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論”的轉變與重建

2017-01-11 14:30 來源﹕光明網-《中華讀書報》  我有話說
2017-01-11 14:30:18來源﹕光明網-《中華讀書報》作者﹕責任編輯﹕張曉榮

  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文學批評在“作家論”這一塊變化很大。今天﹐“作家論”不能說已經完全消失﹐至少有了根本轉變。曾幾何時﹐這幾乎是一種主要的批評模式﹐但90年代以後越來越少見了。有些冠名“作家論”的文章實際內容已今非昔比﹐甚至有名無實。90年代初﹐我寫過《人物論式小說批評模式的反思》﹑《文體學的小說批評》﹐當時計劃還要完成一篇《作家論式小說批評模式的反思》﹐不知怎麼沒有寫下去。回想起來﹐可能跟批評界對“作家論”普遍失去熱情有關。但我覺得今天應該補上這一課。“作家論”批評模式源遠流長﹐並未過時﹐而我們對“作家論”至今仍然頗為冷淡﹐這本身倒是值得反思的一個現象。

  中國文學批評傳統講“詩言志”﹐講“以意逆志”﹐講“讀其書﹐想見其為人”﹐總之作家主觀心理和客觀行為是過去中國人談論文學時最關心的問題﹐肇端于《論語》﹐魏晉時期登峰造極的人物品評﹐包括《史記》《漢書》《三國誌》的人物列傳﹐都深刻影響了文學批評。古人論“文”﹐某種程度上就是論“人”﹐即始終把作家及其生活的世界放在批評的核心地位。這是我們的一個傳統﹐所謂“知人論世”。與此同時﹐中國文學批評也喜歡“尋章摘句”﹐也喜歡“披文入情”﹐所謂“尋枝振葉﹐沿波討源”﹐強調從字裡行間悟入。文本分析的傳統在中國古代文論史上一直都很自覺。別的不說﹐古人在語言文字上都有潔癖﹐像今天許多批評界同行捂著鼻子﹐對許多連語文基本功都沒有過關的惡劣文本分析來分析去﹐力圖繞過語言文字﹐發掘背後的微言大義﹐這在古人看來也許是不可思議的惡趣味吧。注重作家主體及其文本創造﹐這兩者結合起來﹐大概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論傳統的整體面貌。

  30年代左翼文壇引入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歷史批評”﹐也大量介紹了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時期的文論﹐尤其“別車杜”三大家﹐建國以後影響巨大。俄蘇文學批評在進行社會歷史和美學分析時﹐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特別強調文學批評中作家的地位。尋找作家的“才能的本質”幾乎是文學批評的一個核心任務﹐所以批評總是批評家和作家之間的心靈對話﹐總是批評家對作家的心理奧秘的熱情的探尋。這有兩種結果﹐一是批評家和作家惺惺相惜﹐如早期別林斯基和果戈理。一是彼此鬧翻﹐如別林斯基和果戈理的晚年。不論哪種情況﹐批評家和作家都保持近距離面對面的對話﹐批評家絲毫不憚于表達自己對作家的成敗得失的清晰判斷。作家和讀者社會重視文學批評﹐這應該也是原因之一。

  這種批評的“盛事”“佳話”﹐在中國文學的“現代”時期也屢見不鮮。當然﹐像瞿秋白之與魯迅﹑周作人之與郁達夫﹑茅盾之與眾多被他評論的許多作家那樣相對融洽的關係可能少一些﹐而像成仿吾﹑錢杏邨等之與魯迅﹑胡風之與林語堂和周作人﹑李健吾和王任叔之與巴金那樣劍拔弩張乃至惡語相向的時候興許更多一些﹐但批評家不怕說出自己對作家作品直接而清晰的價值判斷﹐由此而來的那種潑辣坦率的作風﹐乃是相當堅定的。這也形成了現代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精神品格。

  這個傳統多少也延續到當代。比如﹐即使在政治氣候陰晴不定的五十年代﹐圍繞《創業史》的許多批評就顯示了這個傳統的闊達氣度。八十年代老中青三代文學批評家歡聚一堂﹐其中也不乏魯迅所倡導的“壞處說壞﹐好處說好”的批評作風。

  但現在﹐這種空氣無疑日益稀薄了﹗除了少數真真假假的“酷評”﹐目前中國批評家和作家被私人之間的情誼或利害關係綁架得太過緊密﹐缺乏共同進入文學的公共空間進行坦誠交流的風度和雅量。從批評家這方面說﹐就是盡量不觸及作家的歷史經歷﹑當下處境與內心世界﹐總喜歡王顧左右而言他﹐要麼起勁地分析大家共同置身的歷史文化環境﹐而迴避單個作家對環境的個性應對﹔要麼起勁地分析封閉的文本﹐避而不談文本中可能矗立的作家本身的形象。過去說“批評缺席”﹐我想恐怕還是因為批評家一味迴避對作家提出直接坦率的批評﹐從而導致了批評活動中“作家的缺席”吧﹖

  這個問題怎麼來的﹖首先﹐可能是因為80年代以後﹐中國文學批評界受“新批評”﹑結構主義影響太深﹐迷信“作者已死”的說法﹐過分注重“文本細讀”﹐結果與作家漸行漸遠。同時還有神話原型﹑語言文體﹑符號學和敘事學分析﹐都風靡一時﹐而這些又都是超乎作家直接當下的生存與創作活動的高深理論。因為有感于過去政治對文學捆綁太嚴﹐80年代中後期提出了“向內轉”﹐主張回到“文學本身”﹑“文學本體”﹐強調文學的“主體性”。但十分弔詭﹐越是呼喚回歸文學“本身”“本體”“主體”﹐好像就越是看不清作家的存在﹐認不清作家的面孔了。再往後﹐“新歷史主義”登場﹐一切都必須“歷史化”了﹐都必須還原為特定的政治歷史過程。相對獨立的文學生產過程一旦經過“歷史化”的還原分析﹐似乎都成了歷史強人們一手超控的文學制度與文學生產方式﹐不關作傢什麼事了。作家可以一邊涼快去了﹗這就進一步加劇了批評活動中“作家的缺席”。

  在文學研究極端的“歷史化”操作中﹐不僅作家成了被歷史強人們牢牢決定的可憐蟲﹐曾經以探索作家心靈隱秘和創造奧妙為己任的文學批評本身也完全被這樣的文學史操作所取代。許多年輕的批評家一上來就忙著“敘述歷史”﹐遠兜近轉﹐就是不肯單刀直入剖析作家作品。至此﹐作家在批評活動中就完全“缺席”了。

  我這裡絕對不是片面責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史學化”﹐更不是片面責難近年來蔚然成風的對“文學制度和生產方式”的研究。這種學術性很強的研究過去太不夠。忘記歷史﹐看不到人(包括作家)的具體歷史境遇﹐文學批評還剩下什麼呢﹖我稍稍感到不足的僅僅是一些研究“文學制度和生產方式”的學者把作家置身的具體歷史境遇狹隘化了﹐似乎作家們的文學創作環境僅僅就是諸如文學領導機關﹑文學會議﹑文件﹑領導講話﹑批評家﹑出版社和雜誌──等等直接的文學生產“現場”﹐而忘記與此同時作家們還有更廣闊的生活天地﹐他們進行文學創作的環境還有上述這一切之外更豐富的社會歷史因素﹐比如過去傳記研究中全面涉及的作家成長經歷﹑讀書研究﹑社會交往﹑婚姻戀愛和家庭背景﹑工作環境﹑文學上的影響與傳承──諸如此類﹐尤其是包含這一切又超乎這一切的“時代精神”。如果這一切都拋諸腦後﹐僅僅關注直接的文學生產現場﹐僅僅描述中國文學被這樣狹隘化理解的局部的歷史所決定的那一面﹐看不到即使處在如此被決定的環境之下的作家個體的應對﹐個體的命運﹐以及並非浪漫主義所獨有的文學情感與文學想象﹐那麼對“文學制度和生產方式”分析得再精妙﹐對局部的歷史事件如何決定文學生產的過程研究得再透徹﹐結論也無非是一聲嘆息。

  為什麼以前我們那麼看重作家﹐甚至發展到不適當的崇拜創作的地步﹐現在又如此迴避作家﹐而特別看重超乎作家個體之上的全民共同置身的客觀社會歷史的過程﹖為什麼文學批評似乎不再是或不再主要是對於作家的個體精神創造活動的研究﹐而是雖然涉及作家但最終絕對超乎作家之上的客觀歷史過程的探索﹖研究作家個體的精神創造活動﹐難道會阻礙我們對於客觀社會歷史的理解嗎﹖對於客觀社會歷史的理解﹐至少在文學研究的場合﹐難道不應該或不可以落實到對於置身一定社會歷史過程的作家個體精神承擔的研究﹖無視客觀歷史的“作家論”固然是懸空荒謬的﹐但文學研究如果抽空個體承擔﹐傾全力于客觀社會歷史的研究﹐難道不也是一種“偏至”﹖

  關於浪漫主義文學批評的天才崇拜﹑創作崇拜﹐不僅“新批評”“結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各有透闢的分析﹐其他文學批評流派也不是沒有看到其中的“偏至”﹐但這並不是在文學批評中忽略作家存在的理由。正如我們雖然警惕文學研究片面和狹隘的歷史化和史學化趨向﹐但我們對從事這種研究的學者們已經取得的成績也應該心懷敬意﹐因為我們過去在這方面研究得實在太不夠。各種文學批評模式的不同側重點都是具體歷史條件下自然形成的﹐既非毫無道理﹐也非止于至善﹐更不能簡單重復﹐或彼此隔絕。以後如果還要做“作家論”﹐恐怕需要從批評家自身的文學經驗出發﹐吸取上述各種文學研究和批評的所長﹐同時克服它們各自的所短﹐從而爭取給中國讀者描寫出更加清晰的中國作家的精神形象來。不能清晰地描寫作家精神形象的文學批評總是猶如畫龍而未點睛。郜元寶

[責任編輯:張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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