代農業開始出現﹐務工機會的增加和收入增多也使得村民開始擺脫貧困。“但也應看到﹐在河東村及其周邊地區建立了大規模的蔬菜基地﹐由於本地人力成本高﹐公司多是從江西﹑雲南等地僱人來種﹐並沒有給當地農民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盧暉臨指出﹐在中青年外出務工人員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何讓留守在村莊的人能從事力所能及的農務﹐是河東村的當務之急。

  儘管分佈於我國東﹑中﹑西部的三個村都面臨亟須解決的難題﹐但不可否認40年裡它們都發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對這三個村來說﹐這40年走過的路﹐比他們前輩走過的所有的路都要長。”王衛民總結﹐“不管有多少困難﹐與40年前相比﹐我們解決問題的條件和能力都有了質的提高。”

  (光明日報記者 陳慧娟)

  《光明日報》( 2019年01月10日 07版)

[責編﹕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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