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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身為一葉無輕重 願將一生獻宏謀

2019-01-17 03:20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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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思】   

  光明日報記者 陳海波 齊芳

  1月16日﹐著名核物理學家﹑我國核武器事業重要奠基人于敏院士﹐在北京因病去世。據瞭解﹐于敏院士已經病了許久﹐一直住在醫院﹐此前曾下過幾次病危通知。這一次﹐他最終還是離開了我們。

  “國之棟樑”“共和國的英雄”“中國人的脊梁”……網友們在緬懷與致敬裡﹐又一次回顧起這位科學家默默無聞而又轟轟烈烈的一生。于敏﹐這個曾經被秘密封存了28年的名字﹐如今成了某種精神的代名詞。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這是于敏院士生前的一次自白。但在今天﹐當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再次提起這個名字時﹐它成了一個永垂不朽的豐碑。

  驚聞于敏院士逝世﹐與其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員杜祥琬院士悲痛萬分。但在悲痛之中﹐他表達了一種希望﹕“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種共性﹐他們有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這種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這種精神能夠不斷傳承下去。”

于敏﹕身為一葉無輕重 願將一生獻宏謀

于敏在工作中(1980年攝)。新華社發

  1.“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于敏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淪陷區度過的﹐他曾說“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我留下深刻的慘痛的印象”。此後﹐于敏考取北京大學﹐並於1949年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1951年研究生畢業後﹐被我國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看中﹐進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現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工作﹐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于敏在原子核理論研究中不斷取得突破﹐但在1961年1月的某一天﹐他的理論研究要暫停了。這一天﹐錢三強找于敏談話﹐讓他作為副組長領導“輕核理論組”﹐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于敏的第一反應是不解﹐因為他喜歡做基礎理論研究﹐自認為不適宜從事研製氫彈這種大系統科學工程。而且﹐他的原子核理論研究正處於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關鍵時期。不過﹐于敏沒有猶豫﹐因為他的腦海裡很快就回想起了那段“亡國奴的屈辱生活”。

  “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于敏後來解釋。

  當時﹐年幼的新中國正遭受核訛詐﹑核威懾﹐美國等核大國多次威脅使用核武器來打擊中國。20世紀50年代﹐美國成功研製世界上第一顆氫彈﹐其威力相當於1945年在日本廣島爆炸的原子彈的數百倍。更大的威力﹐意味著更大的核威脅。中國要反氫彈﹐必須得有自己的氫彈。

  “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而嚴肅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這是于敏當時的心境。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自此開始隱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中國的核武器科技事業。

  2.“搞這麼高級的秘密工作”

  國際上的戰略核武器都是氫彈﹐氫彈的設計遠比原子彈複雜﹐而且核大國對氫彈技術絕對保密。對於于敏而言﹐不能指望有任何依靠。

  于敏帶領三十多名青年科研人員組成的氫彈預研小組﹐從基本物理學原理出發﹐憑藉一張桌子﹑一把計算尺﹑一塊黑板﹑一臺簡易的104型電子管計算機和自強不息的信念﹐經過四年的不懈努力﹐不僅解決了大量基礎課題研究問題﹐而且還探索出設計氫彈的途徑﹐編制了計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關模型﹐為氫彈原理探索奠定了堅實基礎。

  為了加快氫彈研製速度﹐1965年9月﹐于敏帶領一批年輕人前往上海利用華東計算所J501計算機對加強型原子彈模型進行優化計算。在上海的“百日會戰”裡﹐于敏帶領同事們發現了熱核材料充分燃燒的本質和關鍵所在﹐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到結構基本完整的中國氫彈理論設計方案。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了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

  試驗成功的那一刻﹐于敏並沒有在現場﹐而是守候在北京的電話旁。勝利的消息傳來﹐于敏很平靜﹐“回去就睡覺了﹐睡得很踏實”。

  從突破原子彈到突破氫彈﹐美國用時7年3個月﹐蘇聯為6年3個月﹐英國為4年7個月﹐法國為8年6個月﹐而我國僅用了2年8個月。“中國閃電般的進步﹐神話般不可思議。”西方科學家評論。

  突破氫彈後﹐于敏帶領團隊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彈技術﹐為我國核武器發展戰略和國防高技術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當于敏的工作解密後﹐他的妻子才恍然大悟﹕“沒想到老於是搞這麼高級的秘密工作。”

  3.“氫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

  數十年默默無聞﹐于敏卻怡然自得。他喜歡諸葛亮﹐喜歡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更是將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奉為圭臬。這個內向又安靜的科學家﹐對“寧靜”有著自己的理解﹕“所謂寧靜﹐對一個科學家而言﹐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格的科學精神。”

  于敏始終守著一片“寧靜”﹐大聲說出自己的良知。他曾在“文革”期間遭受錯誤批判﹐“如果我說假話﹐我可以輕鬆過關﹐但我經受不了歷史和真理的考驗。”

  與于敏深交並共事30餘年的鄧稼先曾說﹕“于敏是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持真理﹐從不說假話。”因此﹐遇到爭論﹐鄧稼先常會說﹕“我相信老于的。”

  這份“寧靜”﹐讓于敏的身影顯得更偉岸。當國家授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時﹐于敏說這是集體的功勞。當人們把“氫彈之父”的稱號送給他時﹐他直言這種稱呼不科學﹕“核武器的研製是集科學﹑技術﹑工程於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我祗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

  于敏未曾出國留學﹐自言是“道地的國產”。但他對自己的學生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開闊視野。因此﹐他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但有一個條件──“開過眼界後就回國作貢獻”。

  于敏曾對身邊人說﹐不要計較有名無名﹐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正如他73歲那年在一首題為《抒懷》的七言律詩中想表達的那樣﹐即使“身為一葉無輕重”﹐也要“願將一生獻宏謀”。

  這種胸懷與情懷﹐怎能不讓人欽佩。周光召院士稱他“畢生奉獻﹑學界楷模”﹐陳能寬院士稱他“敬業奉獻﹑風高范遠”。

  此刻﹐當我們再次回顧于敏為國家“獻宏謀”的一生﹐再好的辭藻也無法完全道出這個名字背後的意義。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謝謝您﹐佑我中華﹗

  《光明日報》( 2019年01月17日 08版)

[責編﹕孫宗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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