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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中國文論一個原創性概念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5-13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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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吳中勝(贛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孟子提出的“大丈夫”說為中國文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原創性概念。《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說為中國文化樹立了一個大寫的“人”字﹐對中國士人精神的挺立﹑中國文論精神境界的提昇有重要的基原性意義。

大丈夫﹕中國文論一個原創性概念

《孟子集注大全》 資料圖片

  一﹑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關於孟子“大丈夫”說的第一個層面的內涵﹐朱熹集注雲﹕“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孟子‧離婁上》)又曰﹕“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認為﹐仁是人之本心。孟子由“仁民”推恩至萬物﹐主張“仁物”。孟子云﹕“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正義》引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雲﹕“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仁心﹑仁民﹑仁政到仁物﹐從思想情懷來說﹐體現了孟子對天下蒼生的關懷﹐有廣博的宇宙情懷。這對後世大丈夫的處世態度產生深遠影響﹐東漢陳蕃年少就立“清世志”。杜甫就是一個極富仁者情懷的詩人﹐清代吳喬說﹕“子美于君親﹑兄弟﹑朋友﹑黎民﹐無刻不關其念。”我們認為﹐孟子“仁”的思想對後世文論的影響更體現在其情懷境界和思維方式上。就情懷境界來說﹐古代文論“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於一瞬”(陸機《文賦》)﹐這是深廣的宇宙情懷。古代文論“文”的內涵極為廣泛﹐有所謂“天文”“地文”“人文”“萬物皆文”﹐如《文心雕龍》開篇即雲﹕“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文心雕龍‧原道篇》)天地萬物皆有文﹐最富靈性的人處其間﹐當然也有文。這種由天地萬物之文推演及人文的理路﹐就其思想情懷而言﹐就是一種深廣的宇宙情懷。就其思維方式來說﹐孟子“仁”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古代文論的“物感說”。如﹕“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龍‧物色篇》)一葉一蟲﹐清風明月﹐白日春林﹐四季物候﹐都能引起作家的生命感動﹐與聖人恩及萬物﹐情同萬物﹐不也是同一思維路向嗎﹖

  孟子以“禮”作為“大丈夫”的重要品格﹐他所謂的“禮”是指“以義匡君”﹐不為“非禮之禮”(《孟子‧離婁下》)。儒家認為﹐禮可以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小至父子家庭﹐大至君臣國家﹐都可以靠禮來維繫。禮義興則家旺國治﹐反映到文學倫理上﹐就要求文學也要發揮文學的應有功用。受此影響﹐後世文論認為﹐文學對社會倫理要有調節功能。《毛詩序》﹕“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孟子主張﹐“大丈夫”要行“大道”﹐何謂“大道”呢﹖朱熹注曰﹕“大道﹐義也。”在孟子看來﹐“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這就涉及義利之辨這個人生根本取向的問題了。孟子認為﹐“義”是決定言行的唯一取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甚至主張“捨生取義”(《孟子‧告子上》)。

  二﹑得志與不得志。關於孟子“大丈夫”說第二個層面的內涵﹐朱熹集注雲﹕“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關於仕途窮達及人生出處﹐孟子在另一段話裡表達得更為清楚﹕“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這兩段話對後世文人面對仕途窮達時的人生抉擇影響可謂深遠。

  文人志得意滿﹐自然張口天下﹐落筆蒼生﹐儼然以指點江山﹑捨我其誰自許。而當仕途失意之時﹐則易生百態﹐所以“達則兼濟天下”相對容易﹐“窮則獨善其身”則難。在仕途上﹐孟子自己就是一個不遇之人﹐他的人生抉擇對後世大多數懷才不遇的文人來說﹐更具有典範意義。東漢王充就把孔﹑孟都當作“君臣不遇”之人﹕“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于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論衡‧逢遇》)文人多有懷才不遇之嘆﹐發之文字﹐往往成為千古絕唱。於是後世文論有“發憤著書”“不平則鳴”“窮而後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等文論話語。

  孟子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盡心上》)孟子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各種歪理邪說滿天下﹐祗有抵制各種“邪說”才能挽救世道人心﹐所以自己要站出來為道義辯解。這是一個大丈夫有社會責任感的體現。元代陳繹曾撰《文式》說﹕“孟子之辯﹐計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點出孟子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孟子思辨求真的精神成為中國文化的理性基因﹐深遠地影響著中國士人特別是古代文論家們的處世態度和擔當精神。後世文人之所以較多地繼承子學傳統﹐與歷代文人的人生定位有關。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子歷來把文學當作經國之大業﹐有天下大事捨我其誰的自信心和責任感﹐立德﹑立功﹑立言是他們的人生目標。劉勰說﹕“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龍‧序志篇》)

  三﹑三“不能”。孟子“大丈夫”說第三個層面的內涵﹐我們暫且稱之為“三不能”精神。朱熹集注雲﹕“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孟子的“三不能”說對後世文人保持赤誠之心﹑堅守高貴節操和高遠志向有深遠影響。

  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孟子還主張做人做事要“誠”﹕“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赤誠之心”即真心﹐要求內外統一﹑表裡如一﹐這跟後世文論有許多相通之處﹐如李贄就提出“童心說”。這一主張對後世文論影響很大﹐王充﹑劉勰等人均受其影響。王充《論衡》提出“實誠說”﹕“聖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王充認為﹐聖賢所作皆實誠之作﹐不空為妄作。劉勰《文心雕龍》多處討論作家作品的內在聯繫﹐力主人品與文品統一。《宗經》篇提出“文以行立﹐行以文傳”﹐說明文章和作家品行修養的密切關係。《情採》篇提出“文質附于性情”“辯麗本于情性”﹐也就是說﹐外在的文辭要以內在的情性為根本依托﹐如果外在的“言辭”與內在的“志”不一致﹐這樣的文章是不足取的。古代文論提出“詩出於人”“詩為心聲”“文如其人”等說法就是這一觀點的延續。

  孟子對氣節﹑節操的崇尚﹐極大地提昇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精神品格和思想境界。後世文壇士子更不乏“不移節”“不屈志”的傳統。從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到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揚子江》)﹐從東林黨人到戊戌六君子﹐儼然形成一脈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

  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仁心”為根本﹐以“大道”為正路﹐仕途窮達不離道﹐富貴貧賤甚至生死都不改操守﹐極大地挺立了中國士人的精神品格﹐提昇了中國文化包括文論的精神境界。

  《光明日報》( 2019年05月13日 13版)

[ 責編﹕孫宗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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