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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法治具有目的性

2016-05-26 11:42 來源﹕學習時報  我有話說
2016-05-26 11:42:09來源﹕學習時報作者﹕責任編輯﹕蔣正翔

  法治是依照法律進行治理的社會狀態﹐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良好穩定的社會秩序。因此﹐法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

  作者﹕王利明

  法治是依照法律進行治理的社會狀態﹐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良好穩定的社會秩序。因此﹐法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無論是法家傳統還是儒家傳統﹐都將法律視為實現特定目標的手段和工具﹐只不過法家強調法律具有的富國強兵的作用﹐而儒家則強調“禮法合一”﹐更加注重法律維護倫理秩序的功能。近代以來﹐尤其是自“五四”運動以來﹐“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成為至高無上的目標﹐但法治並沒有成為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所共同認同的理想和目標。就當時的情形而言﹐人們儘管都能接受法治的理念﹐但大多將其作為改變國家積貧積弱面貌﹐實現民主﹑富強﹑自由﹑平等等目標的工具﹐在強調民主正當性的觀念之下﹐人民意志被賦予最高權威﹐而“正當性”普遍被“科學性”所替代﹐法律至上的觀念難以確立﹐法治話語始終微弱。

  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歷程。十年“文革”幾乎將共和國法制的基礎摧毀殆盡﹐無數的所謂“群眾組織”可以隨意抓人﹑抄家﹑審訊﹑拷打﹐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苦難。改革開放以來﹐法制建設迎來新的發展契機﹐基於對“文革”慘痛教訓的反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並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性成就。1999年憲法修改時﹐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實際上是將依法治國提昇到了憲法原則和治國方略的高度。這種觀念上的改變﹐表明“法治國家”已經被確立為國家建設的目標﹐而不祗是將法治作為一種工具。

  從十四大報告提出“建設小康社會”到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變化過程本身就表明了我國對民主法治建設的認識的深化。如果我們將“小康社會”僅僅理解為一種社會經濟維度上的現代化﹐那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已經不再局限於經濟層面的現代化﹐而是一種超越經濟維度的多元化現代化建設﹐包括社會文化建設﹑民主法治建設等各類有利於增進人民幸福和福祉的目標。應當指出﹐小康社會天然包含了社會穩定﹑秩序井然的內涵。“康﹐安也”﹐“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全面”二字﹐充分說明了小康社會超越經濟維度的內涵。“小康”不僅僅是指物質上的豐富﹑經濟上的富裕﹐而且包含了社會治理井然有序﹑社會環境安定和睦﹑權利自由受到保障﹑社會正義充分實現等內涵﹐而這種目標顯然是法治的目標。也就是說﹐法治並不祗是建設小康社會的手段﹐其本身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偉大目標的題中應有之義﹐這種目的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法治是一種良好的社會治理結果。法治的英文是“rule of law”﹐其強調依法治理的一種社會狀態﹐強調法在社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rule of law”不同於“rule by law”﹐後者是指用法治理﹐以法治理﹐將法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其強調的是人用法去治。德文中“法治國”﹑法語中的“法治國”都強調國家與法秩序的一體性。西方語言中的法治都將法作為國家治理的核心﹐其既是社會治理的手段﹐又是社會治理的目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一種依法治理的理想社會狀態。在漢語中﹐“治”與“亂”是相對應的概念﹐古人說﹐“治民無常﹐唯法為治”。因此﹐在漢語中﹐“法治”也包含了實現天下大治的內涵﹐尤其是通過法治實現社會和諧有序﹑人民幸福安康的社會治理目標。可見﹐穩定良好的秩序是一切人類社會追求的共同目標﹐法治也因此是人類基於自身的安寧預期而必然會追求的目的。

  法治內在包含著國家和社會和諧穩定﹑治理有序﹑長治久安。法治建設對於國家和社會而言﹐是一種具有基礎性意義的制度安排。人類歷史經驗表明﹐依法治國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誌﹐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特徵。一個國家要實現長治久安﹐必須厲行法治。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教訓警示我們﹐不實行法治﹐就很容易出現特權橫行﹑個人崇拜現象﹐最終將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受重大挫折。沒有法治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祗有與法治結合﹐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生活幸福。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應當通過法治激發市場活力﹐營造安全﹑有序的營商環境﹐保障市場主體的合理預期﹐這也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法治保障公權力有序運行﹐私人生活行止有序﹐人人敬畏法律﹐心有戒尺﹐社會和諧有序。

  法治內在包含著“規範公權﹐保障私權”的價值目標。首先﹐現代法治的核心內容之一是規範公權﹐公權力天然地具有擴張的本性﹐必須嚴格依法控制﹐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對公權力而言﹐“法無明文規定不可為”﹐即公權力行使的權限和程序都必須基於法律規定﹐受到嚴格限制。祗有保證公權力行使具有可預期性﹐人民的人身財產權益才能得到應有保障﹐人民才能享有充分的法治保障下的自由。其次﹐現代法治的另一項核心內容是保障私權。法律應當平等保護每個人的權利﹐保障個人的自由﹐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祗有使個人獲得充分的安全感﹐才能極大地激發個人的創新精神。保障私權一方面需要通過民法典等一系列法律規範全面確認個人所享有的各項人身權益和財產權益﹐而且應當系統規定私權的救濟機制﹐全面保障私權。同時﹐保障私權還意味著要尊重個人的“私法自治”﹐其本質上是尊重個人的自由和自主﹐即充分發揮個人在現代社會治理中的作用﹐與公權力“法無明文規定不可為”相反﹐私權的行使是“法無禁止即可為”﹐即祗要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禁止個人進入的領域﹐按照私法自治原則﹐個人均有權進入。這既有利於節約國家治理成本﹐而且有利於增加社會活力﹐激發主體的創造力。

[責任編輯: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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