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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對我們有多重要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6-01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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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劉松青(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祗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馬克思的這句話說明﹐作為政治動物的“我們”與作為動物的“人類”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是誰”不僅意味著人對自身身份的認同﹐也意味著人類文化與文明基因的傳承。

  那麼﹐是什麼樣的契機或要素才促使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過渡和轉變為社會﹑政治意義上的“我們”呢﹖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語言。

  語言不僅是將人類從自然中分離和超拔出來的一種驅動性力量﹐也是確立人的主體性地位的一種決定性因素﹔不僅為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種便利有效的工具﹐也為我們建立起語言與實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互動﹑協作與交往的通道﹔不僅是人類構建組織和社會的紐帶﹐也為我們共享意圖﹑建立更廣泛﹑複雜與深度的合作奠定了基礎﹐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可能。

  概而言之﹐語言在將生物性的“人類”轉變為政治意義上的“我們”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語言是獨立的標誌

  語言促成了人與自然的分離以及人的主體性地位的確立﹐是我們走向獨立的標誌。很多人認為﹐人類之所以獨特﹐就在於人類擁有語言。一方面﹐通過語言﹐人與其他動物區別開來﹔另一方面﹐語言使用擴展了人類理性的範圍﹐使人類可以藉助複雜的概念體系和思維模式﹐進行系統邏輯地思考和推論﹐使人類的智性水平得到極大提昇。人類由此成了真正意義上“理性的動物”。

  亞裡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一書中就曾指出﹐人類是唯一被賦予語言能力的動物﹐而語言的目的就是指出利弊﹐表明正義和不正義。西塞羅也認為﹐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就在於﹐所有人生來就擁有共同的語言能力和平等的推理能力﹐這使得我們能夠站在優於野獸的高度來提出論點﹐進行推論或反駁他人﹐以此來尋求或達成共識。

  另外﹐近現代以來的很多科學家和哲學家也都認為﹐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就是創造性地運用語言的能力。康德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不祗是被動感知或接受外部的信息與刺激﹐他還具有知性﹑理性與判斷力﹐而作為對一般規律進行認識的知性能力﹐其實就是人運用概念的能力。哈貝馬斯則相信﹕“正是語言把我們和自然分離開來﹐而且正是通過語言結構﹐我們才擁有自主性。”我國知名語言學者王士元也認為﹐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指標﹐它不僅是人類和動物的分水嶺﹐也是人工智能至今仍無法讓電腦掌握的能力。可見﹐對於人與自然的分離以及人的主體性地位的確立﹐語言都是根本性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語言造就了人類﹐因為語言使得人類可以拓展自己的感官世界﹐以一種更加寬廣宏闊的視角去瞭解和展示我們的世界﹐以一種更加有效的方式進行溝通﹐還可以通過語言的形式創造和保存我們的精神財富。

  正因為語言的誕生﹐人類才能將經驗存儲于字句與言語之中﹐才能使我們理解事物﹐理解他人﹐理解我們自身﹐以及我們生活的世界。通過語言﹐我們可以從一個更超然﹑理性的視角觀察人類﹐也能夠用更複雜更抽象的範疇來界定每一個個體以及我們聯合起來組建的各種“共同體”。語言為我們區別于動物畫出了一道界限﹐也為我們識別自身﹐成為獨立的主體提供了條件。

  語言賦予人類秩序

  語言為萬物命名﹐給自然立法﹐更重要的是給我們以秩序。在語言文字產生之前﹐自然對於人類而言﹐是界限不明的混沌世界﹐而科學﹑法則﹑制度以及道德習俗更不可能產生。隨著語言文字的出現﹐我們有了和現實世界互動和溝通的工具。語言越發達﹐我們對於現實的理解也就越加豐富和深入﹐而原本雜亂無章的事物﹐就會隨著語言的發展而變得井然有序。因為語言通過符號和法則﹐能夠將現實之物進行編碼或類化處理﹐使世界變得井然有序。

  比如﹐我們可以將某些東西命名為蘋果﹑香蕉﹑梨子﹐同時又可以對其進行類化處理﹐統稱為“水果”﹐然後將水果和其他可以食用的東西統稱為“食物”。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對不同東西做出秩序化區分﹕有些是可以吃的﹐有些是紅的或有顏色的﹐有些是方的或有形狀的﹐等等。

  我們不僅可以用文字或符號來指稱實際存在的東西﹐還可以用來指稱自然界並不存在的東西﹐比如詩歌﹑藝術﹑道德﹑法律﹑數字等。我們可以將某一些事情編碼或類化為真的或假的﹐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可以將某些行為編碼或類化為勇敢的或懦弱的﹐可愛的或討厭的﹐慷慨的或吝嗇的﹐等等。按照康德的說法﹐我們可以通過語言為自然確立秩序﹑表達思想﹐使我們更加有效的理解彼此之間的想法﹑需要以及行動。

  通過語言的編碼和類化處理﹐現實被規整到我們的主體意識之內﹐成了我們可以通過知覺來感受﹐通過語言來表達﹑傳遞和交換的東西。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語言決定著現實﹐有什麼樣的語言﹐就有什麼樣的現實﹐有什麼樣的語言(思想)﹐就有什麼樣的秩序。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

  語言是思維的工具

  語言為我們進行抽象思維與複雜敘事提供了基礎﹐是思維的工具。語言更重要的一種功能不在於其對實存之物的編碼和類化﹐而在於其可以傳達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也就是說﹐語言不僅要傳達外在事物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傳達人類自身的信息﹐一種可構造性的類性存在的信息。正如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進行抽象思維和複雜敘事是人類語言最獨特的地方。

  在認知革命之後﹐我們的語言成了一種非常發達的工具﹐傳說﹑神話﹑神以及宗教之所以能夠應運而生﹐其關鍵就在於我們可以通過想象和語言來進行“虛構”﹐並且是“一起”想象和編織各種虛構的故事。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說法﹐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公司﹑國家等都是“我們共同想象和虛構的結果﹐是一種十分複雜的敘事體系”。

  但是﹐正因為我們有“一起”虛構和敘事的能力﹐智人才可以大量集結協作﹐靈活互動﹔也正因為如此﹐智人才可以統治世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也是一種實踐。”正是有了這樣一種現實﹐我們才有可能做出斷言﹐提出希望﹐製造理念﹐編造故事﹐共享規範與價值﹐才可能建立語言交流和溝通合作機制。

  語言是合作的紐帶

  語言是我們共享情感和理念的條件﹐是進行廣泛深度合作的紐帶。美國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托馬塞洛認為﹐從類人猿的群體活動到人類合作的轉換過程中﹐最關鍵的一點﹐是早期人類必須發展出一些重要的社會認知技能與動機﹐從而能夠以複雜的方式與他人進行協調﹐交流各種角色中的聯合目標和勞動分工。這些基本的認知機能和動機包括共同的注意力﹑共有的經驗與相同的文化知識﹐也就是擁有共同的概念基礎與推理能力。祗有藉助語言﹐我們才能共享情感﹑理念和意圖﹐才能促成廣泛而深入的合作。語言哲學家塞爾﹑巴特曼和吉巴特指出﹕人類合作是由所謂的共享意圖或我們意圖所組成的。也就是說﹐根據我們正在一起做某件事的意識﹐我們可以建立共同的預期﹐乃至權利和責任。這樣一種共享意圖的意識﹐是人類所獨有的。

  一般而言﹐共享意圖是從事人類獨有的合作式活動所必須具備的﹐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具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意念﹑共有的知識﹑共享的信念。這種共同性在社會互動中尤其重要。在我們的合作機制中﹐語言是共享意圖的一個基礎﹐我們必須與他人溝通﹐才能建立與他人之間的關聯﹔我們必須提出合理的要求﹐才能得到他人的回應﹔我們必須參與社會的交往和互動﹐幫助他人﹑接受別人提供的信息﹐分享彼此之間的感受﹐將彼此之間的期待放置在公共的領域之中﹐才能建立有效的社會規範與義務﹐才能促成人類的有效溝通與深度合作。

  總之﹐雖然人類的語言在認知﹑發聲﹑語法和溝通方面存在差異﹐也制約著我們之間的合作﹐但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增進和人類社會的複雜化﹐為了滿足對合作夥伴的可信度及其他方面的便利或需要﹐我們的語言會不斷變化﹐我們的意圖也會不斷趨向一致。

  《光明日報》(2019年06月01日 12版)

[ 責編﹕孔繁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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