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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千年 文脈相傳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5-14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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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院文化傳千年系列報道之一】 

  編者按

  在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中﹐書院是極其醒目的地標。唐宋以來千餘年間﹐書院所體現出的以經世致用為導向的學術追求﹐以傳道新民為己任的價值取向﹐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境合一﹐教學相長﹑教教相長﹑學學相長為特徵的教學理念﹐具有穿越時空的價值﹐當之無愧地成為中華文明的鮮明象徵和優秀傳統文化的斯文正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為更好地傳承中華學脈﹐弘揚書院精神﹐《光明視野》版將通過系列報道來聚焦書院的前世今生﹐挖掘書院中的文化脈絡﹐探求書院傳承和發展的更好路徑。

  光明日報記者 張春雷

  作為中國古代獨具特色的一種教育形式﹐書院始于唐﹑興于宋﹐至南宋時發展成熟﹐經元﹑明﹑清直至近代改制為學堂。

  千百年來﹐繼往聖﹑開來學﹐書院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保護者﹑傳承者﹐而且是卓越人才的培養者﹑造就者﹐還輻射到韓國﹑日本等諸多國家﹐至今仍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

  進入新時代﹐書院該如何活在當下﹐繼續扮演好教育與文化傳承的重要角色﹖我們又該如何推動書院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成為值得關注的時代話題。

  壹.千年一脈

  初夏的岳麓山﹐林深葉翠。拾級而上﹐及至山門﹐宋神宗手書的御匾映入眼簾時﹐岳麓書院便到了。

書院千年 文脈相傳

湖南長沙岳麓書院。王駿攝/光明圖片

  如果從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此開設“講堂五間齋序五十二間”算起﹐岳麓書院的歷史已逾千年。千百年來﹐岳麓書院人才輩出﹐正如院門旁懸掛的對聯所描述的那樣──

  惟楚有材﹐于斯為盛。

  “這是一個流水對﹐成於清嘉慶年間。”岳麓書院院長肖永明介紹﹐彼時書院大修完工﹐學生們請山長袁名曜撰寫對聯。袁名曜出了上聯“惟楚有材”﹐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意思是楚國(特指湖南)人才眾多﹔貢生張中階應聲對出“于斯為盛”﹐語出《論語‧泰伯》﹐意思是在書院尤其興盛。

  “‘惟楚有才’可以說是岳麓書院的一個真實寫照。自成立始﹐岳麓書院始終立足於學術前沿﹐一直是三湘學子乃至天下學人嚮往的儒家文化聖殿。”肖永明說。

  宋代﹐岳麓山被譽為“道林三千眾﹐書院一千徒”﹔南宋時期﹐胡宏﹑張栻等著名理學家曾經在此講學﹑授徒﹐以岳麓書院為中心﹐形成湖湘學派。著名學者朱熹不遠千里來訪﹐在長達兩個月時間內與張栻討論“太極”“中和”問題﹐留下了“朱張會講”的佳話﹐開書院發展史上不同學派會講的先河。

  明中期﹐王陽明來到岳麓書院拜謁朱張祠﹐講學傳道。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曾在這裡求學。

  清代﹐魏源﹑曾國藩﹑左宗棠﹑楊昌濟等都從岳麓書院走出﹐留下“中興將相﹐十九湖湘”的美譽……

  同樣在湖南﹐距長沙不到兩百公里的衡陽﹐石鼓書院更早萌芽。1200多年前﹐唐代士人李寬在石鼓山結廬讀書﹐刺史呂溫曾訪之﹐題名為“尋真觀”﹐成為石鼓書院的雛形。

  宋至道三年﹐邑人李士真將其拓展為衡州學者講學之所。湖湘學子和文化精英在這裡匯集一堂。隨後﹐宋太宗﹑宋仁宗先後賜額﹐石鼓書院如日中天。南宋淳熙十四年﹐朱熹作《石鼓書院記》﹐倡導以義理之學授徒和書院教學要重踐履﹑窮理而篤行等理念﹐成為中國古代書院共同遵循的辦學宗旨和教學原則。朝廷賜額﹑朱子作記兩件大事﹐使石鼓書院名揚天下。

  就在湖南書院星輝燦爛的同時﹐數百公里外的江西九江﹐被譽為“海內第一書院”的白鹿洞書院﹐正在廬山五老峰南麓茁壯生長。

  時光追溯到唐代﹐詩人李渤來此隱居讀書﹐因李渤養有白鹿﹐居所便被稱為“白鹿洞”。白居易過江州時﹐曾贈李渤詩﹕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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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江白鹿洞書院。賀梓秋攝/光明圖片

  白鹿洞書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九江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吳國富介紹說﹐南唐昇元年間﹐朝廷首建書院“白鹿國學”﹐這以後﹐歷代多個皇帝對白鹿洞書院均有御賜御批。南宋淳熙年間﹐朱熹任南康知軍﹐到任伊始﹐他首先修復的就是已衰敗的書院﹐並自任洞主﹐制訂教規﹐邀請當時名家來此教學授徒﹐開“講會”之先河。

  白鹿洞有了朱熹主持﹐四面八方的名流﹑學子聚集於此﹐老師誨人不倦﹐學生孜孜以求。朱熹甚至請來與他觀點相左的陸九淵講會﹐讓不同的觀點在書院講會中碰撞。

  同時期﹐位於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也因群賢畢至而熠熠生輝。中國書院學會副會長﹑嵩山文化學者宮嵩濤介紹說﹐從五代後唐清泰元年(934年)開始﹐嵩陽書院已經成為開展包括藏書﹑讀書﹑教書﹑講書﹑著書﹑刻書等文化活動的教育場所。

  “北宋時期﹐程顥﹑程頤﹑范仲淹﹑邵雍﹑楊時等諸多名師碩儒講學於此﹐成為程朱理學的策源地﹔吾道南矣﹑程門立雪等著名歷史典故即源出於此﹔司馬光不僅在嵩陽書院講學﹐其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的第9~21卷還在這裡編纂而成﹐留下千古佳話﹔范仲淹﹑歐陽修﹑梅堯臣﹑楊愈﹑謝降等人嵩山登高履勝﹐蒞臨嵩陽書院舉行文學雅集﹐每人唱和嵩山詩十二章﹐今傳于世﹐為嵩陽書院增色不少。”宮嵩濤說。

  岳麓書院﹑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這些中國書院的代表者﹐雖天各一方﹐卻沿著相似的軌跡演進著。它們和中華大地上存在過的其餘8000多所書院一起﹐繼往聖﹑開來學﹐成為中華文化的保護者﹑傳承者﹐成為卓越人才的培養者﹑造就者﹐成為社會主流價值傳播的重要載體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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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的江西鉛山鵝湖書院美麗如畫。丁銘華攝/光明圖片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文化的向外傳播﹐書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國外。朝鮮世宗二十一年(1439年)﹐朝鮮李氏王朝君臣借鑒中國書院制度發展其教育事業﹐成為中國書院輸出的重要標誌。此後﹐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美國等地﹐也成為中國書院傳播的目的地。

  貳.百年流轉

  時至晚清﹐歷經輝煌的書院﹐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的入侵﹐引起中國政治經濟的急劇變化﹐書院的改革也被提上日程。

  肖永明介紹﹐光緒年間﹐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將教學內容分為“經義”“治事”兩門﹐增加算學﹑譯學兩門“西學”﹐還在每月的院考中廢除八股文的內容。王先謙還購買宣傳“新學”的《時務報》發給學生讀。不過﹐受制於時代﹐王先謙的改革立足點依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試圖在書院之外增設學堂以傳授西學。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迫于時勢﹐採納張之洞等人的建議﹐下詔全國書院改為學堂﹐省書院為大學堂﹐府﹑廳﹑直隸州書院為中學堂﹐州縣書院為小學堂。這一指令在第二年逐漸推行。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新到任的湖南巡撫趙爾巽將岳麓書院合併為湖南高等學堂﹐課程有經學﹑史學﹑國文﹑輿地﹑算學﹑物理﹑化學﹑生理﹑英文﹑體操等。

  至此﹐延續千年的岳麓書院﹐從傳統書院發展成為一所近代高等學堂。此後又歷經多次變革﹐終於在1926年﹐于岳麓書院舊址成立省立湖南大學﹐1937年改為國立。1950年﹐毛澤東同志手書“湖南大學”匾額﹐一個近代教育的新階段開始了。

  20世紀70年代﹐湖南省委託湖南大學管理﹑修復岳麓書院﹐延續其千百年來的人才培養﹑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播功能。目前﹐岳麓書院已經形成從本科﹑碩士﹑博士到博士後的完整的人才培養格局。

  “岳麓書院如今是被納入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傳統書院﹐目前是湖南大學的一部分。我們認為﹐在傳統文化日漸復興﹑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不斷高揚的今天﹐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的教育﹐理應充分發揮接通傳統與現代的優勢﹐開拓出人才培養的新路子。一方面紮根中華大地﹐立足民族文化傳統﹐從中國古代的書院教育中吸取智慧﹑挖掘資源﹐從中獲得啟示與借鑒﹐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體制﹔另一方面又需要立足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學術體系﹐培養兼具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現代人才。”肖永明說。

  和岳麓書院類似﹐白鹿洞書院也在清末停辦﹐洞田歸南康府中學堂管理﹐田租為中學堂經費。宣統二年(1910年)﹐在書院舊址建江西高等林業學堂。

  辛亥革命以後﹐白鹿洞書院遺址曾遭火災﹐藏書大部分損失。民國七年(1918年)﹐康有為曾題寫“白鹿洞書院”橫額﹐書院也偶有修整﹐但始終難挽頹勢。抗戰時期﹐書院遭到日軍破壞。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曾表示白鹿洞書院由當時設在南昌的“中正大學”接管﹐作為“中正大學”的永久校舍﹐但這個計劃並未實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對白鹿洞書院的遺址頗為關注。由地方文教部門派人進行管理。經過幾十年重修﹐目前﹐白鹿洞書院已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家一級自然保護區﹑廬山世界文化景觀之一。

  嵩陽書院則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開始了漫長的轉型之路。宮嵩濤介紹說﹐光緒年間﹐嵩陽書院停辦後﹐先後由嵩陽高等小學堂﹑中嶽中學﹑登封師範學校﹑中共登封縣委黨校﹑登封縣教師進修學校等斷續使用。“清末和中華民國時期﹐因為長年的只使用﹑不維修﹐嵩陽書院變得破破爛爛﹐瀕臨坍塌。”宮嵩濤說。

  1982年至2005年﹐嵩陽書院開啟全面維修保護﹐講學﹑祭祀﹑藏書﹑齋舍﹑御碑亭﹑接官亭等歷史建築得到保護﹐清代嵩陽書院原有建築佈局和環境風貌得以恢復。

  “書院教育在傳統社會裡歷經波折﹐但具有良好的延續性。對於中國而言﹐西化及全球化的歷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直接導致了封建社會及傳統教育的結束。這種結束﹐一方面帶來了翻天覆地﹑一日千里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帶有‘休克式療法’的偏激。”吳國富說。

  傳統書院的終結﹐是否意味著書院教育與現代教育南轅北轍呢﹖對此﹐吳國富持否定態度﹕“清朝晚期﹐傳統書院宣告終結﹐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書院上千年的積澱值得我們深入發掘。”

  三.老樹新花

  與鄭州大學合作﹐新建一所建築面積5萬多平方米的鄭州大學嵩陽書院﹐逐步形成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三個層次的教育培養體系﹐嵩陽書院在新時代“活”了起來。

  與九江學院合作﹐設立白鹿洞文化研究所﹑出版《續編白鹿洞書院志》等書﹐白鹿洞也突破了歷史藩籬﹐“活在了當下”。

  除此之外﹐九江學院和鄭州大學還聯合開展“白鹿‧嵩陽書院文化之旅”﹐通過知識競賽﹑辯論賽﹑演講比賽﹑古詩詞吟誦等文化項目﹐尋找書院的現代生存樣式。

  書院在當下﹐老樹開新花。白鹿洞書院和嵩陽書院的探索﹐是傳統書院在新時代傳承和發展一個縮影。近年來﹐全國各地的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書院的思想文化價值﹐以書院為陣地開展豐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活動﹐在保護和利用書院方面創造和積累了很多經驗。

  “存世的書院理應更好地融入現代社會﹐‘活’在當下﹑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養現代人才作出更大貢獻。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在現代社會充分發揮書院的功能﹐包括人才培養﹑學術研究﹑文物保護﹑社會服務幾個方面。”肖永明說。

  “縱觀人類社會的教育史﹐一類是以人為中心的教育﹐一類是以知識技術為中心的教育﹐兩者的目標﹑內容﹑方法都極不相同﹐但無疑是相輔相成的﹐不可互相替代。書院教育圍繞‘人之所以為人’這一中心﹐以儒家經典為文本﹐以歷史實踐為案例﹐以書院為依托場所﹐以‘會講’等為方法﹐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現實目標﹐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培育了廣大民眾的道德心理﹐促進了社會的優化﹐這些都是應該傳承和發揚的。”吳國富說。

  在肖永明看來﹐書院精神是書院的靈魂﹐是古代書院制度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在人文精神不斷失落﹑功利主義愈演愈烈當今社會﹐書院精神越來越顯現出其價值﹐需要我們大力的弘揚和傳承。

  “中國古代書院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觀念﹑價值追求﹑文化傳統﹑教育理念﹑辦學風格﹐逐漸積澱﹑凝練為一種獨特的精神價值﹐這就是‘書院精神’。其具體表現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書院有所不同﹐總體而言﹐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重視生命意義﹑以人為本﹑立德為先﹑重視人格養成的人文精神﹔擔當天下﹑傳道濟民﹑教化社會的經世精神﹔窮本探源﹑極深研幾﹑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不囿成說﹑不斷超越﹑與時偕行﹑引領學術思潮的創新精神﹔有教無類﹑自由講學﹑兼容並包的開放精神﹔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師生之間質疑問難﹐‘疑誤定要力爭’的自主精神。”肖永明說。

  傳統書院結晶的這些寶貴財富﹐如今也被越來越多的高校所珍視﹐在國內﹐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高校﹐都紛紛展開書院制試點。2014年7月﹐這四所高校還聯合香港中文大學﹑台灣清華大學﹑台灣政治大學在北京發起成立亞太高校書院聯盟﹐探索傳統書院精神和現代大學精神融合共生。

  “傳承書院文化和書院精神﹐首先需要對書院文化和書院精神加以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其次﹐需要在現代的文化﹑教育實踐過程中借鑒書院文化和書院精神﹐從中獲得啟迪。”肖永明說﹐現在很多學校﹐重知識的傳授而輕道德情操的培養﹑健全人格的養成﹐書院教育強調“求道”“求學”統一的人文精神﹐不失為矯治這一偏弊的良藥。“當下﹐不少大學新生在卸掉高考重壓﹑擺脫嚴格管束之後﹐學習動力不足﹐對所學的知識不願意深入思考。書院教育對學生自主性﹑主動性﹑懷疑精神的強調﹐可以為克服這種傾向提供幫助。”

  吳國富也認為﹐近現代一百多年的教育﹐凸顯了重視科學﹑知識的長處﹐但也在人本教育上形成了短板。“以人為核心”的教育﹐是科學與知識教育無法取代的教育﹐它與人類社會相終始﹐必須經過很多歷史實踐才能較好地把握。

  探索現代書院制﹐該從哪些方面著手﹖吳國富認為﹐從內容上看﹐書院教育應當研究和傳承儒家經典﹐以積極入世﹑承擔社會責任為主體精神﹐背離這一主體精神﹐就不能稱為書院教育。“知行合一﹐知與行良性互動﹑互相促進﹐是衡量書院教育效果的主要指標。能知不能行﹐或按照刻板的教條去行為﹐都無法取得真正的效果。”

  “我國正面臨著構建現代大學精神﹑大學價值理想的任務﹐傳統書院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經世精神﹑探索精神﹑創新精神﹑開放精神﹑自主精神都可以給我們重要的啟示。我們應該在對這些精神價值重新進行詮釋﹑闡發之後﹐將其納入現代大學精神之中。”肖永明說。

  《光明日報》(2019年05月14日 07版)

[ 責編﹕孔繁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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