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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周光召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7-11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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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吳岳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

  1982年﹐我從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考取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研究生﹐跟隨周光召先生攻讀碩士和博士。從學生到走上科研道路﹐周老師在學術上指引我﹑培養我﹐在生活中關心我﹑幫助我﹐在我每一個人生選擇的重要關口﹐周老師都對我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可以說﹐他的言傳身教﹐在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形成上﹐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如今﹐我也過了知天命之年﹐回憶起和周老師在一起的時光﹐那一幀幀畫面總是充滿了溫情。今年﹐是周老師從事科學事業65周年。楊振寧先生﹑李政道先生﹑徐冠華院士﹑萬鋼主席等國內外知名科學家和科技方面的領導人﹐對周老師在理論物理方面的貢獻﹑在國家科技發展中的貢獻進行了非常中肯的評價。作為學生﹐我就講講我與周老師在一起的一些小故事。

  初見周老師

  第一次聽到周光召老師的名字還是在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南京大學的龔昌德﹑蔡建華等知名理論物理教授﹐在談到我國理論物理界的概況時﹐都曾不約而同地提到周光召﹐並帶著很敬佩的語氣談及他的學問。那時﹐我的同學中也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周光召聰明過人﹐是一位天才﹐他的大腦比計算機還要算得快。後來才得知﹐那是指周老師巧妙地用最大功原理證明了著名的“九次計算”﹐結束了原子彈設計過程中近一年的爭論﹐為原子彈的研製成功作出了突破性貢獻。在我的心裡﹐周老師是個傳奇。

  我第一次見到周老師是在理論物理所舉行的研究生與導師們見面的座談會上。周老師鼓勵大家﹕“你們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由全國統考選拔出來的青年學生中的佼佼者﹐是幸運和希望的一代﹐願你們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遇﹐發奮努力﹐勇攀科學高峰。理論物理祗有世界第一﹐沒有第二。要做出國際一流的科研工作﹐一定要瞄準國際上的科學前沿﹐眼界一定要高﹐要敢於跟國際上最優秀的理論物理學家去競爭﹐而不要去跟自己周圍的同學和同事相比。”

我的老師周光召

彭桓武﹑周光召﹑吳岳良師生三代。圖片由中科院理論物理所提供

  我與周老師的第一次單獨見面是在當時的華中工學院(即現在的華中科技大學)。那是研一的寒假﹐我去參加由郝柏林﹑于淥和蘇肇冰老師主講的“相變和重整化群”工作月研討班。周老師特邀到會﹐並在百忙之中約見我﹐當他看出我緊張的心理﹐便先問了我參加研討會和在研究生院上課的情況﹐待我慢慢地消除緊張情緒後﹐他和藹而認真地說﹕“理論物理研究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從事理論物理研究至少要做好三方面的充分準備﹕一是要對理論物理有強烈的興趣﹐這樣才能激發一個人的好奇心去探索自然界的基本規律﹐併發現別人沒有注意到的問題﹔二是要對自己有足夠的信心﹐這樣才能敢於突破前人的工作﹐不迷信權威﹐做出創造性的研究成果﹔三是要對科學有獻身的精神﹐這樣才能勇於攀登科學高峰﹐不怕吃苦﹐真正為理論物理事業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周老師特別提到﹐國外活躍在前沿和做得最好的年輕理論物理學家很多都是沒有星期天的﹐一個人光靠先天的聰明﹐不靠後天的努力也是做不好理論物理的。說完﹐周老師問我﹕有沒有自信做到這幾點﹖儘管當時我對這幾點的認識並不很深﹐但感覺自己都能做到﹐就回答﹕我能做到。他沒有考教我物理問題﹐而是囑咐我在研究生院好好學習﹐先把基礎打牢﹐回所後再開展課題研究也不晚。他的這些教誨伴隨我一生﹐對我從事研究工作影響深遠。

  周老師引領我走上科研之路

  周老師很少給我們講大道理﹐但他總是用自己的言行教導我們該如何做科研。1983年秋﹐我結束了在研究生院一年的公共課學習﹐回到理論物理所。周老師很快給我佈置了研究課題──自由電子激光。老師每周和我們討論一次﹐在講完自由電子激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研究目標後﹐他重點指導我們如何做研究。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些方法﹐對我以後的研究起到了深遠的影響。

  比如﹐他首先教我們如何查找文獻和進入科學研究﹐並告訴我們﹐要從最新進展的論文閱讀起﹐若遇到不清楚或不詳細的地方再倒回去查找和閱讀論文中所引用的相關論文﹐這樣可以更快地瞭解該領域的進展﹐進入前沿研究領域﹐同時還可培養自己獨立思考﹐而不是一開始就按著論文原來的思路去考慮問題。

  再比如﹐他從來不記方程式﹐而總是從最基本的原理開始推演。他說﹐公式不能靠背﹐若是靠背﹐就算是記憶力最好的人﹐時間長也會忘記﹐但如果把基本物理概念和各種物理量的關係弄清楚了﹐就算忘記了具體的形式﹐也可以從最基本原理再推導出來。周老師的這番指導﹐給了我極大的啟發。

  為了使學習和研究更加深入﹐周老師還安排我們與國際﹑國內的激光專家廣泛交流﹐例如當時國際上做得最好﹑從美國回北京訪問的余理華博士﹐我國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我國加速器專家謝家麟先生﹑方守賢先生等﹐使我們從對自由電子激光物理原理的研究﹑新的理論方案的提出到對實驗裝置的瞭解﹐受到了一次較全面的科學研究訓練。

  在進行“正反粒子變換和左右宇稱反演聯合對稱性(CP)破壞和第六個基本粒子頂誇克性質”的研究中﹐我們對頂誇克質量的理論推導與歐核中心的實驗結果不一致﹐但周老師教導我們要勇于思考﹑不迷信權威﹐甚至對一些實驗結果也不能完全輕易相信和敢於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直到1994年﹐美國費米國家實驗室最終發現了頂誇克﹐推翻了歐核中心之前的實驗結果﹐這一爭論才有結論。

  記得在這一過程中﹐周老師曾講了一段難忘的經歷。1957年﹐他被國家派往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從事粒子物理研究。一次學術會議上﹐年輕的周老師對一位蘇聯權威的粒子自旋成果提出了異議﹐那位蘇聯教授回應﹕“你的觀點沒有道理﹗”周老師沒有直接辯駁。會後﹐他默默地研究了三個月﹐一步一步地嚴格證明了自己的學術觀點﹐並先後把研究結果寫成“極化粒子反應的相對論性理論”和“靜質量為零的極化粒子的反應”兩篇論文﹐發表在蘇聯的《實驗和理論物理雜誌》上。不久﹐美國科學家也得到了相似的結果﹐這就是高能物理領域著名的“相對論性粒子螺旋態”理論問世的過程。

  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CP對稱性自發破缺模型時﹐遇到過類似的學術爭論。我當時聯想起周老師講過的那段經歷﹐便用了半年多的時間考證和研究﹐撰寫了近80頁的長文來證明模型的自洽性﹐並完整地探討了CP對稱性自發破缺的雙黑格斯二重態模型﹐最後的研究結果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快報》上﹐該模型後來被國際同行專家稱為模型Ⅲ2HDM。

  言傳身教的影響

  周老師的一生是與祖國和黨的事業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他希望這種為國奉獻的傳統能在他的學生中流傳﹑發揚下去。1986年底﹐在我和周老師討論如何準備撰寫博士論文後﹐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博士畢業後﹐你就要開始獨立工作﹐在以後的人生中﹐可能會面臨多種選擇﹐但一旦國家需要你做出某種選擇﹐你是否能服從國家的需要﹖”

  我記得我當時的回答讓周老師感到很滿意﹐他接著說﹕“當然﹐要放棄自己感興趣和愛好的事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一個人對自己祖國所作出的犧牲和貢獻﹐國家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這一年﹐周老師作為我的入黨介紹人﹐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我留學期間﹐祗要他出差到我所在的國家﹐總會約我見上一面。我會向他匯報我的研究進展﹐並進行討論。他也總會給我介紹國內科技的發展﹐並多次提出﹐希望我能回國進行科學研究。應該說﹐我最終決定回到國內﹐和周老師的召喚有很大關係。

  周老師學風嚴謹﹐自律極嚴。例如在論文的署名上﹐雖然他一直關心理論物理前沿﹐也貢獻了很多卓越的學術想法﹐但他決不在他沒有做出實際工作的論文上署名。他在即將卸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時﹐曾和我吐露要回到科研一線的願望﹐並擠出時間認真研究。那段時間﹐老師經常和我討論學術問題﹐我們確定了課題﹐他花很多時間實際參與演算等具體工作﹐那段時間﹐我們一起發表了幾篇文章。後來﹐黨和政府又委任他做其他領導工作﹐他覺得自己的精力和時間不足以完成具體的研究工作﹐就再也沒有發表過自己署名的學術論文。

  周老師第一次見我時﹐就告訴我﹕老師和學生既是師生﹐也是朋友。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周老師不僅指導我們的學業﹐塑造我們的思想﹐對大家的生活也非常關心。他常跟我們說﹐不要在研究生階段就把所有的衝勁都用完﹐在刻苦鑽研的同時﹐要勞逸結合﹐鍛煉好身體﹐真正需要全力拼搏的時候是在你們博士畢業後。他常常在星期天討論結束後帶我們去改善伙食﹐並說這是他向他的老師彭桓武先生學的──彭先生當年也常常帶他去改善伙食。我至今還記得有一次﹐周老師不知從哪裡買了一隻雞﹐叫上我和幾位同學﹐讓門口小飯館燉了給我們打牙祭。

  我回到國內後﹐經常去他家裡拜訪﹐很多個春節都是同周老師和師母一起過的。對我而言﹐他們不僅僅是老師﹑朋友﹐更是可親可敬的長輩。我去家裡拜訪時﹐周老師會親自給我們烤麵包﹐後來他還把烤麵包的“秘訣”告訴我夫人。我有了女兒後﹐周老師和師母對我的女兒如同自己的孫輩一樣。記得周老師曾送過我女兒一套科普書﹐還給她簡單講解了其中生物的部分。如今我女兒讀大學選擇了生物醫學﹐我們都覺得和周老師給她的最初啟蒙有關。

  周老師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更是一位戰略科學家﹐他把自己的事業與黨和國家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新中國的科技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傳奇或許無法複製﹐但精神將傳承不息。在紀念周老師從事科學事業65周年之際﹐我們最好的做法就是繼承他求真唯實的科學精神﹑銳意革新的創新精神﹑德厚光昭的人品風格﹐在新時代的新征程中創造屬於我們的輝煌﹗

  《光明日報》( 2019年07月11日 16版)

[ 責編﹕董大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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