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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古國興衰與環境變遷的考察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3-23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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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古國興衰與環境變遷的考察

演講人﹕王炳華 演講地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演講時間﹕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樓蘭的興衰

  《史記》《漢書》中記述過西域有小國“樓蘭”“鄯善”﹐語焉不詳。隨歷史長河流瀉﹐時過境遷﹐至二十世紀初﹐除了少數專事西域研究者外﹐中外史學界﹐對地處偏僻的新疆﹐對新疆沙漠中這些短暫顯示光輝的綠洲城邦﹐已少見關注。

樓蘭古國興衰與環境變遷的考察

  王炳華 1935年生﹐曾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2018年邀訪學者。著有《絲綢之路考古研究》《吐魯番的古代文明》等。

  真正使樓蘭﹑鄯善進入國內外學術界視野﹐是在二十世紀帷幕初揭的1901年。這一年﹐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發現了樓蘭古城廢墟﹐並在樓蘭古城內發現了20多件記有“樓蘭”字樣的漢文﹑佉盧文木簡及紙質文書。1906年12月﹐A.斯坦因在充分準備之下﹐進入羅布淖爾荒原及樓蘭古城。他僱用數十名農工﹐在樓蘭挖掘了十一天﹐獲取大量文物。繼後又在米蘭佛寺中發現﹑挖掘及帶走了有翼天使畫像。

樓蘭古國興衰與環境變遷的考察

樓蘭故城西域長史府故址。資料圖片

  20世紀30年代前﹐西方學者在羅布淖爾荒原﹑樓蘭等地的考古﹐對相關遺存造成了巨大劫難。但在西域歷史文化研究上﹐也取得十分重要的收穫﹐有其貢獻。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清楚揭明﹕中亞腹地沙漠深處的這些古代遺存﹐如其中西亞藝術風格的繪畫﹑雕塑﹐佉盧文木牘及其封泥上的希臘神像﹑貴霜錢幣﹑佛寺中的有翼天使像﹑波斯風格的玻璃器殘片等。清楚顯示了來自古代波斯﹑中亞希臘化城邦的文明信息﹐它們與大量漢文簡紙﹑絲綢﹑漆器﹑銅鏡﹑五銖錢一道﹐呈現了黃河流域古代文明與亞洲西部大地文明交相輝映的景象﹐而這一點﹐正是亞洲內陸腹地古代文明最基本的一個特徵。無疑﹐這為中亞古代文明研究﹐投射了一束光明。

樓蘭古國興衰與環境變遷的考察

公元四世紀西域長史府棄守後留下的遺跡。資料圖片

  對羅布淖爾荒原﹑樓蘭古城等重要遺址展開進一步考古﹐時在近50年後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至於今﹐對這片地區的工作﹐包括文物普查﹑遺址保護﹑搶救性發掘等﹐未稍停息﹐獲得了重要的﹑遠遠超過既往的文化成果。就我個人而言﹐自1979年銜命步入羅布淖爾﹐至2005年自樓蘭東走敦煌。26年中﹐因責在新疆考古﹐八次進入羅布淖爾荒原﹐時間最長者達一個月以上。

樓蘭古國興衰與環境變遷的考察

2005年﹐演講者(中)與馮其庸(右一)等考察樓蘭故城。資料圖片

  近30多年來的羅布淖爾考古﹐結合20世紀80年代以來﹐沙漠﹑地理﹑水文﹑氣象﹑動植物學等自然科學工作者﹐對這片地區多次綜合考察所取得的成果﹐促使歷史考古學者深刻思考一個問題﹕並不太長的一千五﹑六百年間﹐曾是絲綢之路要隘的羅布淖爾大地﹑樓蘭綠洲﹐怎麼就迅速化為了一片沒有生命的荒原﹖煙波浩渺的羅布淖爾湖﹐為什麼會成了滴水不存的鹽漠荒灘﹖古代人類生存﹑發展與自然環境變化﹐存在怎樣的關聯﹖認真剖析樓蘭綠洲從興盛走向絕滅的過程﹐全面檢視人類社會活動與比較脆弱的生態環境間的關係﹐吸取一切可能吸取的歷史教訓﹐應該是今天日益重視環保的我們需要提上日程的研究課題。

  樓蘭的地理與氣候

  青銅時代即已滿溢生命活力的孔雀河綠洲﹐公元前2世紀﹐成為溝通亞歐交通路線上的樞紐﹐其中心城市樓蘭﹐舉止動靜﹐都會使西域大地﹑河西走廊受到影響。這裡雖是雅丹叢集﹐戈壁﹑沙漠縱橫﹐交通相當困難的一片土地﹐卻隨時隨處﹐都能感受到東方長安﹑西部貴霜﹑西南亞波斯的政治﹑經濟﹑文化信息﹐感受到它們點點變化投射下的影響。而到公元4世紀30年代以後﹐樓蘭卻突然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出﹐更慢慢化為荒漠﹑廢墟﹐成為今天沒有生命氣息的死域。而與樓蘭的消失﹑死滅相呼應﹐傍樓蘭而居﹑曾煙波浩渺的羅布淖爾湖﹐也成了今天一望無際的鹽漠﹑鹽灘。

  在具體展開歷史﹑考古分析前﹐我們首先需要關注這片土地上幾個最基本的事實。

  第一﹐從上新世末期到更新世初﹐歐亞大陸再次發生強烈的地殼運動﹐青藏高原大幅抬升﹐印度洋的西南季風(其運行高度祗有3500米)﹐再無可能越過青藏高原進入新疆塔里木盆地。加上盆地東﹑西﹑北面也有高山隔阻﹐太平洋﹑大西洋濕潤氣流也無法進入﹐導致盆地內很難形成降水。因此﹐在地質年代的上新世末更新世初﹐塔里木盆地乾旱氣候即已形成。極少降水﹑冷熱變化劇烈﹑風沙活動頻繁。

  地質地理學家們在羅布淖爾荒原臺特馬湖以南﹑羅布淖爾湖盆中心曾分別鑽井﹐通過孢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去今兩萬年以來(即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古代植物與現代植物種類﹑群落基本一致﹐不見喜溫的蕨類植物孢子﹐而以耐旱﹑耐鹽的麻黃﹑藜﹑篙含量為多﹐最高可達孢粉的98.2%。這說明﹐這一時期的羅布淖爾地區已經是明顯的乾旱氣候環境。

  第二﹐羅布淖爾地區地勢低凹﹐是塔里木盆地內眾多河流的匯聚中心﹐古代曾是水之澤國﹐羅布淖爾湖最大面積曾達兩萬平方公里。清朝末年﹐仍達2000多平方公里。塔里木河﹑孔雀河﹑車爾臣河等是其主要補給源﹐歷史上入湖水量曾經盛大﹐隨歷史進展而入湖水量日愈減少﹐終至斷流。

  以羅布淖爾荒原最大水補給源塔里木河為例。關於塔里木河水量﹐歷史上沒有精確測量﹑統計資料。徐松《西域水道記》(成書于1823年)描寫“塔里木河﹐河水汪洋東逝﹐兩岸曠邈彌望”﹐可以想象水勢盛大之情形。

  20世紀50年代﹐據塔里木河主要支流和田河﹑葉爾羌河﹑克孜爾河﹑阿克蘇河匯流處的阿拉爾水文站統計﹐塔里木河年流量為56.2億方﹐因為上游用水量增加了17.1%﹐至1994年﹐下洩流量祗有39.4億方。上﹑中游用水量﹐至20世紀90年代﹐已超過塔里木河總水量的90%。塔里木河下游﹐已出現了用水危機﹐阿拉干﹑羅布莊出現了乾涸無水情況。

  這類情形﹐成書于1910年《新疆圖志》﹐就記載過類似感受﹕“塔里木河下游羅布莊各屯﹐當播種時﹐上游庫車以西﹐城邑遏流入渠﹐河水淺涸﹐難於灌溉。至秋始洩水入河﹐又苦泛濫。”河的下游﹐播種需水季節﹐不能保證灌溉﹐秋收不再用水之季﹐水則大流至達泛濫。

  樓蘭古城所在﹐主要補給源是孔雀河。孔雀河﹐1921年塔里木河沖決輪臺大壩﹐經拉因河入孔雀河﹐水勢一度盛大。1952年﹐在拉因河上筑壩﹐河水重歸塔里木故道﹐入臺特馬湖。孔雀河出鐵門關後﹐主要灌溉了庫爾勒﹑尉犁綠洲﹐上世紀50年代後﹐庫爾勒﹑尉犁農業不斷擴大﹐孔雀河下洩水量趨少。

  分析樓蘭興廢﹑羅布淖爾變遷﹐之所以引述了兩大段相關氣候﹑水文研究資料﹐就在于思索﹐在這一地區的人類活動﹐既深受環境制約﹐又可影響環境﹐彼此不能分割。分析這片大地之上﹐歷史長河中的古代綠洲﹑城鎮的興廢﹑發展﹐我們必須重視這一基本原則。

  從氣候角度觀察﹐自兩萬年前至今﹐這片大地就是一個十分嚴酷的自然地理環境。從乾旱地區農業經營特點分析﹐人類所在綠洲﹐其興衰﹑變化﹐與水關係至密。而水的變化﹐不只在於冰川雪水減少﹐也在於全流域中水的再分配﹑使用﹐這都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人類有組織的生產﹐導致水在不斷重新分配中。水從此處分配到彼處﹐可能就會帶來一片舊綠洲的毀滅﹐以及一片新綠洲的興盛。

  在古代﹐這片地區人類居民人口稀少之時﹐羅布淖爾荒漠﹑孔雀河水系內﹐曾也是人類理想的生存空間。自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至四千年前的青銅時代﹐乃至西漢﹐可以說都是這一種宜居生存格局﹕當地水足﹑草豐﹑林木茂盛﹐可漁可牧﹐當地居民可以充分發展農業生產。考察該地區的青銅時代古墓溝墓地﹐一個聚落的人口才祗有43人﹔作為孔雀河中下游最重要的一處墓地──小河﹐前後持續數百年之久﹐而其當地的全部墓葬﹐加起來也祗有300多座(共發掘167座﹐加上被破壞者150多座)﹐考慮到一人一墓﹐從墓地角度來透視當地數百年間的聚落人口﹐也是不多的。這種情況一直到西漢時代﹐據《漢書‧西域傳》粗略統計﹐當時西域各綠洲王國人口﹐總共也不過20多萬人。如此廣闊的空間﹑充沛的水源﹑稀少的人口﹐生存狀況自然是可以無憂無慮的。兩漢時期﹐漢王朝政府可以從容在這片地區駐軍﹑在地曠人稀處屯田﹐保障過往使節﹑商旅來去﹐也充分證明﹐當時的這片綠洲﹐還可以接納更多的人類活動。

  樓蘭廢棄原因的猜想

  由於樓蘭城內出土大量漢文簡牘﹐均止于公元4世紀30年代。一般都同意作為西域政治中心──樓蘭綠洲城邦的隕落﹐就應該發生在這一時段之中。

  關於樓蘭城廢棄的原因﹐有多種觀點。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們﹐各有自己的視角。但任何一個重大的社會變化現象﹐都不會是個別因素作用的結果﹐而必須從多個角度綜合剖析﹐方可望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前蘇聯地質學家西尼村在20世紀50年代考察過羅布淖爾地區後﹐發表了《亞洲中部氣候變遷的大地構造因素》﹐提出羅布泊地區“吹蝕作用的加強﹐沙漠面積的擴大﹐河水水量的減少﹐植物的衰亡及人類與動物生存條件的惡化”﹐是所有變異的根本點。美國學者亨廷頓(Huntington)和特林克列爾(E.Trinkler)持有相同的觀點。在分析樓蘭綠洲廢棄時﹐他們的表述更加直接﹑具體﹐這就是說﹕“關於樓蘭城及其周圍遺址廢棄原因……河道變遷可能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樓蘭故城的廢棄時間﹐基本上就是孔雀河下游改道斷流時間”。

  其實﹐從前述鑽井孢粉分析﹑羅布淖爾地區已獲文物﹑考古資料﹑先秦時期以來的相關記錄﹐都可以看出自去今兩萬年以來﹐這片地區就一直是一個乾旱的環境。這一過程中﹐或有短時期的降水變化﹐風沙活動異常﹐局部地區生態的改變﹐但都是一個大的乾旱環境下﹐有限地區﹑有限時段的變化﹐並不存在持續﹑不斷變乾的情形。乾旱環境﹐是地質年代就已存在的現實。青銅時代的羅布淖爾人﹐面對的就是一個特別乾燥的環境﹐這一時段的古尸屢次被發現﹐就是生動說明。人口增加﹐農業發展﹐綠洲擴大﹐大概恆定的冰川融雪水﹐在人口稀少時﹐可以滿足人類及其生存環境的需要﹐而在人口大增後﹐自然流淌的水系﹐就在不斷地蓄水﹑引水﹑灌水工程中﹐變得不再能自然流淌﹔局部﹐尤其是河流下游缺水﹑無水﹐就會成為不可避免的結局。這時﹐曾有的綠洲就可能變成荒漠。

  在具體分析樓蘭古城興廢時﹐除了要關注上述基本的﹑雖處在變化中但卻是早就存在的乾旱環境因素外﹐絕不可以忽略樓蘭古城命運變化時它曾經面對的社會政治形勢。

  公元4世紀初﹐晉朝統治趨於崩毀。中原大亂﹐士民西走﹐日月相繼。統治河西走廊有年的張氏家族軍政勢力膨脹。公元314年﹐晉封張實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西域諸國悉在其統治之下。公元323年﹐更受封為“涼王”“西域大都護”。公元324年﹐前涼王張駿擊敗趙貞。公元327年﹐前涼在吐魯番地區設置高昌郡。公元335年﹐張駿派軍擊降焉耆﹐焉耆﹑車師前部﹑于闐﹑鄯善都入貢于前涼。河西﹑西域悉入前涼版圖。公元4世紀30年代﹐當地的形勢如是劇烈變化﹐直接影響之一﹐是自河西走廊進入西域的交通線路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

  前涼張氏集團攻高昌﹑降焉耆﹑控制鄯善﹑于闐﹐目的同樣是控制絲綢之路新疆段﹐以獲取絲路貿易利益。當樓蘭﹑吐魯番﹑焉耆均已入其直接控制之下時﹐立即會面對一個具體問題﹐這就是﹕由河西走廊進入塔里木盆地﹐是一仍其舊從敦煌入樓蘭﹐沿孔雀河西走焉耆﹔還是由河西走廊入高昌﹑車師﹐進入焉耆﹖前一條路﹐是漢代以來的傳統老路﹐但沿途戈壁﹑沙漠﹑雅丹﹐缺水少草﹐交通補給不易﹔後者則路途比較平坦﹐綠洲聚落相繼﹐路況﹑供應較之樓蘭道﹐要平順得多。

  為拓展絲路貿易計﹐前涼的抉擇是變易交通路線﹐開拓自高昌入焉耆的新途。因此﹐在平定趙貞後﹐立即在吐魯番綠洲內設高昌郡﹐軍政重心移置高昌後﹐原踞樓蘭的西域長史府自然撤守。河西走廊過樓蘭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線﹐轉移成經過高昌西行。樓蘭在絲路上曾經的重要政治﹑經濟地位﹐自此不復存在。從這個角度來說﹐樓蘭之興﹑衰﹐其核心因素是在其絲綢之路衝要地位的起與落。樓蘭名城﹐成﹑興在交通﹐衰﹑廢也在交通。

  由於西域長史府不居樓蘭﹐與絲路交通密切關聯的屯田﹑農業生產中心向他處轉移﹐結果就是當地有組織的﹑嚴密而強大有力的灌溉系統罷廢﹐館驛﹑傳置等與絲路相關接待﹑通信聯絡設置也被撤銷﹐這些會使樓蘭綠洲很快從繁榮﹑興盛轉化為衰頹﹑冷落。這種衰頹﹐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生活現實。而隨著樓蘭在這一時期的逐漸沉落﹐高昌的中心地位冉冉昇起。後來的高昌王國﹑隋唐時期盛極一時的西州文明﹐都是與此有密切關聯的。

  目前的考古及文獻證據﹐也能夠顯示﹐古代樓蘭綠洲的衰落﹐實際也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

  在東晉十六國﹑南北朝以後﹐一些考古資料表明﹐經過孔雀河綠洲的交通路線﹐偶爾還有商旅在走動。1980年﹐新疆考古所考古隊在羅布淖爾湖東北一處山梁上﹐發現唐代錢幣“開元通寶”970多枚﹐距離出土古錢不遠處的山坡上﹐還有一條古道痕跡。這是一條灰黃色的土路﹐在當地深色礫石地貌夾峙之下﹐相當明顯。近千枚古錢被遺棄在路邊﹐直到20世紀被考古人員發現﹐這一事實本身﹐既表明到了唐代﹐這條道路上還有商旅活動﹐還可以通行﹔同時也表明﹐在這條路上來去的行旅﹐確又是十分稀少﹐這才讓古錢留存到今天。

  到了唐代﹐這條路線還可以通行﹐還有歷史文獻的證據。歷史文獻記載﹐公元7世紀中踞于吐魯番盆地的高昌王國﹐在西突厥支持下﹐一度遏阻絲路交通﹐重稅盤剝。焉耆王國就此曾建議李世民﹐重開經過樓蘭綠洲的“磧路”﹐撇開高昌。此舉必然會傷害高昌﹑西突厥的經濟﹑政治利益﹐結果引發了公元639年高昌與西突厥處月﹑處密部聯兵攻擊焉耆﹐陷焉耆五城﹑大掠居民的事件。這一事件表明﹐一旦有需要﹐經過樓蘭西行入焉耆的“磧路”﹐重新啟動還是存在可能的。這同時也說明﹐至少到了唐代﹐孔雀河下游並沒有斷流﹐如果已斷流﹐必然無水無草﹐也就不存在交通的可能性。

  在極度乾旱地區﹐不論自然綠洲﹐還是人工綠洲﹐其生命是脆弱的。改變其生存狀態﹐導致其興衰﹐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人﹐是人類社會有組織的力量。樓蘭古城﹐孔雀河尾閭三角洲的興盛﹑衰廢﹐十分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認清這一過程﹐不僅可以幫助分析古代文明﹑古代城鎮的歷史發展軌跡﹐尤其可以吸收到歷史的教訓﹕人類文明的興衰﹐關鍵的因素﹐實際還是在於人類自身﹐在於人類如何對待自然﹑對待社會。這才是最根本﹑最要緊的。

  其他幾個相關問題

  一百多年來的樓蘭考古﹐提出了許多需要關注的問題。在此僅試舉幾例。

  其一﹐與樓蘭故址所在密切關聯﹐有一個扜泥﹑伊循問題。扜泥是鄯善王國的都城﹐從文獻記載來看﹐《漢書‧鄯善傳》中明確提道﹕“當漢道沖﹐而通且末七百二十里”﹐這一地理位置﹐祗能與若羌綠洲相當。黃文弼先生20世紀50年代﹐在今若羌縣城南6至7公里處﹐曾獲見“且爾乞都克”古城﹐周720米﹐黃氏判其為扜泥故址所在。但今天已難覓其蹤。

  同在《漢書‧鄯善傳》中﹐提到鄯善“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漢王朝曾應尉屠耆之請﹐在伊循屯田。鄯善國都在若羌河綠洲﹐則國內可稱“地肥美”的所在﹐祗能是米蘭河綠洲。它瀕河﹑土肥(土層厚15米)。在米蘭遺址區﹐20世紀80年代後﹐不僅發現了設計合理的灌溉渠系﹐還在傍近發現了一區漢代遺址﹐近十萬平方米的範圍﹐出土漢式繩紋灰陶片﹑西漢五銖錢﹑三棱形鐵鏃等﹐與伊循屯地﹐可以呼應。

  伊循屯地確定﹑扜泥故址可依﹐《水經注》等後期史籍中關於伊循﹑扜泥比較混亂的文字記錄﹐當可厘清。

  樓蘭﹑扜泥﹑伊循城作為鄯善王國境內三個城鎮坐標點﹐如果明確位置﹐有關史籍文字可以條理順暢。當年斯坦因發現並標示為LE﹑LK兩座古城﹐規模不大﹐LK與鄰近的LL﹑LM等遺址﹐地處樓蘭與伊循﹑扜泥之間﹔LE居樓蘭古城東北﹐是樓蘭保衛東北方向安全的一處軍事性質城堡﹐城內除偏北位置有一座臺基建築外﹐不見其他居址。這兩座古城﹐與樓蘭成掎角之勢﹐利於防衛。從地理位置觀察﹐與漢晉西域長史府屬下的軍事屯田機構存在關聯。時代也在東漢以後。

  第二﹐關於羅布淖爾湖遊移問題。自斯文‧赫定提出羅布淖爾湖以1500年為周期南北方向遊移後﹐產生了巨大影響。這雖不是考古學的研究範圍﹐但又與樓蘭考古﹑樓蘭古代文明的研究存在一定關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羅布淖爾地區的綜合考察中﹐對羅布淖爾湖是否轉移問題﹐已取得重要進展﹐所以在此也稍予涉及。

  根據已獲湖區勘探測量資料﹑測定湖底沉積物年代及孢粉分析資料﹐可清楚地得出結論﹕羅布淖爾湖水沒有發生過遊移﹐也不可能發生遊移。

  從羅布泊湖心鑽探取得的沉積物及孢粉﹐證明自兩萬年以來﹐羅布淖爾湖沉積作用一直持續未停﹐始終是有水環境。地形測量﹐湖盆所在是塔里木盆地的最低點﹐海拔祗有780米。因此﹐是盆地自然的匯水中心﹐其海拔高度較喀拉庫順低10米多﹐湖水不可能倒流進入南邊的喀拉庫順湖﹔由於入湖泥沙含量少﹐湖水乾涸後形成堅硬的鹽殼﹐用金屬工具砍挖都極困難﹐大風也極難吹蝕﹐湖底地形﹐很難發生吹蝕變化﹐因而難以出現斯文‧赫定邏輯推論下的水體遊移情況。

  羅布泊水體大小變化﹐主要受補給源影響。當塔里木河匯入孔雀河﹐流瀉入羅布泊時﹐沿途湖沼很少﹐水量損耗也少﹐羅布泊水體會比較大﹐位置也偏北﹔當塔里木河向南流入臺特馬湖﹑喀拉庫順湖時﹐羅布泊水體會相對縮小。羅布泊﹐從歷史上觀察﹐祗有形狀大小之變化﹐而無遊移它走的可能。

  總的來看﹐羅布淖爾地區﹑塔里木盆地南緣沙漠之中﹐埋藏著太多的歷史遺存﹐從中國全局看西域﹐站在亞歐內陸看中國﹑看西域﹐加強這一地區科學﹑嚴謹﹑細緻的考古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過去﹐考古工作者曾長期局限相關工作展開的物質條件﹐目前已經大為改觀﹐有計劃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已經成為可能。以羅布淖爾地區為例﹐如果先組織室內研判﹐利用遙感地圖﹐分析水系﹔依循水系﹐細緻部署對文物考古遺存展開認真踏勘。不求速度﹐但求嚴謹。在將遺存情況摸清後﹐有計劃地選擇個別﹑少數點﹐進行科學發掘。在對發掘資料進行多學科的分析﹑認識後﹐進行驗證﹐展開新一步的野外工作。如是﹐假以時日﹑持之歲月﹐當可揭開樓蘭大地考古文化的新一頁。樓蘭大地﹐考古如此﹐若羌﹑且末﹑安迪爾﹑雅通古斯……一步步﹐均可依次推進完成。相信這對西域早期文明史﹑中國史﹑歐亞內陸史研究﹐將作出我國學界應有的貢獻。

  《光明日報》( 2019年03月23日 10版)

[ 責編﹕曾震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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