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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培訓整治一年﹐收效如何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5-15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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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報記者 姚曉丹

  在這個幼小銜接﹑小升初的報名季﹐一切尋常得不能再尋常﹐那些學校開放日裡堆積如山的簡歷﹑佔坑班﹑或明或暗的考試都不見了蹤跡。之前風生水起﹑號稱有“點招機會”的“水木龍華”學校﹐在“開開停停”之後﹐終於在報名季來臨之前關門大吉。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摸排校外培訓機構40.1萬所﹐存在問題機構27.28萬所﹐完成整改26.99萬所﹐完成整改率98.93%。這些都是自2018年初﹐四部委聯合整治課外培訓市場之後﹐收到的效果。

  祗是家長們沒有這樣淡定。“無法排解﹐內心很焦慮﹐感覺時刻在蹦床上﹐一會感到希望很大﹐一會覺得身在谷底。”北京市西城區6年級學生家長靳女士告訴記者。她所在的片區對口的學校中有兩個相對比較弱﹐她對此很有點擔心。壓力之下﹐北京市朝陽區6年級學生家長李然(化名)﹐在這個春夏之交患上了玫瑰糠疹。她不敢放鬆孩子的學習﹐在各種微信群中﹐依然活躍著熟人介紹的公立學校教師單獨輔導的信息。

  課外培訓市場在一年多的整治之後﹐收效如何﹖在報名季到來的時候﹐記者採訪了身在其中的當事人。

  “提前學”依然是機構賣點

  李然的孩子在北京市朝陽區一所民辦小學就讀﹐但是﹐她兒子所在的班級是民辦小學裡的兩個公辦班。“我希望兒子能在公立學校讀書﹐但是我們又處在民辦小學的建制中﹐和民辦小學的學生一起派位﹐等於在公立和民辦的夾縫之中。”李然告訴記者。

  她和一些有同樣情況的家長找到朝陽區教委反映了情況。另一方面﹐她繼續抓緊孩子的學習﹐在培訓機構高思教育補習數學和英語。往年﹐一些中學會以招收“寄宿生”的方式私下組織一些考試﹐也會接收學生簡歷。今年﹐這些情況都不存在了﹐“我還是跑了很多學校﹐也想辦法交了簡歷。現在﹐我不敢漏接任何一個電話﹐就怕是學校打來的。”

  靳女士對此進行了佐證﹐她表示﹐往年聽說海澱區的一些中學有全市的招生名額﹐但是“今年所有的都停了﹐簡歷都很難送進去”。

  李然的同事林曉(化名)是小學三年級學生家長﹐她早早讓兒子在一家教育培訓機構學習﹐“為的是不像李然這樣焦慮和‘抓瞎’﹐畢竟哪所中學都想收成績好的孩子”。林曉告訴記者。他們的培訓就是在“提前學”。“我看兒子的培訓資料﹐感覺我高中都沒有學這麼深﹐有的時候兒子學得吃力﹐我想發火的時候就會安慰自己﹐他祗有9歲﹐卻和我十六七歲承擔的學習任務一樣﹐我不能要求太多。”林曉說。

  “提前學”“超綱學”正是培訓機構此次整治重點解決的內容﹐但是﹐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由於“超綱”的標準不易認定﹐不少培訓機構並沒有就培訓內容做出多大調整。此外﹐整治的重點還有公立學校教師代課的問題﹐記者暗訪幾家市場知名的培訓機構﹐發現這個問題基本不復存在。

  當然﹐公立學校教師代課並沒有絕跡﹐祗是變得更加隱蔽和相對個體化。

  有償補課大多“熟人推薦”

  北京市海澱區初三學生家長牛英(化名)近日為一些“中考劃題微信群”十分頭疼﹐自己總被拉進一些莫名的微信群裡﹐那裡兜售各區的模擬考試真題﹐並標明“有意者私聊”。她抱著好奇的態度和一位叫“武老師”的微信群主聊了幾句﹐卻發現﹐有一些公立學校教師正以這種所謂熟人介紹的方式有償補課。

  記者也以這種方式聯繫了“武老師”﹐武老師先把記者帶到一個培訓機構聽“2019北京中考改革串講”﹐然後為記者推薦了海澱區某校教語文的“卜老師”和教數學的“馬老師”。記者同卜老師交流時﹐他非常謹慎﹐不願透露全名。只表示自己已經在一線教學28年﹐多次參與北京市中考語文閱卷等。記者問他在哪所學校任教﹐他含糊地說“圓明園附近”。記者再次追問“是否是101中學”﹐他不置可否﹐表示“您知道就行”。他展示了自己“區教學能手”的證書﹐並把學校名字和自己的全名打了碼。他同時展示了學生家長給他的感謝微信﹐記者發現﹐微信名稱都是“農大20中男生舅媽朋友推薦”“四季酈城二區嚴媛母親介紹”“171中學霍老師推薦”等等。治理之下﹐公立學校教師補課似乎轉入了“家庭補課”的個體化範疇。

  嚴格的紀律之下有暗流湧動﹐似乎是今年這個招生季的生態。一方面﹐補習市場遭遇普遍降溫是不爭的事實﹐西城區初一學生家長劉女士告訴記者﹐她的女兒沒有上培訓班﹐“因為老師在課上說﹐把課堂上的內容學懂學通就可以了。而且我們學校的考試也確實沒有拔高的內容﹐都在課本的範圍內﹐我覺得再去學也沒有必要”。另一方面﹐面臨昇學的家長內心卻很焦灼﹐就如靳女士說到的那樣﹐“覺得身心無處安放”。

  分數依然是家庭“剛需”

  為什麼出現這種現象﹖為什麼依然有暗流湧動﹖記者採訪了上海市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董聖足。

  他認為﹐“分數作為主要指揮棒的評價體系以及校際之間的差距”是主要原因。“經過歷次減負﹐導向的扭轉﹑人才選拔的方式還沒有從根子上改變。到今天﹐家長們對孩子考一個高分依然是有‘剛需’的”。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此表示讚同﹐“現階段﹐考試分數依然是主要評價標準﹐盡快建立多元評價體系是未來改革的方向。”儲朝暉說。

  董聖足認為﹐這些問題是改革進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他介紹了上海市的經驗。“上海在治理整頓培訓市場的過程中﹐有的培訓班會想辦法把班級開到城際鐵路能通往的上海江蘇交界﹐並表示能為學生和家長報銷地鐵費用。還有的學校和培訓班聯合組織游學去外地培訓等﹐後來上海市通過和江蘇省聯合執法﹐把這些亂象清除掉了”。

  他同時介紹了培訓班治理整頓的步驟及難點﹐“這是一個複雜且有系統性的工程﹐2018年﹐治理的重點在於對培訓機構的摸排和無證無照培訓班的清理整頓﹐今年進入了深水區﹐將觸及更多實質問題。”董聖足說。

  這些“實質問題”包括培訓機構對於“超綱”的認定﹐以及教育部門執法權的界限等。董聖足告訴記者﹐如何評價超綱﹖有的專家認為應該對照學校教學大綱逐條修正﹐儘管這樣實在失之于教條﹐“但是目前有的培訓機構把課程名稱巧妙更改﹐換湯不換藥。比如把數學改成‘思維訓練’﹐把語文改成‘文學欣賞’等﹐跳出課程模式﹐辯稱在做‘素質教育拓展’﹐逃避檢查。”

  “我們目前應該做的﹐是加快對於‘超綱’的評判﹐出臺相應標準。讓一些不法培訓機構沒有空子可鑽。”董聖足說。

  另一方面﹐在對培訓機構的治理上﹐教育部門缺少執法權﹐依靠多部門聯合執法實現。但是﹐有的地方責任劃定不清﹐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治理整頓的難度加大。

  同時﹐還需要注意的是“公立減負﹑民辦加負”的問題。董聖足介紹了上海市曾經出現的現象﹐“在一些民辦學校﹐縮減了‘音體美’課程﹐增加主課課時﹐還貼出一些標語口號激勵學生﹐如‘祗要學不死﹐就往死裡學’等等﹐一些民辦學校還從公辦學校‘掐尖’﹐這些現象後來都得到了嚴查。”

  長期研究這個問題﹐董聖足還建議﹐在教師資格證的認定上﹐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培訓市場要求教師必須擁有教師資格證﹐但是在資格的認定上﹐通過認證的比例太低。如果能劃分成兩條線﹐一線教師和培訓教師﹐可能會更科學和方便管理。”董聖足最後說。

  《光明日報》( 2019年05月15日 13版)

[ 責編﹕孫宗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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