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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在鄉土──五位“博士生鎮長”的掛職故事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6-13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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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強調﹐為民服務解難題﹐重點是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幹部堅守人民立場﹐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自覺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著力解決群眾的操心事﹑煩心事﹐以為民謀利﹑為民盡責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

  中國青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先鋒力量﹐讓他們在奮鬥與擔當中不斷經風雨﹑見世面﹑長才幹﹐把小我融入祖國的大我﹑人民的大我﹐才能使他們的青春在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廣闊天地中熱情綻放。

  光明日報記者 安勝藍 夏靜

  在吳漢勛的手機裡﹐一直保存著一張時間為“2018年9月15日”的照片。照片中﹐他和村民站在阡陌縱橫的田埂上﹐身後是剛種上的晚稻﹐鬱鬱蔥蔥﹐長勢喜人。吳漢勛還記得﹐那是他在湖北省京山縣永興鎮掛職副鎮長的第三個月﹐那天又和村民聊到種田的收入情況﹐村民告訴他﹐“種上優質稻﹐每畝增收了200多元”。

  現在吳漢勛已經結束了掛職﹐回到學校繼續學業﹐並著手開始撰寫博士畢業論文。閑暇的時候﹐他仍然會打開京山永興“村鎮工作交流微信群”﹐看看農村工作有哪些新要求﹐鎮上又有哪些新發展。他知道﹐永興鎮始終是他的一份牽掛。

  2018年6月﹐在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讀博的吳漢勛﹐作為首批“武漢大學博士基層服務團計劃”的團隊成員之一﹐和4位博士生同學一起到湖北基層鄉鎮掛職半年副鎮長。這個團隊裡有哲學博士﹑經濟學海歸﹑實驗室“工科男”和前支教教師﹐同為黨員﹐都懷著對鄉村的關注﹐專業不同﹑背景各異的他們集結在了一起。

  帶著想象和探索﹐他們第一次如此深入腳下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群﹐去理解真實的鄉土中國。這段求知鄉土的經歷﹐打開了他們的視野﹐也在他們心中種下了為民情懷。

求知在鄉土──五位“博士生鎮長”的掛職故事

  武漢大學博士基層服務團團隊成員(從左至右)段永傑﹑胡姜﹑李秋成﹑葛孟鈺﹑吳漢勛﹐到湖北基層鄉鎮掛職半年副鎮長﹐在奮鬥與擔當中種下了為民情懷。人物素描﹕郭紅松繪

  觸摸真實的鄉村

  說到掛職﹐博士基層服務團團長吳漢勛不是個新手﹐讀碩士研究生時﹐在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黨委組織部實踐鍛煉的經歷讓他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看到這一次博士基層服務團的招募公告﹐他毫不猶豫地報了名。“我的專業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要理解中國現代化發展﹐必須瞭解當下的基層實踐﹐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吳漢勛說﹐“祗有理解農村﹐才能理解中國。”

  儘管對農村工作做了充分瞭解﹐但是初到永興鎮﹐吳漢勛還是感到了撲面而來的壓力和緊張感──他之前實習的角色是機關工作人員﹐大部分時間坐在辦公室裡協助起草文件﹐但這次不同了﹐作為協管農業農村工作的副鎮長﹐脫貧攻堅重任在肩﹐但他卻無從下手。“沒有時間茫然無措﹐祗能一邊干一邊學。”吳漢勛說。

  不到一個月﹐吳漢勛實地走訪了下轄的20個村﹐1個街道社區﹐1個物流園區﹐7家規模鄉鎮企業﹐座談﹑走訪幹部村民200餘人。他的腦海中那個輪廓模糊﹑粗線條的鄉村圖景﹐逐漸一絲一縷清晰起來。

  “鄉村不是靜止的﹑停滯的﹐它也在發展。”吳漢勛說﹐“我所看到的鄉村﹐從村容村貌到居民生活條件﹐都比原來改善很多。但問題同樣也很明顯﹐比如治理內卷化﹑經濟發展造血功能不足﹑糧食供應等﹐農村工作任務依然很重。”

  脫貧攻堅是當前農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行走在鄉間﹐對於博士鎮長們來說﹐脫貧攻堅再也不是書本上一串串數字的增減﹐而是真切實在的與貧困的一場場戰鬥。

  葛孟鈺來自遙感專業﹐是團隊裡唯一的工科生。出發前﹐他利用衛星獲取了方灘鄉的地表影像圖──滿屏幕綠色的群山中包裹著一點點白色﹐那是十堰市張灣區方灘鄉的鄉政府。他在沿海發達地區長大﹐生平第一次來到貧困山區﹐這裡崎嶇的道路﹑漏雨的土危房﹑簡陋的旱廁深深刺痛了他。葛孟鈺說﹕“以往在電視上看到的聽到的﹐都不如眼前的讓我震撼。我開始思考﹐憑藉我的知識﹐怎樣才能為他們服務。”

  “直面貧困。”李秋成這樣形容他上崗的第一天﹐他和胡姜鑽研經濟學﹐都是在英國留學回來的“海龜”﹐走出繁華都市﹐深入山區農村﹐讓他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研究。“經濟理論有時太宏觀﹐要解決發展不平衡﹐從根本上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需要我們跨越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鴻溝。”李秋成說。

  胡姜的研究方向是政治經濟學﹐在這裡﹐他對脫貧攻堅的政策有了更多感悟。在十堰市張灣區黃龍鎮獅子溝村﹐他向村民宣講易地搬遷政策﹐一位居住在山坡上的孤寡老人告訴他﹐自己最大的夢想就是“走出這裡看看”﹐而易地搬遷政策為她“走出去”帶來了希望。

  “她的話讓我感觸很深﹐易地搬遷政策不是憑空出世的﹐而是鄉村脫貧真真切切的需要。”胡姜說﹐“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絕不是空話﹐所有政策的制定都圍繞著這個出發點。三農問題﹑鄉村振興的政策研究﹐不能總是居高臨下的審視﹐一定要深入鄉村﹐真正瞭解鄉村的情況和群眾的需求。”

  從旁觀者到參與者

  名校博士生來掛職副鎮長﹐這在他們所在的鄉鎮還是頭一遭。在當地乾部群眾的眼中﹐他們“學歷高﹑智商高﹑素質高”﹐正是鄉村振興急需的“最強大腦”。

  32歲的段永傑是博士團裡的“大哥”﹐在讀博之前﹐他曾在貴州山區支教數年﹐長期關注鄉村問題﹐做過多次調研﹐鄉村對他來說並不陌生。他說﹐志願者和鎮長的視角不一樣﹐前者是一個觀察者的角色﹐而後者不僅是觀察者﹐更是實踐者。“既然掛職副鎮長﹐面對新市鎮13.7萬老百姓﹐身上背負了一份期待和責任﹐不能祗看不做﹐要帶著解決問題的想法去工作。”

  京山縣新市鎮有10個社區﹑20個村﹐有城區﹑有山區﹐村與村﹑組與組﹑戶與戶相對分散﹐到一些村組需要翻山越嶺。段永傑選擇了最“硬核”的方式來走訪調研──他用800元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一有空閑就騎上摩托車走村串戶調研。為了學習周邊地區的鄉村建設﹑產業發展等成功經驗﹐他甚至獨自騎行200公里﹐到鄰近的沙洋縣學習葛根種植。

  騎著一輛摩托車﹐段永傑每個月的調研路程都在1000公里以上。正是這種執著﹐讓段永傑掌握了各村組的情況﹐並與當地村民建立了聯繫﹐大家都願意把自己的想法﹑建議告訴“摩托鎮長”。在這個基礎上﹐他有了清晰的思路﹐開始施展拳腳。

  根據新市鎮城區與農村並存的區位﹐段永傑想把城市的需求與鄉村的需求用“共享經濟”的方式對接起來。城市的居民有休閑和娛樂的需求﹐但城市裡這樣的場地並不多﹐他鼓勵和城區鄰近的村把閑置的菜園集中起來﹐出租給市民周末種菜﹐平時則由村民提供有償管理服務。段永傑算了一筆賬﹕“一畝能分出10塊地﹐每塊地年租金大約在400元~500元左右﹐再加上勞務費﹐能讓村民收入大幅提高。”

  段永傑的專業是傳播學﹐掛職時還分管宣傳工作。為了凝聚人氣﹑讓年輕人關注家鄉發展﹐他提出並創立了“魅力新市”的公眾號﹐每天推送村情﹑產業發展﹑文化活動等信息﹐吸引了許多新市鎮居民關注。“鄉村振興離不開年輕人﹐鄉村應該積極利用新媒體傳播﹐凝聚鄉愁紐帶﹐吸引年輕人反哺鄉村。”段永傑說。

  “不能光提出問題﹐還要解決問題。”和段永傑一樣﹐博士團的每一個人都在為鄉村的發展積極思考﹐謀劃對策。這些“最強大腦”們從鄉村的旁觀者轉變為鄉村建設的參與者﹐實實在在地投身到鄉村的振興中來﹐貢獻出他們的知識和智慧。

  “如果不是來鄉村﹐我們不會發現自己所學的知識竟然還有這樣的‘打開方式’。”吳漢勛說。他在永興鎮開展了“黨建+”脫貧行動﹐帶領村“兩委”進行理論學習﹐給他們講解扶貧政策﹑脫貧案例﹐村裡的白芨種植產業由村“兩委”和黨員帶頭﹐村民們積極參與﹐發展如火如荼。李秋成在柏林鎮提議建立了合作社﹐採用集體收購的形式﹐把玉米線椒以好價格賣到了城市超市。葛孟鈺甚至玩起了“黑科技”﹐利用衛星遙感技術為方灘鄉﹑張灣區乃至十堰市的長時間序列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蓋變化分析提供技術支持。

  在大山裡﹑田野間﹐博士鎮長們找到了“知”與“行”的最佳結合點﹐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實踐中檢驗所學﹑發揮所長。

  當掛職成為本職

  查文獻﹑寫論文﹐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博士們得心應手﹐而在鄉村工作方面﹐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鮮活生動﹑每天都有新情況新變化的基層﹐即使是高智商的博士﹐剛接觸基層工作﹐也不免會遇到“成長的煩惱”。

  下鄉前﹐博士基層服務團成員們曾一度以為﹐基層幹部的工作是“田園牧歌”式的。

  而現實則將他們的“田園牧歌”狠狠地掀翻。白天大部分時間在田間地頭調研情況﹑宣講政策﹐晚上回到辦公室有時需要加班。有時周末需要放棄休息時間。胡姜家在十堰市城區﹐從鎮裡開車回家只需要1小時﹐妻子懷孕﹐他本想一邊照顧家裡一邊工作﹐沒想到預計的“走讀”成了“全日制住讀”﹐幾個月時間回家次數並不多﹐即使能回去也是“早上去﹐晚上回”。

  不過﹐更讓他們感到迷茫的是﹐有時候付出了辛苦﹐村民們卻不理解。“最大的困難是改變村民的觀念﹐讓他們接受我們的理念。”葛孟鈺說。

  為了保護水體﹐吳漢勛上門去和養鴨場協商搬遷﹐對方卻不理解﹐對方說﹐“鴨子不就該養在河裡嗎﹖”

  同樣的問題﹐放在當地乾部那裡﹐卻往往能夠順利解決。“有時我說得口干舌燥也說不動村民﹐但當地乾部三言兩語就把他們說服了。”李秋成這樣來形容他們的困惑﹕“有的時候﹐覺得知識越多﹐越難以解決一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因為我們總站在自己的話語體系裡。就像一道小學數學題﹐我們用定理來解﹐其實用量角器一量就出來了。”

  在胡姜看來﹐消除話語體系的差異首先要擺正立場。“不能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把和群眾溝通當作完成任務。要換位思考﹐站在群眾的利益上來做工作。”胡姜說﹐“老百姓也希望生活變得更好﹐將心比心﹐總能理解。”

  獅子溝的易地搬遷是他花費精力最大的一項工作。他跟著當地乾部一起挨家挨戶講解政策﹐持續三四個月﹐跑了十幾次。面對村民的不理解和搖擺不定﹐胡姜反復地答疑釋惑﹐幫他們算收益賬﹐一點點堅定他們的信心。

  為了和村民拉近距離﹐胡姜有時會自己帶著菜﹐上村民家和他們一起做飯﹐在茶餘飯後嘮嘮嗑﹐做一個聽眾﹐聽聽他們的煩惱和心聲。他得知老黨員胡德勝家裡困難﹐腿腳不好﹐買藥不便﹐胡姜主動給他捎去了藥物﹐兩人從此結下了知無不言的友誼。“對村情不清楚的時候我就向他請教﹐在他的幫助下我和村民們溝通更順暢了。”胡姜說﹐“祗有真正融入他們﹐才能建立起信任﹐搭建起工作的基礎。”

  當博士團結束掛職﹐回歸校園時﹐每個人的身上﹐都有一部分悄然發生了變化。吳漢勛至今保持著鄉村工作的節奏﹐早睡早起﹐雷打不動﹔李秋成開始在意每一塊錢﹐花錢之前總會“想一想”……

  離開了鄉村﹐博士們對鄉村的關注依然延續了下來﹐他們不約而同地把自己的研究目光放在與鄉村問題有關的主題上。他們常常聚會﹐回顧以前的工作﹐探討新的問題。“我們不是興趣小組﹐也不是學生社團﹐我們是最好的同志。”吳漢勛說﹐“有著共同信仰﹑共同事業觀﹐志同道合的朋友。”

  或許5個人﹑半年的時間﹐給鄉村貢獻的力量有限﹐但鄉村對他們的改變卻是深遠的﹐一條情感的紐帶聯結著他們和那片土地。不管他們今後身處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在他們的心裡﹐都會始終帶著對鄉村的關注﹑對人民的情懷。

  《光明日報》( 2019年06月13日 05版)

[ 責編﹕孫宗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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