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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文化與民族認同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6-01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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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俊(信陽師範學院校長﹑炎黃學研究院執行院長)

  炎黃時代也被稱為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篳路藍縷﹑生生不息﹐留下了早期華夏民族薪火相傳﹑綿延不絕的文化軌跡﹐形成了一條迥異于西方國家的文明路徑。這是一條特色鮮明的“共同體”之路。它預設了世界文明進程的中國路徑﹐也彰顯出中國文化的本質特徵。

  炎黃時代﹐中國境內分佈著華夏﹑東夷和苗蠻三大部族集團。首先﹐黃帝族與炎帝族經過阪泉之戰﹐逐漸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炎黃二族為主體的華夏集團。後來﹐華夏集團向東﹑向南擴張﹐分別與東夷﹑苗蠻集團通過戰爭而相互融合。三大部落集團融合後﹐隨著夏王朝的建立﹐以王朝國家為框架凝聚成了最初的華夏民族。所以﹐華夏民族從其最初的生成過程來看﹐它是以炎黃為主幹﹐又融合了部分東夷﹑苗蠻等眾多部族集團而形成的﹐華夏民族在血緣上並不是某一特定族群的延續﹐而是以中原地區為其共同的地區﹐由不同血緣關係的人們組成的一個“文化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華夏民族在其誕生伊始就是一個文化民族。

  這一時期的族群大融合﹐黃帝是其最主要的促成者。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之時﹐天下未定﹐“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於是黃帝“修德振兵”﹐先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後又“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打敗炎帝﹑擒殺蚩尤之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黃帝由此成為“天下共主”。對戰敗者﹐黃帝並非趕盡殺絕。阪泉之戰後﹐黃帝想方設法安撫炎帝族人﹐“擇其優秀和平者﹐予以官爵以羈之﹐封之國土以容之﹐崇其明祀以縻之”(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讓原本兵戎相見的炎黃二族﹐最終得以化解積怨﹑消除隔閡﹐視對方為同族﹐徹底融合在一起。擒殺蚩尤後﹐黃帝同樣也是採用懷柔策略安撫蚩尤舊部﹐讓他們心悅誠服地歸附自己。後世聖王﹐特別是那些開國明君﹐紛紛仿效黃帝這一做法。如商滅夏後﹐商湯“封夏之後”(《史記‧夏本紀》)﹔周滅商後﹐周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史記‧殷本紀》)。黃帝以戰促和﹐以德報怨﹐成功推動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族群大融合﹐也開啟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體”之路。

  從炎黃到堯舜﹐再到夏商周三代﹐在不斷征伐與融合中﹐東夷﹑苗蠻﹑夏人和商人等逐漸消失了。誠如王震中所言﹐在兩周時代﹐始于夏代的華夏民族經歷了由“自在民族”到“自覺民族”的昇華﹐夏商時期華夏民族已經存在﹐但作為自稱亦是他稱的“華夏”之類的民族稱謂還未出現﹐故稱為自在民族﹐到春秋戰國時期﹐“華”“夏”“諸夏”“華夏”之類的民族稱謂頻頻出現﹐這是這種民族自覺意識的強烈表現﹐故屬於自覺民族(王震中《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就民族融合而言﹐即使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民族融合的步伐也並沒有停止﹐秦漢時期人口眾多﹑文化趨同的漢民族就是由先秦時期的華夏民族又進一步融合了蠻夷戎狄等族群發展而來的。

  中華兒女在姓氏來源上對炎黃二帝的“認祖歸宗”﹐亦是炎黃文化促進民族認同﹑民族凝聚的一個重要方面。

  姓氏是標示一個人的家族血緣關係及其相關文化內涵的符號。姓的本質是血緣性﹐同姓一定是出自同一個祖先(封建時代的“賜姓”現象除外﹐因為“賜姓”所體現的已不再是血緣上的同宗﹐而是文化上的共祖)﹔氏雖然社會性更明顯﹐但也往往是以血緣和地域為基礎。

  秦漢之前的姓氏譜系原本是多元的。如《莊子‧胠篋》所載十二古帝均有姓氏。秦漢時期逐漸形成了以黃帝為主支譜系的文化認同。《史記》將《五帝本紀》作為中國歷史之開篇﹐又以黃帝為五帝之首。《五帝本紀》雲﹕“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司馬遷此說原出自《國語》。《國語‧晉語四》雲﹕“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的後人有兩大分支﹕一是黃帝──昌意──顓頊(舜﹑禹)﹔二是黃帝──玄囂──蟜極──帝嚳(堯﹑商﹑周)。不僅堯﹑舜﹑禹(夏)﹑商﹑周為黃帝后裔﹐就連楚﹑越﹑匈奴也被《史記》納入黃帝譜系。如“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楚世家》)﹐“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踐世家》)﹐“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匈奴列傳》)。鄭樵《通志‧氏族略》雲﹕“虞有二姓﹐曰姚曰媯。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媯水之居而姓媯。”陳﹑田﹑姚等皆出自舜族。禹族姓氏有禹﹑夏﹑黨等﹐楚族姓氏有熊﹑屈﹑伍等﹐堯族姓氏有劉﹑祁等﹐商族姓氏有殷﹑商等。周族姓氏無論種類還是人數皆為最多。可見﹐從姓氏來源看﹐中國絕大多數姓氏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黃帝。

  姜姓是炎帝的直系子孫﹐《國語‧晉語四》稱“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左傳‧哀公九年》亦稱“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春秋時期姜姓人群不僅數量眾多﹐分佈也挺廣。據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與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考證﹐炎帝后裔的姓氏﹐除姜﹑齊﹑許﹑申﹑呂之外﹐還有伊﹑紀﹑向﹑甘﹑薄﹑賴等。可見﹐在中華姓氏譜系中﹐炎帝也是不可或缺的始祖之一。

  《國語‧周語下》雲﹕“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正是因為炎黃在中華姓氏譜系中的源頭地位﹐“同宗共祖”的觀念才會隨著華夏民族的形成而逐漸成為中華民族之共識。當然﹐僅從生物學角度來看﹐每一位中國人不可能都是炎黃子孫。但是﹐以炎黃為始祖的姓氏譜系﹐從本質上講﹐它並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祖源記憶﹐更是一種文化認同。所以﹐在思維習慣上固然有以血緣為紐帶的色彩﹐但實質上是以文化為內聚的。時至今日﹐以炎黃為始祖的中華姓氏譜系﹐對促進民族認同﹑民族凝聚﹐依然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炎黃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祖文化﹑龍頭文化﹐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據古文獻記載﹐神農之治天下﹐“懷其仁誠之心”“養民以公”“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淮南子‧主術訓》)﹐神農為尋藥而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務訓》)﹔黃帝之治天下﹐“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韓詩外傳》)﹐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長存”(《白虎通義》)。炎黃二帝所體現出的這種修道德﹑行仁義﹑犧牲奉獻﹑協和萬邦﹑創造發展等精神﹐我們稱之為“炎黃精神”﹐它既是民族精神的源頭和根脈﹐也是形成民族精神的內核和基因。

  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炎黃文化﹑炎黃精神的內涵也都在不斷地豐富和發展。經過炎黃子孫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和弘揚﹐最終凝練﹑昇華為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滲透進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之中。《唐律疏議》雲﹕“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從古至今﹐“中華”“中國”之稱謂﹐都是與炎黃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從地域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炎黃後裔所居住的地方﹔就文化方面來說﹐它指的是炎黃及其後裔所創造的文明成果。儘管中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大家都有一個自覺的“中華”認同﹐即都是“中國人”。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中華民族與炎黃二帝總是精神相通﹑血脈相連的﹐炎黃文化﹑炎黃精神也是中華兒女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源泉。

  中華民族認同﹐從本質上講﹐就是以炎黃精神為核心的文化認同。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研究》中說﹕“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國人’之觀念浮於斯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炎黃精神代表著中國人最基本的價值追求﹐而炎黃正是中華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標識。

  (本文系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炎黃學概論”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2019年06月01日 11版)

[ 責編﹕孔繁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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