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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的本質──中唐以後詩人的身份審視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6-17 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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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舜臣(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唐之後﹐詩人的身份意識亦趨濃厚﹐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自編詩文集﹐特別是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此風尤盛。日本學者內山精也考察了45種可以推斷編輯經過的唐人別集﹐其中﹐詩人生前直接參與編撰的有19種﹔這19種別集皆出現在大歷之後﹐中唐7例﹐晚唐有12例﹐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純粹的詩集和詩歌比量更大的別集出現的數量也更多。(內山精也著﹐張淘譯﹕《媒體變革前後的詩人和詩集──從初唐到北宋末》﹐《長江學術》2016年第2期)中唐之後﹐還有不少詩人因仕途蹇塞﹐轉而專攻詩藝﹐甚至以此為平生大業。例如﹐杜荀鶴出身寒微﹐中年始中進士﹐亦久未授官﹐其《秋日懷九華舊居》稱﹕“吾道在五字﹐吾身寧陸沈。”因此﹐晚唐孟棨《本事詩》記載他們的事跡時﹐往往不冠以官銜﹐而徑稱“詩人”﹐如稱“詩人許渾”“詩人劉希夷”“詩人張祜”等。這表明“詩人”作為一種身份類型逐漸得以確立。

  “詩人”作為一種新的身份類型確立之後﹐一方面激發了人們對詩歌創作的熱情﹐很多讀書人因詩得官﹐因詩揚名﹐“詩聖”“詩仙”“詩佛”“詩家天子”等稱號不脛而走﹐“詩人”仿佛風光無限。但另一方面﹐很多詩人的現實境遇與理想中的“詩人”又存在著巨大的落差﹐從而產生一種強烈的焦慮感和無奈感。在傳統“詩教”中﹐“詩人”的“成功典範”無疑是《詩經》的作者﹐因為他們以詩“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倡“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代表著風雅精神之極則。然而這種“成功典範”﹐後世詩人往往很難企及。

詩人的本質──中唐以後詩人的身份審視

明仇英繪《潯陽送別圖》 資料圖片

  白居易曾極力高揚詩歌的價值﹕“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與元九書》)可當他審視自我創作時卻說﹕“予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詩流。”(《序洛詩》)“落”字有“淪落”之意﹐可見白居易雖嗜好詩文﹐著詩甚富﹐卻又不甘於“詩人”這個稱號。杜甫《宗武生日》曰﹕“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贈蜀僧閭丘師兄》又雲﹕“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這既是杜甫對家世的自矜﹐亦是他對“詩神”的最高禮讚。但仔細考察﹐這兩首詩都是杜甫輾轉﹑流寓蜀地時所作﹐“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的人生理想幻滅殆盡﹐唯以詩歌作為最後的精神寄託。明乎此﹐我們便不難體會陸游《讀杜詩》中的嗟嘆﹕“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諮。”而陸游之所以有這樣“同情的瞭解”﹐實因他亦有同樣的體驗。乾道八年(1172)冬﹐陸游從抗金前線遷調成都﹐途經劍門關﹐細雨蒙蒙中﹐騎著蹇驢低吟﹕“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道中遇微雨》)抒寫的是壯志難酬的無奈與自嘲。陸游還說﹕“書生本欲輩莘渭﹐蹭蹬乃去為詩人。”(《初冬雜詠》其五)又說﹕“本慕修真謝俗塵﹐中年蹭蹬作詩人。”(《老學庵北窗雜書》其一)濟世不能﹐修道未成﹐蹉跎蹭蹬之後﹐唯有作詩人而已。白居易﹑杜甫﹑陸游的言論表明﹐無論是最初的志向或者最終的諦視﹐“詩人”都不是他們的第一身份選擇﹔似乎祗有在功名理想破滅之後﹐才有可能認同這一身份。雖然我們也可以看到類如楊萬里“詩家雜壓君知麼﹐壓盡三公況九卿”(《跋汪省幹詩卷》其二)的自信言說﹐但在中國古代﹐這樣的聲音並不洪亮﹐更為主流的是“百無聊賴以詩鳴”的悲情表達。

  古代詩人審視自我身份時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普遍意識到“詩人”具有“薄命”“例窮”的特徵。這一特徵意味著寫詩難以支撐起詩人的生計。中國古代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職業詩人﹐詩人利用寫作而謀生的現象並不普遍﹐國家與社會也沒有賦予或規範詩人以特定的權利和義務。祗有將“詩人”的身份置換為“官員”的身份時﹐才有可能獲取維持生存的利祿。然而在古人眼中﹐“做官”與“寫詩”往往難以兩全﹐“官運”與“詩運”常相背離。《宋史‧歐陽修傳》雲﹕“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在歐公看來﹐“吏事”與“文章”的作用全然不同﹐前者可濟天下﹐後者祗能獨善其身。宋人杜范《康秋惠詩和其韻二首(其一)》雲﹕“自憐民事冥煩日﹐卻是詩人得句時。”(《清獻集》卷四)這種觀念似乎可通過史實得以印證。文學史上有不少詩人像唐代的孫逖﹐當其官運亨通﹑平步青雲之時﹐創作水平反而走下坡路﹔而像張九齡﹑蘇軾等詩人的創作高峰﹐正是他們失意外放之時。因此﹐清人余雲煥《味蔬齋詩話》卷三論趙翼說﹕“甌北‘既要作好官﹐又要作好詩﹔勢必難兩遂﹐去官攻文辭’。又曰﹕‘詩有一卷傳﹐足抵公卿貴。’余謂官職﹑詩名兩俱入手﹐能有幾人﹖顯晦聽命于天﹐著作操之自我。”“官運”與“詩運”的背離﹐意味著詩歌不僅難以謀得利祿﹐甚至還不利於助成事功。

  個人自我身份的選擇和認同﹐從根本上說﹐還受到了整個社會價值評價體系的影響。古人更認同的是他們藉以“立德”“立功”的身份──階銜﹑封號和職業﹐而非“文人”“詩人”“辭人”等身份。曹植《與楊德祖書》雲﹕“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韓愈《和席八十二韻》亦曰﹕“多情懷酒伴﹐余事作詩人。”晁補之《海陵集序》甚至說﹕“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這種文化心理﹐突出地反映在他們死後墓石上鐫刻的頭銜﹐因為這一頭銜具有“蓋棺定論”的意味﹐故古人待之慎之又慎。我們看到﹐古人墓石上鐫刻的頭銜一般是他的官職﹑科第或封號﹐而極少題為“詩人”“文人”“詞人”等稱號﹐儘管前者的聲名遠不如後者響亮。文學史上兩個著名的特例──元好問和吳梅村﹐他們的三尺碑石分別書以“詩人元遺山之墓”和“詩人吳梅村之墓”。不過﹐這是他們出仕新朝而誤盡平生的痛悔﹐不是一種常態之下的書寫﹐背後透顯的反而是無盡的悲涼﹐聞之者無不唏噓嗟嘆。

  總之﹐中國古代詩人在審視自我作為“詩人”的身份時﹐大多流露出一種自嘲﹑無奈﹑焦慮的心態﹐“詩人”並非他們的第一身份認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在於詩歌自身﹐而在於整個社會價值評價體系。因此﹐想要擺脫這種困境﹐消解焦慮﹐則必須努力祛除世俗觀念的影響﹐回歸詩歌和詩人的本質。

  首先﹐規避世俗的眼光﹐拒絕媚俗﹐執著于自我理想的追求。例如﹐中唐苦吟詩人大多運命蹇塞﹐卻甘於貧窮和寂寞﹐躲在陰冷的禪房﹑廨署﹐雕琢著精巧的詩句﹐視詩歌為生命的歸宿﹐甚至出現了像劉得仁那樣“為愛詩名吟至死”(釋棲白《哭劉得仁》)的殉道者。這種與現實的對抗方式﹐多少具有幾分悲壯的色彩。

  其次﹐從理論上重新探討“詩人”的含義。特別是在晚明個性解放思潮和性靈詩學推動之下﹐不少詩論家提出了他們理想中的“詩人”形象。袁枚《隨園詩話》卷九引王西莊(王鳴盛)語說﹕“所謂詩人者﹐非必其能吟詩也。果能胸境超脫﹐相對溫雅﹐雖一字不識﹐真詩人矣。如其胸境齷齪﹐相對塵俗﹐雖終日咬文嚼字﹐連篇纍牘﹐乃非詩人矣。”“真詩人”取決於作者胸境是否超脫﹐氣質是否溫雅﹔而作詩﹑吟詩祗是一種外飾﹐並非判定“詩人”的必要條件。“真詩人”的提出﹐改變了傳統的“詩人”觀念﹐它既非指典範的詩人──《詩經》的作者﹐亦非泛指一切寫作詩歌之人﹐而指向的是一種生命境界或生存狀態。這與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的棲居”非常接近。因此﹐袁枚稱賞此言“深有得于詩之先者”。

  中唐以來人們總結的詩人“薄命”“例窮”等特徵﹐其實是僅基於社會學層面的認識。相對而言﹐明清詩論家對“詩人”的探討﹐因更注重於詩人的性靈﹑天分﹑人格等方面﹐從而更能捕捉到“詩人”的某些本質特徵。黎遂球《顧不盈和擬古樂府詩序》說﹕“今天下多言詩之人﹐然而無多詩人。夫所謂詩人者﹐而必深居泉石﹐釣弋簡出﹐置世故于不聞而後為詩。”(《蓮須閣集》卷十八)黃宗羲《景州詩集序》說﹕“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為其性情﹐其景與意不可分也。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惟詩人能結之不散。”(《南雷文案》卷一)袁枚《隨園詩話》卷三則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近人陳楚南題背面美人圖雲﹕‘美人背倚玉闌干﹐惆悵花容一見難。幾度喚他他不轉﹐痴心欲掉畫圖看。’妙在皆孩子語也。”所謂“置世故于不聞”“天地之清氣”“不失其赤子之心”﹐強調的是詩人任運自然﹑絕塵息慮﹑天真無滓的品格﹐這顯然不同於傳統“詩教”所設定的“典範詩人”。

  《光明日報》( 2019年06月17日 13版)

[ 責編﹕李伯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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