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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柱﹕為歷史尋找物化載體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6-10 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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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訪名家】  

  光明日報記者 戶華為 陳恆

  2019年初﹐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90卷本﹑總計1500多萬字的《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簽》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完成了這部寫作時間跨越30個年頭的大部頭著作﹐劉慶柱﹑李毓芳這兩位考古人終於卸下了一副重擔。

劉慶柱﹕為歷史尋找物化載體

劉慶柱近照 光明日報記者 劉陸攝/光明圖片

  “厚度有多少呢﹖幾乎是我倆的身高之和﹐3.1米。”一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他便介紹起這部對我國古代軍事管理史﹑漢字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一頭銀髮下﹐當年透過放大鏡看見這批刻在牛骨上的皇宮檔案時的驚喜﹐依然那麼真切。“這裡面的內容﹐主要跟漢代軍工生產有關﹐對研究當時地方手工業﹑軍工工業以及當時書法﹑官制等的變化﹐都有非常大的價值”。

  “說起來﹐這部著作還與光明日報有不解之緣呢。”劉先生告訴記者。

  時間回到30年前的1989年。“光明日報的一位記者﹐聽聞未央宮出土了大量骨簽﹐一定要來採訪報道。”當時主持這項發掘的﹐正是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考古隊隊長的劉慶柱。他沒想到﹐一家中央媒體竟對骨簽這麼專業的問題有如此大的興趣。一番深入交流後﹐《西安未央宮遺址出土三萬餘片骨籤文書》一文﹐出現在光明日報1989年3月7日的頭版。“光明日報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是最權威的﹐報道引起了很大反響。”《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簽》一書也自那時起開始籌劃。劉慶柱說﹐多年來﹐自己不僅是光明日報的作者﹐也是忠實讀者。

  早在中學時期﹐劉慶柱就對歷史頗有興趣﹐1962年以第一志願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分專業時﹐他選擇了考古學﹐人類已有200萬年的歷史﹐而“狹義歷史學”(文獻歷史學的五千年文明史)僅僅研究人類全部歷史的0.25%﹐剩餘的99.75%則需要考古學去解決。“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考古學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傳入中國﹐而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以古代物質遺存復原﹑研究歷史﹐考古學在這片土地上﹐定會大有作為”。50餘年來﹐這一學術抱負從未改變。

  1968年﹐劉慶柱和後來與他結為連理的同班同學李毓芳﹐被分到陝西的部隊農場勞動鍛煉﹐這一待就是整整兩年。

  在勞動之餘﹐劉慶柱讀了《毛澤東選集》《馬克思恩格斯文選》以及列寧的重要著作。那段經歷﹐不但磨煉了他的學習意志﹐擴充了他的知識面﹐也更加堅定了他從事考古研究的信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探討國家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問題﹐正是考古發現與研究﹐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提供了科學支撐”。

  1972年﹐劉慶柱來到咸陽地區文教部門工作﹐與愛人攜手走上了古代都城與帝陵考古之路。他提出並啟動了秦都咸陽考古發掘計劃﹐花幾年時間整理了大量秦都咸陽遺址的田野考古資料。此後﹐他在《文物》雜誌上發表《秦都咸陽幾個問題的初探》一文﹐首次在學術界提出秦咸陽城的範圍﹑佈局﹑結構﹐繪出遺址平面示意圖。學界評價這一研究把考古資料與文獻考證相結合﹐是秦都咸陽研究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重大成果。

  為歷史尋找物化載體﹐是劉慶柱一生的學術追求。古代都城與古代帝王陵墓﹐是他認定的承載古代國家歷史的重要物化載體。中國古代都城要從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層面去解讀和分析﹐其中蘊藏著深厚的國家認同核心理念﹐折射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傳承。

  從20世紀70年代初起﹐劉慶柱參加並主持了秦咸陽城﹑漢長安城﹑漢唐30余座帝陵及數以百計的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調查工作。不論是嚴冬還是酷暑﹐為了獲得第一手考古資料﹐他或徒步﹐或騎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穿行于偏僻的田間﹑崎嶇的山路。他說﹐每年都有10個月左右吃住在工地﹐沒有“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之分。

  改革開放後﹐我國考古學迎來了快速發展期。1982年至1984年﹐劉慶柱主持發掘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並在中國考古學﹑歷史學上﹐第一次詳盡﹑科學地揭示了漢代陵寢制度﹐解決了許多文獻記載語焉不詳的問題﹐填補了這一領域的學術空白。

  從1993年開始﹐劉慶柱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他主持召開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術研討會﹐對以往都城遺址考古工作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並指導此後的各都城遺址考古工作﹐取得較大進展﹐獲得豐碩的學術成果。這集中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重點進行的偃師商城宮城遺址全面揭露﹑20世紀90年代後期考古發現的陶寺城址﹑世紀之交二裡頭遺址宮城與路網的發現等。

  和很多學者一樣﹐在佔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考古材料的基礎上﹐劉慶柱開始對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理論﹑方法進行深入系統的探討。他先後發表涉及古代宮城考古學﹑古代都城考古學﹑古代都城建築思想理念﹑古代都城遺址佈局形制等主題的論文。2000年1月﹐劉慶柱在光明日報發表《中國考古學五十年》系列文章﹐連載4期﹐對新中國考古學研究進行了系統化﹑理論化的梳理。他的許多著作﹐包括《漢長安城》《漢長安城未央宮》《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等﹐在考古和歷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觀念的歷史與歷史的真實有時候有不小的差距﹐考古學要在這方面發揮作用。”他表示﹐受杜牧《阿房宮賦》的影響﹐阿房宮的瑰麗宏偉﹑項羽火燒阿房宮的故事家喻戶曉。然而﹐2003年至2004年﹐在以多學科結合開展的阿房宮遺址考古工作中﹐通過對遺址全面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他得出當年只完成了阿房宮前殿建築基址的建設﹑“火燒阿房宮”子虛烏有的結論。這項考古新發現引發不小的爭議。“但我堅定地認為﹐不能用觀念的歷史代替歷史的真實﹐而應當根據客觀發現﹐還歷史以真正面目﹐堅持實事求是的歷史觀”。

  “學術研究是自己的事業﹐當然也更是社會的事業。”劉慶柱時常教誨學生﹐“夫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學者不祗是享受做學問的樂趣﹐還要意識到社會科學工作者肩負的使命。他要求自己必須對學術﹑對社會認真負責﹐及時整理﹑發表與出版各種考古發掘報告。

  正是這種使命感和學術抱負﹐使劉慶柱把自己的戰線從考古延伸到文化遺產保護和申遺工作。“文化遺產是國家﹑民族的根與魂﹐是我們歷史的載體﹐是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記憶”。20世紀90年代﹐他為三峽工程的文化遺產保護﹐多次現場考察﹑積極呼籲﹔21世紀初﹐他在全國兩會上建言﹐加強南水北調工程沿線文物保護﹐全面開展考古調查﹔針對收藏熱過火及一些鑒寶節目的導向偏差﹐他主張遏制收藏領域的炒作﹔近年來﹐他又為絲綢之路﹑京杭大運河﹑蜀道等文化遺產申遺而四處奔走……

  “考古絕不是僅僅挖幾件古董。”採訪結束時﹐劉慶柱說﹐“考古向科學提供實證資料。作為一個基礎學科﹐考古學能通過對過去物質文化遺存的研究﹐探索過去的歷史﹐以史為鑒﹐讓今天的生活更美好。”正是這一信念﹐讓已經76歲的他﹐依然奔波在一個個考古現場與學術活動中﹐忘記年齡﹐樂在其中。

  《光明日報》( 2019年06月10日 02版)

[ 責編﹕孫宗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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