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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朱子學研究的新進展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5-18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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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朱子學研究的新進展

──評王宇新著《師統與學統的調適﹕宋元兩浙朱子學研究》

吳光(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兩浙地區是朱熹生前遊歷講學和出仕任職之主要地區﹐在朱熹親傳弟子中﹐兩浙湧現了輔廣﹑陳埴﹑葉味道﹑徐僑等重要人物﹐尤其是從南宋後期至明初﹐兩浙地區還活躍著北山學派這樣一個傳承有緒﹑特點鮮明的朱子學流派。正是注意到兩浙朱子學的突出重要性﹐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特立學案六篇表而出之﹐即﹕介紹浙西朱子學的輔廣《潛庵學案》﹐介紹溫州朱子學的陳埴﹑葉味道的《木鐘學案》﹐介紹臺州朱子學的《南湖學案》﹐介紹金華朱子學的《北山學案》﹐以及介紹明州(今寧波)朱子學的王應麟《深寧學案》﹑黃震《東發學案》。由此可見﹐宋元兩浙朱子學實有深入研究的價值﹐但略感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學界對這一課題祗有零星的論文予以討論﹐而缺乏專門系統的研究著作面世﹐與其他地域朱子學研究相比稍顯寂寞。可喜的是﹐王宇研究員的新著《師統與學統的調適﹕宋元兩浙朱子學研究》一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版﹐41萬字)填補了這一領域的學術空白。

  作為一部以宋元兩浙朱子學為主要討論對象的專著﹐本書前兩章基於對朱子學發展趨勢的總體把握﹐揭示出本書的問題意識﹑構建了邏輯主線。著者發現﹐宋代理學一方面宣揚“道”在孟子之後到宋代千餘年間的傳承是中斷的﹐正是北宋周﹑張﹑二程諸儒通過對經書的重新解釋(而不是通過師徒授受)發現了“道”﹐使得“道”的傳承與發揚光大是“絕而復續”的﹐這與漢唐儒學流行的師徒授受的傳道模式迥然不同。另一方面﹐宋代理學自身又非常依賴師徒授受的模式傳道﹐張載﹑二程都形成了規模可觀的門人群體﹐他們在傳道時強調弟子應該遵信師傅而發現“道”(“師統”)﹐這就形成了一對矛盾。著者受程顥《顏樂亭銘》“非學非師﹐孰覺孰識”的啟發﹐將這種矛盾概括為“學統”與“師統”二者存在張力的反映﹕所謂“學統”就是指引啟發學者明道的經典系統﹔所謂“師統”是指師徒傳授所形成的系統。著者在第一章專門討論了朱熹的道統觀﹐指出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所謂“言語”就是師徒面相授受﹐“文字”則是著作文本的傳道之功﹐二者本應相資為用﹐不可偏廢。朱熹去世後﹐準確﹑權威的師門教誨遂成絕響﹐以陳淳﹑黃榦為代表的朱熹親傳高足遂確立了“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白其所未瑩﹐貫其所未一”的基本原則﹐堅持以朱熹著作文本為繼承朱熹思想的首要權威﹐堅持從字面上嚴格遵守朱熹的教導﹐反對隨意“創新”(見第二章第三節)。本書對宋元朱子學的討論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展開的。

  從第三章到十一章﹐著者按照時間先後討論了宋元兩浙地區所有重要的朱子學人士﹑流派和文獻。在處理具體個案時﹐作者拋棄了“小而全”的傳統研究模式﹐而在前兩章所提出的問題意識引導下﹐從相關史料中甄選出符合邏輯主線﹑回應全書問題意識的切入點﹐進行深入討論。本書第三章對徐僑﹑葉味道﹑杜范的討論反映了朱子學是如何適應複雜多變的南宋後期政治環境的。輔廣(見第四章)﹑陳埴(見第五章)一方面篤信師徒授受可以傳道﹐另一方面﹐通過註釋整理朱熹的經典著作﹐使之成為新的學統。臺州朱子學傳人車垓的《內外服制通釋》對朱子《家禮》的服制部分進行了通俗化解讀和補充(見第九章)。處州朱子學傳人趙順孫對朱熹親傳門人的著作兼收並蓄﹐編成了《四書纂疏》(見第五章)。進入元代﹐明州朱子學傳人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提供了一套完備的學習方法和豐富的參考書目﹐方便廣大普通學子自行修習朱子學﹐從而挑戰了師弟授受的傳播模式(見第八章)。王應麟(見第七章)既高度肯定宋學相對於漢唐儒學的優越性﹐又強調宋學的崛起是建立在繼承吸收先秦﹑漢唐儒學學術成果的基礎之上的﹐這就在客觀上將理學道統觀中跳躍性的傳道軌跡修正為線性﹑連續的軌跡。他們的這些努力竭力維持了朱子學的師統與學統這兩翼的平衡。

  但是﹐隨著南宋寧宗朝開始的朱子學官學化運動的深入﹐獲得朱子學傳授系統的資格變成了實現功利目的的手段﹐各個地域之間的朱子學派系也出現了競爭關係﹐並滋生了過度的師統崇拜。本書指出有些朱子後學崇拜自己直接的老師﹐而貶低﹑背叛朱熹的教誨﹐“尊師重於尊朱”﹔有些則崇拜師徒之間的面對面交流﹐過分強調了“心心相印”﹐忽視語言文字的傳道功能﹔還有些朱子後學(北山學派)發展出了“世嫡”觀念﹐主張師承傳授統緒中的每一代都僅有唯一的傳道者﹐朱熹﹑黃榦﹑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就是他們所處時代唯一的傳道者(見第十章)。本書所觀察到的這些現象都是以往的研究重視不夠的﹐因而富有新意。

  面對師統崇拜的弊病﹐一些朱子後學從維護學統的立場對其進行了深入批判﹐代表人物就是黃震(見第六章)和史伯璿(見第十二章)。黃震在宋末已經主張正本清源﹐回到孔子﹑孟子﹐“以孔子為師”﹐而不要盲從朱子學的後輩學者﹔還提出“講說已備于前人﹐體行正屬於我輩”﹐主張杜絕無所創新的著書立說。史伯璿在《四書管窺》中更以豐富的例證揭示了“尊師重於尊朱”乃至“尊師貶朱”的現象在宋元時代普遍存在於兩浙﹑新安﹑福建等朱子學派系中。

  本書的結論(見第十二章)將研究視野從宋元拓展到了明代。黃震﹑史伯璿對朱子學親相授受的師統的批判證明﹐片面崇拜“師統”在元末已經難以為繼﹐而屬於學統範疇的宋元學者的著書立說的工作﹐也因為理論創新的後繼無力而走到了盡頭。入明後﹐朱子學的重要學者曹端﹑薛瑄﹑吳與弼都沒有明確的師承。崛起於明中期的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認為“顏子沒而聖學亡”﹐徹底否定了曾﹑思﹑孟三者之間親相授受以傳道的可能性。然而﹐陽明雖不信賴著述﹐而卻篤信面對面的語言交流足以傳道﹐高度重視面授親傳﹐一手締造了中國思想史上空前絕後的龐大師門群體。也就是說﹐師統與學統的矛盾又開始了新一輪歷史循環。

  本書在方法論上有四點值得特別肯定。首先﹐本書在研究中注重地域性和普遍性相結合﹐立足兩浙而能跳出兩浙﹐將兩浙朱子學設定為具體而微的解剖個案﹐從中總結出不但適用於解釋兩浙地區的朱子學發展史﹐也或可解釋同一時段其他區域的朱子學發展情況的規律﹐從而避免一般區域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的唯我獨尊﹑誇大溢美之弊。其次﹐本書注重思想史與政治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朱子學的官學化是朱子學在宋元時代飛速發展的動力所在﹐因此必須把朱子學的發展與政治局勢的變化結合起來加以考察﹐特別是要重視科舉制度的變革對朱子學傳播的影響。第二章和第三章討論了南宋後期朱子學人士的政治命運﹐第八章討論了朱子學在元代的科舉化以及兩浙朱子學的努力﹔第十章注重分析北山學派發展與宋元鼎革﹑元代文化政策變化的關係。再次﹐本書注重人物與文獻相結合的考察視角。本書全部十二章中﹐有七章內容是以朱子學文獻為討論對象﹐即﹕《詩童子問》(見第四章)﹑《木鐘集》和《四書纂疏》(見第五章)﹑《日抄》(見第六章)﹑《困學紀聞》(見第七章)﹑《讀書分年日程》(見第八章)﹑《內外服制通釋》(見第九章)﹑《四書管窺》(見第十一章)。最後﹐本書注重個體研究和群體研究相結合的論述方法。對於著述豐富的重要學者﹐本書以專章介紹﹐對於典型的學者群體和學派﹐則採用群體研究的方法﹐以求覆蓋更多的朱子學人士﹐譬如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十章。

  毋庸諱言﹐本書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書對兩浙朱子學與其他區域朱子學流派雖然也進行了比較﹐但相關論述較為零散﹐已有的論述尚不夠深入。其次﹐本書側重人物和文獻研究﹐而在哲學概念辨析方面略嫌薄弱﹐除了對師統﹑學統和道統這一組概念著墨較多外﹐對朱熹思想的其他核心概念未有更加深入的考察。再者﹐因為本書所涉及的人物和文獻量多面廣﹐因此在個案研究時對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鑒吸收尚有遺漏。

  總體而言﹐本書的構思體現了較長時段的歷史視野﹐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嚴密的邏輯脈絡﹐代表了新世紀地域朱子學研究的最新成就﹐是一部值得推薦的優秀學術專著。

  《光明日報》( 2019年05月18日 11版)

[ 責編﹕孫宗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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