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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覽物之情”說起

2019-02-11 05:45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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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勝高(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滕子京于康定元年(1040)任慶州知州﹐因在任上被指控浪費公使錢十六萬貫﹐于慶歷四年(1044)春貶岳州巴陵郡。他通過向民間欠錢不還者討債﹐得錢一萬緡﹐修建岳陽樓﹐遂繪《洞庭秋晚圖》﹐請范仲淹作記。

  《岳陽樓記》開篇敘重修岳陽樓之事﹐隨即言洞庭湖為水運要道﹕“遷客騷人﹐多會與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以之為行文脈絡。遷客為人生不得意者﹐騷人為幽怨敏感者﹐這兩種人觀看洞庭湖的景色﹐會因為陰風怒號而滿目蕭然﹐會因為其春和景明而喜氣洋洋。范仲淹分列兩段描寫兩種境遇下的情感體驗﹐將之視為常人的“覽物之情”。他轉筆寫道﹕“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看來﹐古仁人的心境﹐與遷客﹑騷人完全不同﹐不會因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輕易改變自己的心境﹐關鍵在於能夠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和韓琦聯手推動改革﹐卻沒有得到朝臣們的支持。范仲淹離京視察河東與陝西﹐暫避謗毀。慶歷五年(1045)初﹐宋仁宗撤銷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貶為鄧州知州﹐意味著慶歷新政的失敗。當年九月﹐范仲淹作《岳陽樓記》。

  范公偁《過庭錄》載﹕“滕子京負大才﹐為眾忌疾﹐自慶陽帥謫巴陵﹐憤郁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范仲淹在自己也被貶官的背景下﹐勉勵滕子京不要以貶謫為意﹐而應忠於職守﹐報效國家﹔也藉此辨明個人心志﹐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作為一個剛被貶官的前參知政事﹐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言的“淫雨霏霏”與“春和景明”﹐並不單純是指自然界的天氣﹐而是隱喻著對人生際遇的理解﹕陰風怒號時的人生蹉跎﹐一般人會感極而悲﹔波瀾不驚時的事業平順﹐一般人會心曠神怡。但對胸懷天下﹑憂國憂民者而言﹐他們不會因為個人的榮辱得失而情緒化﹐這是因為其格局寬大﹐不以個人得失為意。

  《岳陽樓記》結尾處的“微斯人﹐吾誰與歸”﹐既是范仲淹的心志抒寫﹐也是其情感的流露。他感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者太少﹐“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太少﹐以致自己缺少同道﹕他極力推動的利國利民的改革﹐卻因朝臣的反對和毀謗﹐無疾而終。《岳陽樓記》結尾的情志抒寫﹐不僅是為岳陽樓作記﹐也是范仲淹表明心志的人格寫照﹐宋仁宗閱讀後慨然稱頌。此文成為散文典範﹐既在於其文筆優美﹐更在於其中蘊含的深厚的思想內涵﹐尤其是由“覽物”而引發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觸及了中國哲學的“格物”認知。

  人與物的關係﹐是中國哲學思考的主要命題﹐其要義在于思考人如何對待外部事物。《荀子‧勸學篇》言君子之所以遠遠超過其他人﹐在於其能夠善假于物﹕“君子性非異也﹐善假于物也。”君子之所以超越一般的人﹐在於其能夠通過學習﹐熟悉﹑理解和利用外物﹐最終掌握外部世界。

  物﹐是人自身之外的客觀存在﹐是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自然世界﹐包括金錢﹑物品﹑職位﹑名利等。儒家認為﹐人生的終極意義﹐是要取得現實的實現﹐因而把立德﹑立功﹑立言作為人生至高追求。對一般人而言﹐要通過修身養性﹐養成道德人格﹐成長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為立身。這就需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來瞭解﹑認識外物﹐來理解﹑參與世界﹐這就是假于物。人類通過學習而假于物﹐目的在於獲得人的自由與發展。故《荀子‧修身》又言﹕“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認為人類利用萬事萬物來改造世界﹐祗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道家看來﹐人的終極意義是獲得精神的逍遙﹐那就要擺脫對物的依賴。《莊子‧逍遙游》中討論人祗有無待于物﹐即不需要任何外部條件作為依托時﹐才能實現精神自由。無論是碩大無比的鯤鵬﹐還是時控于地的蜩和學鳩﹐其不能實現逍遙﹐在於它們都需要外部條件來滿足自己。那些“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看起來獲得了現實中的成功﹐要比一般人逍遙﹐但在“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的宋榮子看來﹐他們也沒有實現精神自由﹐就在於這種逍遙是“有待”的﹐也需要特定的外部條件。祗有達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境界﹐徹底擺脫了對功名依賴﹑甚至對自我的重視﹐人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逍遙。

  儒家站在社會秩序中觀察人與物的關係﹐認為人要善假于物﹔道家站在自然世界中觀察人與物的關係﹐認為人要無待于物。要假于物﹐便要分清物的事理與本末﹐這是“格物”意識的來源﹔無待于物﹐便要放棄對物的依賴﹐不必聚焦于物的區分﹐這是“齊物”觀念的基礎。《荀子》《莊子》在建構學說時﹐不約而同將“人如何看待外物”作為立論的基礎﹐可見人與物的關係﹐是早期思想家建構學理的基礎命題。

  《大學》是儒家學說的入門讀物﹐言人如何從小我走向大我﹐其中列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作為實現內聖外王的路徑。“格物”是內聖的起點﹐也是外王的基點。《大學》並沒有對“格物”進行解釋﹐後代學者便莫衷一是。如鄭玄訓“格”為“來”﹐認為人善則來善物﹐人惡則來惡物。李翱言“格物”為“來物”﹐認為物入于心而不滯﹐卓然自明。後來二程及朱熹認為“格物”便是“窮盡事物之理”﹐視“格物”為人對外部世界的理解。陸九淵“心即理”的認知﹐則消解了“格物窮理”的含義﹕既然“吾心便是宇宙”﹐心外無理﹐心外便無物﹐“格物”實際是對自己內心的體認。由此﹐“格物”便成為哲學史上的懸解。

  范仲淹作《岳陽樓記》時﹐“格物”之義尚沒有得到宋儒的闡釋﹐鄭玄﹑李翱的解釋顯然不合文意。司馬光認為格物祗是“捍御外物”﹐既缺乏訓詁的支撐﹐也缺少學理的闡釋。范仲淹以“覽物之情”作為行文脈絡﹐讚美“古仁人”之所以超越“遷客騷人”﹐在於其不因為自己獲得什麼而欣喜﹐也不會因為自己失去什麼而傷悲﹐言外之意﹐人祗有不被外物所困﹐才能保持恆定的心境﹐更接近于“格物”關注於人與物關係的原初含義。

  宋學有兩端﹐一重革新政令﹐二重創通經義。朱熹《伊洛淵源錄》認為范仲淹是對宋學有漸的人物。其既提攜了宋初三先生﹐又曾傳授張載《中庸》﹐足見其對經義有深刻理解。但他留意于革新弊政﹐並未著力于經義闡釋。歐陽修在《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並序》中說﹕“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對外在貧富與毀譽的不動于心﹐正是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態的寫照。范仲淹將“格物”認知落實到自己的行為中﹐體現了宋儒“明體達用”的學術旨趣﹐踐行著“知行合一”的修身傳統。

  張岱年先生認為“格物”之義﹐在於衡量事物的本末先後。衡量事物本末先後﹐最關鍵之處在於人與物孰先孰後﹑孰重孰輕。就知識而言﹐人要理解外部事物﹐便要“假于物”﹔就修養而言﹐要處理好人與物的關係﹐就要“役物而不役于物”﹐甚至“無待于物”。范仲淹對人與物關係的理解﹐明確了人藉助外物實現對外部世界的駕馭﹐方能獲取身心自由﹐而不是讓外物成為自己的枷鎖或負累﹐可以視為宋儒對“格物”理解的一環。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以“覽物之情”為敘述脈絡﹐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規勸滕子京保持好心態。“格物”原初意義是如何處理人與物的關係﹐為《大學》八條目之首﹐是中國學術的內在學理。范仲淹對這一觀念的體認與踐行﹐引導了宋學明體達用的風氣。

  《光明日報》( 2019年02月11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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