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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課”的興起與文學生活的變遷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5-15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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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徐阿兵(福建師範大學副教授)

  時至今日﹐知識領域的分化日趨精細﹐有關概念的界定卻愈發艱難。為免定義顧此失彼﹐將小說家理解為靠小說“說話”的人﹐或許不失為樸素而有效的方式。但要細究起來﹐說話還有不同的層面。就中國小說重視“說”和“講”的傳統而言﹐說話簡直就是小說家的天職。小說家時常在不同場合發言﹐無疑直接表露著他們的文學觀。說話方式及意味的不同﹐不僅關聯著小說家身份功能的變化﹐也折射出文學生活的變遷。

  當余華將一本隨筆和演講集命名為“說話”時﹐當徐則臣以“別用假嗓子說話”為題探討70後作家的境遇時﹐他們顯然共同展現了當代小說家的身份自覺﹕用自己的方式說話。但他們所採取的不論是隨筆﹑演講還是自述﹑對話等方式﹐都不是以作品說話﹐而是現身說法。相比曹雪芹祗能隱身于小說中慨嘆“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後世的小說家顯然要幸福得多。得益於日漸完備的出版體例和日漸發達的現代傳媒﹐他們可以在長短不一的前言﹑後記或序﹑跋中自陳甘苦﹐也可以在形式多樣的訪談﹑座談會和讀者見面會中談笑風生。

  小說家時常在小說之外拋頭露面﹐這若讓主張作者應從作品背後消失的福樓拜來評判﹐簡直是犯了大忌。昆德拉曾對福樓拜深表讚同並加以發揮﹕小說家一旦自居為公眾人物﹐就會使其作品陷入危險境地。昆德拉的觀點﹐與本雅明所說的“小說誕生於離群索居的個人”可謂殊途同歸﹐均意在強調小說乃是獨立觀察和思考的產物。不過﹐也不必過於憂慮。首先﹐小說家如能秉持真正的專業情懷﹐即便偶爾拋頭露面﹐也不至於變成通常意義上的公眾人物。優秀的小說家自有其智慧與策略﹐與人群和聚光燈保持必要的距離﹐使自己得以獨立觀察和思考。其次﹐小說家並非一拋頭露面﹐就必然會變成公眾人物。從文學史看﹐生前以小說家身份成為公眾人物者﹐可謂少之又少。最後﹐小說家不再隱身于作品之中或消失于作品背後﹐而是直接面對讀者說話﹐這不是小說家玩忽職守的表現﹐而是當前屢見不鮮的文學事實。因此﹐面對走出書齋的小說家﹐聽到他們或談自己或論他人﹑或闡釋或拆解﹑或對話或反駁﹐我們與其加以情緒化評判﹐還不如將這類現象置於更寬廣的視野﹐思考它與時代文學面貌之間的關係﹐探究它對文學生活的具體影響。

  依我之見﹐當今與以往時代的文學生活之所以不同﹐並非由於小說家天職的改變﹐而是源於小說家說話方式的特殊化。20世紀以來﹐小說家最為特殊的說話方式是﹐以教師身份向以學生為主的聽眾講授小說。借用畢飛宇新近出版的講稿題名﹐我們可將那些由課堂講授整理而成的出版物統稱為“小說課”。小說課當然不是今日才有。就國外而言﹐俄裔美籍小說家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三種》執著于對小說主題﹑結構和風格的探究﹐意大利小說家安貝托‧艾科的《悠游小說林》以符號學和敘事學理論引領讀者勘察小說叢林﹐英國小說家詹姆斯‧伍德的《小說機杼》以人物為中心重訪似乎過時的現實主義﹐可謂各有千秋。他們的共性在於﹐以經典名篇為對象﹐闡發小說創作的奧秘和閱讀的樂趣。在現代中國﹐魯迅和沈從文都曾以小說家身份在大學課堂講授小說。不過﹐魯迅的重心在於小說史的梳理﹐沈從文的興趣則是對同時代作家的批評﹐故而與本文所說的“小說課”稍有不同﹐但魯迅所講授的小說史與沈從文所從事的當代評論﹐無疑都是那個時代文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小說課是20世紀90年代一批小說家相繼進入高校執教的產物。比如﹐王安憶進入復旦大學﹐出版講稿結集《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等﹔馬原進入同濟大學﹐出版《閱讀大師》等﹔格非進入清華大學﹐出版《卡夫卡的鐘擺》等﹔閻連科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發現小說》等﹔畢飛宇進入南京大學﹐出版《小說課》。張大春的《小說稗類》和白先勇的《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也分別是他們在台灣輔仁大學和台灣大學授課的結晶。可以說﹐小說課的規模化和持續化發展﹐是這個時代引人注目的文學景觀。

  小說課的興起﹐應歸功于大學教育理念和制度的探索創新。在以往的文學教育中﹐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三者雖不至於分疆而治﹐但很難做到親密無間。小說課卻幾乎自然而然地實現了三者間的交叉融合。講授者的初衷雖不是講成小說史﹐但在選講經典篇目時﹐已無形中完成了類似文學史的篩選工作。課堂上對具體作品的解讀﹐時刻要求講授者兼具文學批評的眼光和文學理論的修養。也就是說﹐講授者實際上身兼小說家﹑批評家和教育者等多重身份。當小說課從口頭講授到整理出版﹐它的接受對象也就從學生聽眾而擴展至讀者大眾。在後續的傳播中﹐小說課所彰顯的文學趣味﹑觀念和立場﹐對大眾的文學閱讀﹑文學消費和文學接受可能產生的影響﹐難以估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課的興起﹐密切關聯著文學生活的變遷。

  在當下的文學生活中﹐小說課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影響。首先﹐彰顯獨到眼光﹐豐富批評類型。小說課作為特殊形態的文學批評﹐乃是作家對作家的批評。這些批評文字未必都能達到“大師的批評”的理想境界﹐但至少都是別開生面﹑引人入勝。比如﹐王安憶偏好從名家處女作入手﹐馬原流連於海明威和奧康納的人格心理﹐畢飛宇從魯迅的基礎體溫感知《故鄉》﹐無不顯示出獨到的眼光和強勁的感悟力。在學院派批評大行其道的當下﹐這些情感飽滿﹑文采靈動的文字﹐距離所謂的學理和邏輯相對較遠﹐但也因此減免了空洞甚至僵化的風險。在當前批評園地中﹐富於真知灼見的小說課﹐有理由被視為珍稀品種。

  其次﹐解析經典奧秘﹐點撥創作技法。小說家解讀經典作品﹐不是從辨析經典的內涵﹑梳理經典的接受史入手﹐而是以創作經驗直面經典本身。一部經典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用王安憶的說法﹐是由特殊的材料﹑思想和感情築就的“心靈世界”﹔按李浩的看法﹐則是由幻覺﹑玄思以及省略﹑迴旋感等打造的“魔法世界”。從文學教育的效果來說﹐小說課未必能直接造就優秀的小說家﹐但聽者如有足夠的天賦﹐必能從中領會創作技法﹐進而為自己的創作打開格局。同時﹐小說課也是講授者的自我教育。若以小說課為鏡﹐我們能從中看到哪些前輩小說家深刻影響了當下的小說家。而當下的小說家﹐都將成為未來更年輕小說家的鏡像。正是這些鏡像﹐豐富了生生不息的文學生活。

  最後﹐倡導閱讀風尚﹐重塑文學生活。畢飛宇的小說課出版之後﹐很快獲得了他沒有料想到的銷量。但小說課影響公眾閱讀的方式﹐既不是為經典祛魅﹐也不是戲說經典﹐而是精深閱讀。納博科夫曾說﹐成熟的﹑思路活潑的讀者祗能是“反復讀者”。畢飛宇也反復表示﹐祗有重讀經典﹐才會時有發現。事實上﹐反復閱讀不只需要付諸行動﹐更有賴於具有賞玩精品的趣味和心態。蒂博代認為﹐趣味是文學教育所無法教會的內容﹐但在我看來﹐趣味仍有逐步培育的可能。真正阻礙精深閱讀的﹐其實是讀者的心態。在閱讀載體日益多樣化的當下﹐純粹文字閱讀的吸引力日漸流失﹐快餐式﹑碎片化的閱讀﹐已經成為突出病象。在此情境中﹐小說課所標舉的專﹑精﹑深的趣味﹐雖然不能立竿見影地扭轉文學閱讀的局面﹐但確有可能引領讀者重新親近經典。小說課若能堅守特色﹑持之以恆﹐必將為倡導閱讀風尚作出更大貢獻﹐有望重塑我們的文學生活。

  《光明日報》( 2019年05月15日 14版)

[ 責編﹕孫宗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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