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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筆記中的疑經思潮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5-13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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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長紅(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

  疑經之風在北宋前就已悄然吹起。朱維錚的《中國經學史十講》認為其源於唐宋之際的經學革新運動﹐而張富祥的《宋代文獻學研究》則認為文獻學意義上的疑古辨偽萌芽于先秦時期﹐但真正形成一種思潮還是在兩宋時期。儘管疑經思想濫觴于趙宋之前﹐但尚未波及《周易》和《詩經》﹐自從宋代文壇領袖歐陽修《易童子問》否定孔子作《易傳》之後﹐這一風氣﹐在宋代文人筆記中就多有體現。歐陽修又著《詩本義》﹐力求擺脫漢唐章句訓詁的束縛﹐形成“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和“講太師之職﹐因失其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的“詩本末”論(《詩本義》卷十四《本末論》)﹐“本末”從此成為重要的詩論範疇﹐《詩本義》也促進了宋代詩學的變革和發展。宋代學者的懷疑精神﹐對包括易學﹑詩學在內的整個宋代學術的治學理路﹑學術體系的架構等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於《周易》的作者﹐司馬遷的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作傳之說在唐初孔穎達等人編撰《五經正義》前幾成定論﹐然此說在疑經盛行的兩宋時期飽受質疑和挑戰。歐陽修之後﹐很多學者對《易傳》諸篇與孔子的關係進行了種種論斷。有的肯定孔子作《說卦傳》﹐如宋祁在《宋景文筆記‧卷中》說“孔子敘乾為玉﹑為金﹐坤為牛﹑為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有的主張孔子作《繫辭傳》﹐其餘篇章乃孔子後學集其訓解而成﹐如兩宋之際王觀國的《學林》主張孔子作《繫辭傳》﹐並認為《文言傳》與《論語》一樣皆由其門人弟子匯集成書﹐《文言傳》與《繫辭傳》之所以含有“子曰”二字﹐是因為孔子曾做過訓解﹐後由弟子記錄下來﹔有的則徹底否定孔子作《易傳》之說﹐僅認為其“述”《彖》《象》二傳﹐如南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載“言‘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亦無明據”﹐“所謂《彖》《象》《繫辭》作于孔氏者﹐亦未敢從也”﹐等等﹐不一而足。從而掀起了一股懷疑之風﹐一些學者在對孔子作《易傳》之說否認的基礎上進而對《周易》古經的作者亦有所疑﹐並自標新說。有的認為周公和孔子作卦爻辭﹐如王觀國《學林》認為﹐如果按照伏羲畫卦﹑文王重卦說﹐文王則為爻辭的作者﹐但文王之時箕子尚未明夷﹐因此文王無法預言箕子明夷之事﹐所以其批評顏師古之注《漢書》﹐不明此處文王作爻辭與箕子明夷之間的矛盾﹐提出卦爻辭為周公﹑孔子所作說﹔有的認為畫卦重卦之人為伏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如南宋王應麟在《困學紀聞‧卷一》中認為《周易》伏羲之時僅有卦畫﹐至文王始有文字﹐即畫卦重卦之人為伏羲﹐否認文王重卦﹐主張文王作卦辭﹐在此書卷二中認為周公作爻辭﹔有的則徹底否認伏羲畫卦﹑文王重卦說﹐如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中從起源上對此說予以否認﹐其依據《周禮‧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以為《周易》與《連山》《歸藏》一樣﹐原本就有八經卦﹑六十四別卦﹐無須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故其認為畫卦重卦之說“蓋出於相傳浮說﹐不可信”。

  以自標新義﹑自創新說而著稱的宋代學者﹐其懷疑步伐並未止于《周易》經﹑傳的作者問題﹐他們還改動經傳文字﹐而且對《周易》經﹑傳的篇章次第進行了再審視﹐並編訂了很多所謂的“古本《易》”。據王鐵的《宋代易學》統計及宋人筆記所載﹐王洙﹑邵雍﹑呂大防﹑晁說之﹑薛季宣﹑程迥﹑呂祖謙﹑吳仁傑﹑周燔等人皆編訂過所謂的古《周易》。

  “古本《易》”的編訂﹐是疑古思潮深化的必然結果﹐使宋代經學由“疑經”發展到“改經”﹐並波及其他儒家經典。另外﹐與《詩本義》幾乎同時出現的蘇轍的《詩集傳》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為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為由﹐主張“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從刪汰”(《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即棄《序》言詩﹐突破了漢唐詩學的藩籬﹐也為宋代詩學研究開闢了新視角。其後﹐朱熹承襲了歐陽修﹑蘇轍等人的疑古精神﹐除以呂祖謙的《古周易》為底本撰寫《周易本義》而使經﹑傳分離外﹐而且還盡廢《詩序》﹐加劇了宋代《詩序》之爭﹐同時也為宋代詩學研究注入了理學觀念。總之﹐學者“改經”風靡一時﹐“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困學紀聞》卷八)﹐將疑經思潮推向極緻。

  宋代學者並不是純粹疑經﹑改經﹐而是藉此創建新的治經方法。在很多學者看來﹐既然包括《易傳》《詩小序》等很多漢代以前的解經闡經之作﹐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那麼漢唐之際的註解更是自不待言﹐在這種思維定式的影響下﹐他們自然認為漢唐傳說必然有違經義﹐因此主張治經拋棄傳說﹐獨研義理﹐從而形成了風靡兩宋﹑歷經元明而不衰的宋學﹐革除了註疏之學的僵化之弊﹐為經學發展注入新風。然宋學重義理闡釋而輕文字訓詁﹐有空疏之嫌﹐因而在疑古大潮之中﹐亦有部分學者對儒家經典的文字訛誤﹑脫衍﹑訓詁及典章制度的考辨﹑歷史事實與歷史人物的考證等予以獨特關注﹐又形成了歷史考據的治經方法﹐給宋代學術帶來少許厚重感。如洪邁的《容齋隨筆》一書﹐或借他書所載﹐或據字形﹑字體﹐或文注互證﹐校勘經傳之文二十處。虞翻釋《坎》卦之上六爻“系用徽纆﹐寘于叢棘”時所說的“獄外種九棘”﹐後人多不解其意﹐洪邁據《周禮》《禮記》所載典章制度﹐疏證“九棘”的來龍去脈﹐言而有據﹐使人對虞氏之誤瞭然于胸。

  另一方面﹐亦有部分學者在否定孔子與《繫辭傳》關係的基礎上﹐本之疑經﹐將懷疑精神引向以《繫辭傳》為主要立論基礎所構建的程朱理學﹐進而架構新的理論體系對其予以反駁和挑戰﹐從而使疑古思潮在兩宋呈現出縱橫交織的局面。如南宋永嘉事功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在繼承歐陽修疑古思想和事功學派重要代表人物薛季宣“改經”傳統的基礎上﹐否定孔子與《易傳》的著作關係﹐認為孔子不是“作”而是“述”《彖傳》《象傳》﹐這對以《易傳》尤其是《繫辭傳》為主要理論依據的程朱理學的宇宙本體論和創化論而言﹐不亞於是釜底抽薪﹐動搖了其立論基礎﹐也否定了其正統性﹔並以《彖傳》《象傳》為基點﹐依據張載的氣論說﹐以孔子未言“太極”為由﹐提出了以“氣”(“物”)為萬物之源的本體論及“氣”經陰陽交感而成萬物的創化論﹐與理學家們以“理”為本﹑物生於“理”的本體論和創化論截然不同。正因葉適主張以“氣”為本﹑“氣”生萬物的本體論和創化論﹐所以其認為《周易》通過對萬物之“象”的模擬來體現其德行及安身立命之“理”﹐而且此“理”不能脫離“象”(“氣”或“物”)而存在﹐因此認為祗有將從宇宙萬物中體認的“理”與萬物相結合﹐才能檢驗“理”的正確與否﹐體現了其以“物”(“器”或“氣”)為本﹑“物→理→物”的認知論和踐行觀﹐並基於孔子所述之《彖傳》《象傳》崇尚陽剛﹑強調自強不息等因子﹐形成了一套以事功為目的﹑以知行合一的修德觀和踐行觀為主體內容的易學哲學體系﹐與當時內省尚虛﹑以“理”為本的程朱理學形成鮮明對比﹐並對後來王夫之等人的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

  宋代疑經思潮對兩宋學術的發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理學思想的世界中形成了關注社會現實﹑強調事功的事功學說﹐儘管仍未完全脫離程朱理學的窠臼﹐但在學說的貫徹途徑和終極目標的實現上已與之有明顯差異﹐對推動思想和學術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光明日報》( 2019年05月13日 13版)

[ 責編﹕孫宗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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